贵州省银行最后发行的银元辅币券

周金科

1949年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往广州。此时，中央银行发行仅几个月的金圆券严重贬值，形同废纸。4月下旬，渡江战役打响后，人民解放军相继攻占南京、上海等地，从6月起人民政府宣布禁止金圆券流通，并收兑销毁。7月3日，迁至广州的国民政府决定以银圆券取代金圆券，但同样以失败告终。国统区一些地方政府在混乱的金融形势下纷纷另辟蹊径，昔日的金属硬币如银元、铜元、镍币等都在地方财政支持下自发进入流通，市场买卖均以银元作价。

当时的贵州省军政当局为支撑岌岌可危的本地经济不至于全面崩溃，1949年5月初与银行、金融财业共同议定执行《银行存放款暂行办法》，改以银元作为记账单位。据时任贵州省银行总经理的赖永初新中国成立后撰文叙述：计划按财政厅“财三卯字第3096号训令”分期投放100万元的“银元辅币券”作为流通零钱，配合主币行用。6月1日，贵州省银行先发行了30万元由贵阳大丰印刷厂赶印的壹角和伍角两种辅币券。同日，各商店均按银元标码计价。6月18日，贵州省政府还颁行《贵州省、县（市）各机关银元记账临时处理办法》，明确从党政等公职单位实行银本位制。已发行的两种辅币券物值相等，流通频繁，民众乐于使用。针对民众生活水平普遍低下，对无分值券、低值角券使用率高，辅币流用总量多不足的状况，囿于本省印制能力有限，贵州省银行遂向中央重庆印制厂急订100万元的壹分、伍分、壹角3种银元辅币券，8月印完提回。时解放大军已逼近贵州，军政府为在撤走前最大限度攫取民财，即令全部发行。省银行总经理看到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大势已去，不愿助纣为虐，以各种借口拖延至10月下旬只签发了20万元，主要流通于贵阳地区。余80万元未打字冠编号与钤印，新中国成立后裁角销毁。

壹分、伍分、壹角3种银元辅币券采用无水印藕色细腻棉钞纸平版印刷，用墨纯正，印色均匀牢固；色调雅致，明快亮丽，突出地方民族风格；由纹饰组成的花符图案和景观图案印制精细流畅，清晰利落，层次分明，画面富立体感，并以细腻别致的线条纹路作防伪考虑，未发现其他防伪暗记。券面上有“贵州省银行”字样，左右两侧分列字冠编号；中下依次为“银圆辅币”字样，大写面额及“贵州省银行董事长”（右）、“贵州省银行总经理”（左）的篆体印章；框外下边缘印“中央印制厂重庆厂”字样，四角印有大写面额。背面统一以“贵州省银行大楼”为主景，上方英文译为“贵州省银行”，两侧有艺术体的阿拉伯数字面额及英文，顺下中间有“1949”公历纪年，两边分列“董事长杜惕生”“总经理赖永初”的手写印刷签名。

壹分券票幅112×53毫米，正背面由几何图案组成的框饰、花符、图景等均为单一的红橙色，面下边框中间印“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字样，无底纹（图1）。伍分券票幅124×54毫米，面底纹由黄色“贵州银行”字样组成半圆弧互联纹饰图，边框及中心花框纹饰为草绿色，外围附有紫色花框纹饰；背面为单一的草绿色（图2）。壹角券，票幅123×53毫米，边框及中心花框纹饰为土红色，外围为淡蓝色花框纹饰，只是底纹黄色中略显红；背面为单一的土红色（图3）。

贵州省银行发行的银元辅币券在使用性质、兑银比值、印制形式等方面有独到的特点：1.属地方小额纸币，实际发行量并不大，收支较灵活自由，易掌控，金融风险相对小。2.先前行用的壹角、伍角两种辅币券，与后来发行的3种银元辅币券中的伍分、壹角背面均印有“每拾角兑付银元壹元”，而同时期央行中华版银元辅币券却是“每拾角兑换银元券壹圆”。一字之差，让贵州省银行发行的银元辅币券信誉保值度大大提高。3.行名、图景、书体、用色等设计突出自主意识，与同时期央行重庆版银元辅币券壹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主图为蒋介石肖像形成了政治理念上的鲜明对比。

贵州省银行当时在经济秩序混乱，金融危机，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情况下，顺应社会之需，及早恢复银本位制并发行银元辅币券，此举在短期内在稳定全省政治、经济环境，平抑物价，赢得民心等方面无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贵州省银行为辅币券所储准备金于新中国成立前夜被国民党当局强行掠去，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时约占发行总量12%～15%的券额无法兑现，变成无用纸币。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体恤民生，对这些纸币进行兑换回收，使民众的财产免于损失，同时也彻底结束了贵州省地方货币的发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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