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辛夷 带离“政治学路径”的讨论

似乎人们很容易把“一句话”、“一个人的状态”、“一个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忽略后做出一种对“舆论政治”的放大性讨论，那反而这个讨论也只是我们前面说到的“一句话”的现象，所以这两部分看起来很悖论。其问题在于人们忽视了对政治最基础性“辐射关联”的判断，其实人们个体的自我组织方式就是一种政治回馈，个体的判断方式和状态都是受到社会环境中“政治性”关联制约下做出的统一性经验行为或非统一性的经验质疑。那艺术的方式对于艺术家刘辛夷来说就是把“普遍”带到对经验的质疑中去，形成“非阐释”和“非解决”的不平衡的存在状态。

对于刘辛夷来说这种“态度”是很政治性的。对艺术政治的解读人们很容易变成对政治符号的讨论，变成一种“特殊性”。他关注人在环境中潜在的能力或“关系能力”，这也是潜藏的政治视角，“环境”的潜在性就像人们的一种“消化”过程，总会对不适应的东西产生阻碍，但总归会被这种大的环境和经验系统所平衡，从而“不适应”在这个平衡的驱壳下会延伸出新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这就像人的个体在这个环境中同时肩负着公共关联、社会性、普遍性的特征，但还处于“停滞状态”的政治“变异体”。似乎刘辛夷把这种“变异体”的膨胀用艺术的方式暂时给了它一种存在方式。那在他的作品中对于人们“经验的交换”或许能把这种存在方式激活。

他的作品始终就像一个“政治”的附着体，比如作品《有求必应》、《平民邦交》等，确实是对那种政治“变异体”存在方式的放大，捕捉到的也是“一个社会生活中的‘事件”、“一个人的关系状态”中的特殊性。同时这种存在方式更像在物质经济快速流通下的“意识形态”的“集合残留”，依然保留着生产方式中的功能属性，这也构成了“经验”的切入点。这也正是刘辛夷对“政治”的关注，但又脱离了对政治“舆论性”概念单一的讨论。

I ART：从你的作品联系到你对“政治”的关注，能看到作品是从社会生活、事件中的事物或事物的存在方式关联到对“政治”的体验，站在个人的角度，能谈谈与你紧密相关的周遭社会生活环境的现状与你关注的“政治”之间的关系吗？

刘辛夷：虽然讲具体的环境塑造具体的人，大体上是没错的，但要是认定了人是环境动物，甚至环境的产物，那可能就把人潜在的能力看低了。对我来说，只是和很多人一样，在同一个城市出生，长大，完成学业，来过北京，继而有过几年在国外的经历，再回国。但我大概是那种无论哪里都归属感很弱的人，也不渴求接纳，我没事儿愿意留意我生活的地方以及人与人相处的方式，自己梳理包裹了自己的各种关系。我想这就是引得我关心起政治的一些条件吧。此外，大概是分别在几个个性迥异的地方待过，还总是要面对人格和观念上的自我改造。这就像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的历程中，每个阶段都要上一遍政治课，可是在解释上却差别很大，出现了一些系统不兼容。这让我很困扰，但也觉得应该有可能在个人层面去化解这些扰乱，并且需要有一个持续性的输出手段来自证，于是这就成了我现在工作的一层底色。

I ART：一谈到“政治”，“公共关联、普遍性、社会性”似乎就成为了一种与之相关的利器，那从你的作品出发，你是如何看待这三者与政治性的潜在关系，并从中提取问题的？

刘辛夷：政治从来就是普遍关联的社会性活动，事关人类的自我组织方式。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是寻求打破藩篱，开启自下而上的平民政治参与。因而推进“公共关联，普遍性，社会性”是现代政治的本分。然而现在流行谈论的“公共关联，普遍性，社会性”更像是一种口号，在帮助人们真正理解和实践现代政治的目标上作用有限。比如，当代艺术语境里谈论的公共性是针对极小众的艺术观众而言的，和在派出所备过案的老百姓关心的公共性是不同的概念。至于我关心的政治议题，也不一定都具备很强的公共性，有不少只是存在于知识或者理论之中。它们作为创作素材，我的工作目的恰是要将它们的视觉形象带离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讨论路径。

I ART：同时结合你作品谈谈，你是如何把提取的问题置入你的创作思考和呈现中的？因为关于你思考的政治问题与作品的视觉呈现之间总是有一个“有效地带”，这对于当代艺术也是非常难的事情。

刘辛夷：这是个秘密。我的意思是，艺术创作里的所谓问题意识不见得都能解释创作动机。 对我而言，实际情况更像是我要首先寻找到一个令我自己兴奋的实践方式，在视觉领域里创造新的理解，而且我需要确定这种理解不是局限于我个人经验下的。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兼顾，我的理由是，艺术家的工作需要给予他人充分的尊重，因为展示的目的，仍然是经验交换。至于有效性说到底是个外部评估，艺术家作为自己创作的实践主体，往往也只有在作品充分展示后，才有机会去体会。就比如，我从未想到过，经我改造成抗议者的招财猫，竟然还在草场地的两家画廊前台继续干着“招财进宝”的老本行。

I ART：谈到“政治的话题”总是会给人一种严肃的感觉，但是在你的作品中能体会到一种轻松的、触手可及的政治体验的“愉悦感”，似乎与观者、公众的普遍经验有着真实的距离感和关联，但又同时透露出问题。那你在创作和呈现的时候是把观者摆在怎样一个位置上？（例如作品《平民邦交》、《意见箱》、《有求必应》、《休息指数》等。）

刘辛夷：谢谢你的评价。我的工作标准还是让作品尽可能做到自洽。但确有一些关系需要人的参与可以激发更丰富的可能性。就像你提到的这几件作品，但是一般情况下我很忌讳放大自己的因素，所以会想到邀请我的观众。在尊重观众意愿的前提下，我希望观众的背景和反应能够成为我作品的组成部分。然而互动只是途径，我希望以此作为一个入口，如能引发基于身心体验而对“政治”有所理解，于我，于观众可能都多少令人振奋。

I ART：为什么你的创作会一直关注于“政治问题”，同时你在国外和国内不同的生活感受中，对于你思考的“政治”出发点和触发角度有怎样的不同？

刘辛夷：其实我关心的还是社会和文化这些人文因素在工业化社会中的角色以及它们可能遭遇的嬗变，但是我发现不理解政治是不可能理清这些方面的复杂关系。这也可能和我很难热心投身于我生活的环境有些关系。

在伦敦的四年，我多数时间其实是在体会西欧作为最先工业化的地区是如何塑造和影响了世界。有多少我们熟悉的概念，制度，行事和思考方式的出处是来自我们的文化之外，又是如何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而身处那个环境，往往没法期待他人了解我所了解的，这让我意识到没有共同基础就无法奢谈讨论，必须寻找到一个锚点，这就只能在根本性的知识体系里摸到了政治这个底座。再就是通过试错学会了寻找适合自己的角度，避开陈规，去探索新知。

等回到国内，我体会到很紧迫的事是需要更好的理解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的意愿，逻辑和条件，以及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在世界上可能的角色。然而我的理解却和许多人有很大的交流困难。因为我发现许多国内知识分子的政治观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主体上的，然而我也不认为孤立地讨论中国的传统逻辑能够解释的了工业经济带来的新问题。这使得我更加坚定去讨论影响了我们现代化想象的外部环境和它们背后的错杂逻辑。

I ART：对于你这个时代和年龄的艺术家，面对相对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从你自身出发能谈谈你对政治体验的视角都会侧重于哪些方面和问题上？（它不像是一种直接战争的政治面貌，或是一种国家间的敏感政治话题。）

刘辛夷：我们这代艺术家普遍面临的是一个信息过剩但导向单调的环境，其中就面临如何从知识和概念中剥离出自己的认识，清晰自身与这个世界的种种关系，这或许是我们最切身的政治体验。而我们这代人最显著的政治体验是政治媒体化。互联网让信息传播，也让控制力跨越地域，我们自以为已经学会享受信息化世界的便利，但是每个参与者都面临严密的定向营销。与此同时，认同政治即身份政治，正在以诡异的方式在全球扩散，极端化的例子包括伊斯兰恐怖主义扩大化和民粹势力的聚集。政治逐渐成为专业性很强的领域，金融和投资界很可能才是看《新闻联播》最认真的人群。和常识相反，全球范围内，政治都在变得越来越精英化。

我自己跟踪的重点还是不同世界观的撞击。这个过程会有冲突，也有和解。例如经济全球化曾经是一项国际间的分工政策。它在全球范围内转移了资本和技术，目的是整合新的资源要素，授权后发国家和地区参与工业国的经济网络，就像企业里的管理层级结构。然而这种一厢情愿的安排逐年暴露出严重的挫折：一方面发达国家面临能力下降，活力衰退，债务危机和年轻人没有社会位置的前景；而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依然不健康，并且发现只有向发达国家集团争取更多政治经济权益才能应对的现代化进程对内部的传统社会的解体作用。全球化对两大集团而言，都已经成为宣泄不满的对象，但一时又不可能找到替代性的方案，反而成为一种多方牵制。国际格局的重新洗牌已经不可避免，但途径却不容易有统一的意见。战略背后的文化差异可能是最微妙的影响因素。

I ART：能谈谈你是如何看待你的作品呈现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并且如何看待当代艺术在公共空间中所处的位置？（例如像你的作品《请勿穿越》、《万用抗议牌》、《有求必应》等。）

刘辛夷：目前来说，我的作品和“公共空间”的交集还不多。《万用抗议牌》（2010）和《有求必应》（2013）都是在白盒子里看着突兀的家伙，可以说正是脱离了日常的背景，作品的观念性才可能成立。如果要强调作品与展示环境的社会属性之间的对话机缘，我倒是觉得《意见箱》（2014）和《请勿穿越》（2013）有那么一点关系。一个是借用了社会现实中的现成品介入美术馆的空间，伪装成功能性的设施。另一个是“装饰”了保险公司大楼里的一处通道，对出入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提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行为规范。至于说“公共空间”在当代艺术里的位置，我只能说还有待实践，因为目前这个概念的提法里，似乎总想将社会环境和美术馆和画廊展示对立起来，以放大艺术家的精英形象和社会责任，但少有案例能真实地和公众建立起一些关联。 我的体会是当代艺术家需要暂时忘记自己的身份，主动在艺术语境较弱的场合锻炼自身的智慧和灵活性。如今没有什么“公共空间”可能是属于全体公众的，只有被这样和那样的目的占领的场所，例如社区广场在白天是流动集市和城管的舞台，晚上又是跳广场舞的和停车场的较量。有的时候觉得这些更像是“公共空间”里的艺术。（采访/撰文：李宁 图片提供：空白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