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态文学的写作

主持人语———

哲夫几十年跋涉江河湖海，步履坚定从未停歇。

评家常说，纪实文学是用腿写出来的，前几期谈论这一点不多，是为不足。

哲夫笔下产生环境觉悟，从青少年始，又在万里行走中不断成熟，持之以恒，终成当代中国环境文学大家。他的成就再次证明，智者行走不止，才是纪实写作的基础力量。不仅写环保如此，写其他作品也一样，走了太行不妨走走庐山，走了黄河不妨走走长江，在行走中突破保守趋向开放。多年来，山西作家受种种客观局限，突破者不多，但应当深明行走之要义：开眼界，阔心胸，长学识，开境界。

哲夫是一位高产作家，更是一位参与生活变革的践行者。他知行合一，以写作为职责去建言生活，参与国是。他即便倘佯在历史时空中，也不忘开掘现实意义，譬如写《王维传》，时时谈及王维实为唐代珍爱生态环境的第一人。

哲夫是山西作家群落中整体开放的典型，他的写作像一块立体多棱镜，给纪实文学作者带来多重启示，关于他的研究，正在深入下去。———赵瑜

哲夫无疑是山西纪实作家队伍中很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哲夫首先是位多产作家，其数量之多在山西作家里是不是第一人不知道，但是着实令人叹为观止。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十卷本《哲夫文集》有近五百万字，之后的纪实作品数量更是远远超过了他的小说作品。

同我省其他许多纪实作家一样，哲夫开始是小说家，许多小说都很有影响，有的还被改编为电视剧和电影。他一鸣惊人，处女作便是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啊……》，1978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文革”结束后山西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年，他才二十多岁。199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十卷本《哲夫文集》后，他毅然放弃小说写作，全身心投入纪实写作中，辛勤耕耘，著作颇丰，时至今日，仍笔耕不辍。前年《中国作家》刊发了他的《水土中国》，全书五十九万余字，已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19年又完成了《景感生态———守望蓝天诗话》，即将出版。2020年1月，他出版了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辋川烟云———王维传》，今年四期《人民文学》发表了他近三万字的纪实散文《大地上的风景》；第七期《中国作家》纪实版全文刊载了他二十五万字的长篇纪实新作《爱的礼物》，全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人们有理由相信，已过花甲之年的哲夫又迎来了他的一个新的创作高峰。

由小说家转变为纪实写作者，在山西有影响的作家中，哲夫可能是最早的。

哲夫早在写小说时就开始关注环保和生态，他的小说代表作《黑雪》《毒吻》《天猎》《地猎》等长篇都是环保题材。转入纪实写作之后，文体发生了变化，但是题材没变，他对我国的环保事业长久地、持之以恒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写了淮河、黄河、长江、林业、水土、蓝天的生态报告。每部作品都是大视野、大情怀，所选题材几乎涵盖了有关环保生态最重要的咽喉领域。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陈建功这样说哲夫的生态环保写作：“博大深沉、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应该是这位作家安身立命的根本，读哲夫文章，不难读出他殚精竭虑、奔走呼号的激情，不难读出他义无反顾指点江山的决绝。”

哲夫的纪实作品曾获中国图书奖、冰心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北京文学奖以及中国首届环保文学奖等。

1998年，哲夫完成了第一部纪实作品《中国档案———淮河生态报告》，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2000年，根据这部长篇纪实作品由他亲自改编的电影《零点行动》，由福建电影制片厂拍摄，全国人大原委员长李鹏题写片名，原副委员长邹家华撰写片头文字，邹家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楼亲自主持新闻发布会，各部委领导参加，该部电影2000年获"华表奖"优秀作品提名奖。还是2000年，红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长篇纪实《黄河追踪》（上下册），由时任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曲格平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全国人大原委员长李鹏亲自出席了本次发布会，引起很大反响。2006年9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纪实文学《世纪之痒———中国林业生态报告》，被国家林业局评为“2006年生态文化十件大事”之一。200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首部政论体长篇纪实作品《执政能力》，作为中国作家出版社“改革开放三十年重点图书”首部推出，已经印刷六版。纪实作品《黄河追踪》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六十集连续播出。《水土———中国水土生态报告》被选入由中广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有声”———70年70部·优秀有声阅读文学作品。

哲夫的纪实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有目共睹。

以下是对哲夫的访谈。

畅建康：第一个问题，可能也是人们最想知道的。几十年始终如一日关注环保生态，几乎以环保生态为唯一写作题材，在中国作家里尤为突出。是什么原因让你对环保题材如此着迷？

哲夫：我小时候在北京丰台姥姥家，那个地方叫大灰场，其实就是个烧石灰的工厂。我的童年就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中度过的，烧石灰的地方可以想象出是一种什么景象，那时候人们根本没有环保意识，平时可能还好一点，一旦刮风，遮天蔽日都是灰沙，我和小伙伴每天就是在灰沙堆里玩耍。十五岁参加工作到大同。大同是个煤城，污染相当严重，地全是黑的，刮的是黑风，下的是黑雨、黑雪，都是煤造成的。再后来，我调到太原，太原是全国重化工基地，环境也比大同好不到哪儿，汾河严重污染，空气质量同样很差。如此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让我常常感到很痛苦。后来，我去武汉读作家班，插班三年级，两年时间，有幸读了大量国外有关环保和生态方面的书籍，那时候西方社会已经很重视环境保护，对我影响很大。环境政治学旨在构建人文生态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政治纽带，人不仅是自然人，还是经济人，具有社会属性，以生态环境为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是以人为本的政治。我就思考文学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为构建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发挥影响，进而影响到自然生态的变好。

还有一个小插曲。1984年，宁夏电视台拍摄我编剧的《森林的女儿》电视剧，因而有机会去了一趟长白山大兴安岭。去之前，我想象中的大兴安岭到处都是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但是当我跟着剧组来到长白山，却看不到森林。眼前看到的都是砍伐过的树桩，不见树林，林区的工人告诉我，过去长白山树林茂密到羊都是走进去出不来，密不透风的树枝和藤蔓会挂住羊角，现在他们砍树每天要走几十公里才会有树木。这让我很吃惊，对我觸动很大。过度砍伐对大自然的破坏太大了。回来后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叫《森林的性格》，发表在《啄木鸟》上，反响还不错。后来，时任《小说选刊》主编的李国文和我说，你的小说是环境生态文学，我这才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

在武汉上学期间，我开始自觉地写关于环保和生态的小说，这就是后来的《黑雪》《毒吻》和《天猎》。意图把自己的思索和感悟用小说表达出来，一吐为快。

畅建康：从《森林的性格》开始，从广义文学聚焦到了生态环境文学。代表作品是《黑雪》《毒吻》《天猎》。虚构黑雪，虚构毒孩子，虚构惊悚悲惨的生态灾难，以形象寻找探究呈现生态环境危机的文化根源和人性根源，进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人性批判。请你谈谈《黑雪》《毒吻》和《天猎》，这三个长篇在当时都影响很大，我们能把它称作你的环保生态小说三部曲吗？

哲夫：最先写的是《黑雪》。我在大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同天空中漂浮着煤粉，地上也到处都是煤尘，所以，雨和雪下到地上一定是黑的。书名就叫《黑雪》，我借鉴了西方的魔幻写法，写雪落到手上、身上，即可变成黑色坚硬的金属，意指空气和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揭示环境和空气污染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不可预估的破坏。《毒吻》还是运用魔幻的手法，构思了一个新出生的男孩，是个毒孩，一出生就毒死了父母，浑身充满着剧毒，他走过的地方，草木都会枯萎。当然立意还是警示人们对环境的破坏必将带来可怕的、意想不到的恶果。书出版后，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片名还叫《毒吻》。上映后，社会和观众反应差强人意，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部环保电影，许多人把它当成了恐怖片，甚至还有人说它是黄片，因为有个“吻”字。那时候整个中国社会还没有树立起环保意识，真的让人哭笑不得。可安慰的是，现在这部电影在豆瓣的评分反而还很高，这说明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了，但是已经过去了三十年。

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天猎》。同样运用的是魔幻手法，构思了一个貌似荒诞的故事。其立意更进一步，告诉读者人类破坏自然生态，最终自然一定会报复人类。正如题记：猎天者必被天猎！时过三十年，书中所写一切都已证明，人类猎杀天空、大地、自然的恶果，是如今对前者加倍的反噬。我在《天猎》中明确写了，生态污染是人类自身的不洁造成的，即我后来所说：人文生态的恶化必然导致自然生态的恶化，这是因和果的关系。书中通过一个死后在中国大地游荡的幽灵的眼睛，全景式展现了农村、城市、内陆、沿海、富人、穷人、男人、女人等，因潘多拉盒子被智者轻率地打开之后，观念发生大碰撞，因此而释放出种种人性的贪婪和欲望，而导致人性沦丧、生物灭绝、海岛与狂欢的人群，在风浪中陆沉。除了描写到各种人物之外，我还大篇幅地写到自然清道夫狼的生态末日，以及群狼的覆灭。窃以为，这部书迄今犹未过时，仍然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道。

可以说，环保生态意识已深深地渗入了我的所有写作中。王蒙在我的十卷本研讨会上曾说：实际上哲夫的环保作品是对一种道德、对一种文明的呼唤，环保其实是一种我们人类完善道德和高度文明的体现。

畅建康：作家的生活经历会决定他选择什么题材，能反映出他对生活的主观认知和思考，是一种自觉的写作选择。你是个写作快手，创作量很大，每本环保题材小说还都有不错的发行量，1997年长江文艺出版了你的十卷本《哲夫文集》，按说你的小说创作正处在一个巅峰状态，怎么在出版了小说十卷本后突然放弃小说转向了纪实，似乎在此之后，几乎再没写过小说。这是什么原因？

哲夫：我的小说多是魔幻的，像《黑雪》《毒吻》《天猎》《地猎》《天欲》《地欲》《人欲》《极乐》等，都是这种写法，当时的发行量都很大，地摊也在卖。于是在圈内引起一些人的诟病，说哲夫只会编，是地摊文学，甚至某段时间内，我竟成了一些人口中“天马行空，胡编乱造”的代名词。说这种话的人，根本就没有认真看过我的作品，或是根本没有认真思考过环境生态问题。早起的鸟儿没虫吃，现在看起来这很可笑，但在同时却让我觉得很无奈。事实上，那些虚构的作品都是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场景和原型的，都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并没有违背文学的规律。现实生活的中的一切，事实上比我所写的更难看。所以我决定要写些真的给人们看。返回来说，我刚开始学习写作时，写的就是雁北地区一位名叫李林的抗日女英雄。那时，我十五岁，刚参加工作，先是自己跑去平鲁搜集资料，写了有近百万字，后来雁北地区文化局把我借调到雁北地区李林传记写作组，那时十七八岁左右。我的首部作品《啊……》就是在参与《李林传》创作时写的。写出来以后请朋友复写了好几份，装订成册，在社会上流传。那时没有出版概念，后来流传到大同一位名叫黎军的老文艺工作者的手里，他那时根本不认识我，也未经我允许，擅自寄给了当时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林有光，林有光给我写了一封信。然后罗继长来大同看我，他见我是个小孩，怀疑作品不是我自己写的，所以又拖了一年多时间，然后让我去出版社当场修改了结尾，这样才相信是我本人所写，常德顺那时是我的责编。这算是我的第一部作品。

真正开始纪实写作的契机是淮河。

1997年中央台播出关于淮河污染的节目，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提出2000年淮河变清的目标。因为写环保小说引起时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的关注，由他介绍，1998年我和中央电視台记者一起沿着淮河走了一圈，跑遍了沿淮四省，实地采访了大量相关人士，面对满河的黑臭与沿河无数家大大小小的污染企业，欲哭无泪。所看到的触目惊心，极其震撼。回来后，我写了一部《中国档案》，上下两册，上册《中国高层决策写真》，从毛主席写到曲格平，写了中国环保从无到有的过程，下册名为《新闻曝光的背后》，写了1997伊始的淮河污染治理过程，共计五十余万字，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将红色的归档，为黑色的立案”是创作这部书的初衷。其实从采访考察伊始，本人已经是一位淮河治理的参与者，不仅仅只是个写作者。我们在采访中发现的问题，都会反映给有关部门，督促解决。本书出版后引起反响，后改编为电影《零点行动》在全国上映。本片由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亲笔题写了片名，邹家华副委员长亲自修改了片头文字，并由邹家华主持在全国人大会议楼组织全国人大常委观摩了电影，获得了好评。

这次淮河写作实践，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纪实的力量，它能直接干预生活，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这是小说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因为对环境污染的痛心疾首，也是一个作家的使命感，让我义无反顾地决定以后的写作走纪实的路子，不仅要用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还要直接干预现实，为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尽一个作家的责任。

以后，大家都知道了，我虽然也写过几个小说，但全部精力和作品都投入纪实写作了。

畅建康：听说你的第二部长篇纪实《追踪黄河》是参加“中华环保世纪行”途中写就的，这是一种具有现场感的写作，这和之前写淮河有什么不同吗？

哲夫：1999年，我应邀参加了“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采访活动，沿黄河走了八个省区，从黄河发源地到东营黄河入海口。在海拔近四千米的黄河源头玛多县，氧含量只有百分之六十，许多年轻记者都忍受不住，血压偏高，我不仅上了山，还坚持了下来。行程上万里，因时间长，记者们中途轮换，我无人替换，从头至尾，一天不落地坚持下来，前后一百多天时间。因为“中华环保世纪行”由全国人大组织，奉命对黄河的环境保护进行监督，我们采访了很多人，包括有关省份的领导，对各地的黄河环境保护提出要求和建议，对黄河的保护起了一定的作用。沿黄河一路走来，我既是作家也是记者，身上背负着全国人大赋予的监督和督促职责，是保护黄河的实际参与者。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现场感，牺牲休息和睡眠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完成写作。虽然辛苦，但是身上沉甸甸的责任又让我不敢有一丝的怠慢。途中，还不小心摔坏了手提电脑。

差不多是一走完黄河，我的第二部长篇纪实《黄河追踪》也完稿了。《黄河追踪》分上下两册，上册《西部大盘点》，下册《魂兮归来》，2000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邹家华、曲格平、张维庆等人为本书题词，由曲格平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李鹏同志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中宣部、中国作协有关领导也出席了发布会，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因为我是“中华环保世纪行”的实际参与者，肩负全国人大赋予的责任，身临其境，现场感受自然和一般的采访不同，思索和感悟要更接近事实真相，写作心态也会和一般写作迥然不同。一路走来，边采访边写作，确实辛苦，但也很是自豪。其一，我作为一个公民参与了保护黄河的行动；其二，作为作家我完成了写作，并且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反响，同样为保护黄河做出了贡献。一个公民，一个作家，没有辜负使命，足矣。因此，我的纪实写作之路走得更加坚定。

畅建康：写了黄河之后，你又写了长江，是这样吧？

哲夫：是的，也是参加“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的收获。我前后六次参加了“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还曾经被评为“中华环保世纪行”模范人物。

2000年，随“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考察长江，再次涉足青藏高原，上次考察黄河源头是玛多，此次是五千多米海拔的沱沱河，从上海出发，走了十三个省，历时一百零八天，行程两万多公里。这又是一次很有意义的采访和考察活动，收获很大。考察结束后，我完成了一部长篇纪实《叩问长江》。《北京文学》发表了部分章节，2003年获得“新世纪首届北京文学奖”。

后来，花山文艺出版社将我的写淮河、黄河、长江的三个长篇收集到一起出了一个“江河三部曲”，分别叫《淮河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和《长江生态报告》。

畅建康：目睹了大江大河，写了“江河三部曲”，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哲夫：最大的感受是环境的破坏已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那几年有一句话是“无河不污，无山不秃”，绝非夸张。在大兴安岭，专家告诉我，再过十几年，大兴安岭将不复有森林。大同煤矿把侏罗纪、玄武纪、寒武纪加起来也采不出煤。黄河的发源地玛多过去一亩地能养三十头牛，我们去的时候三十亩地也养不活一头牛。为什么呢，没有草了，没有草怎么可能有水。于是那几年黄河年年断流。到处资源枯竭，富庶的地方不再富庶。处处触目惊心，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如若再不重视环境保护，放任对环境的破坏，我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将不复存在，生活一定会倒退。所以我更加感到了我选择环境生态纪实写作，意义重大。好在我们的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不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促使环境改善，老百姓的环保意识也日渐增强，共同爱护我们的家园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我们国家的环保事业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畅建康：据我们所知，你还写了林业和水土，这些同大江大河一样都是有关环境保护的最重要的领域，都是重大题材，写水土保持的纪实长篇还入围了最近一届的鲁迅文学奖。

哲夫：是的。写完《长江生态报告》之后，受林业局之邀，去写中国的林业生态报告我过去随“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去过我国不少林场。这次又在林业部同志的陪同下，走访了过去没有去过的地方，前后历时两年，走遍了我国大大小小的林场。最终完成了我国林业的全景式生态报告，书名叫《世纪之痒》，六十万字，2006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出版被国家林业局评为“2006年生态文化十件大事”之一。

写水土保持是受《中国作家》之邀而写的，是2015年的事情。采访是从梁家河开始的，具体点说是梁家河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园。有一块碑上写道：明代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陕西子洲县黄土洼，因自然滑坡、坍塌，形成天然聚湫，后经加工而形成高六十米、淤地八百余亩的淤地坝，距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相映成趣的是，物换星移，在距今四十年前，有那么一个北京知青领着社员，七年内竟然修了四座淤地坝。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先后还走访了延川、宜川、洛川、富县、延安、渭河沿线等地。还遵循水保路线，不间断地走访了江苏、福建、山西、深圳、黑龙江等地，在2015年春节前完成了二十二萬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水土生态报告》。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个写作任务，是因为我认为水土保持是环境保护的重中之重。这本书入围了鲁迅文学奖。

畅建康：纪实作品应该是作家独立的价值向度前提下，对一段重大历史事件以多方位、跨学科考察的文学叙述。你的上述纪实作品无不是这样，很让人赞赏。在人们不断看到你一本又一本有关环境生态纪实作品问世时，意外注意到你写了一本《执政能力》，是写一位县委书记，能说说这本书吗？它与你一直关注的环境生态有关系吗？

哲夫：很有关系。写了这么多有关环境的纪实作品，我认为环境生态的破坏这一切的一切是人造成的，是人做得不好，是执政问题。所以我回过头来追问人，追问执政能力。我把着眼点放在县一级执政者身上，有一句话叫作“郡县治，天下治”，郡县自古以来是中国基层治理政权，一路诸侯决定一方水土的干净富裕与否。所以，我写了一位县委书记，呼唤我们的执政者能勤政廉政善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为政治人文生态决定着自然生态的好坏。清官和好官不仅要两袖清风，还要为官一任，富裕一方，清净一地，这才是清官好官。什么是“贪官”？什么是“污吏”？你就是为官之时富可敌国，可是却污染了百姓世代生息活命的一方土地，亦难逃“污吏”的恶谥。在书里，我也写了大量有关环境生态的东西。这本书入了作家出版社的畅销书榜。

畅建康：你的纪实作品一直是现实题材，大家看到你刚刚出版了一本《辋川烟云———王维传》，王维是唐朝的著名诗人，古代人物传记中的人也能与生态产生关联吗？

哲夫：王维是个很纯粹的生态人。他是我们河津人，黄河从河津奔腾而过，王维自小枕着黄土地，听着黄河的涛声长大。那时候的黄河不但水势大水流急，而且是一条清河。那时候黄河还不叫黄河，叫大河和长河。王维的最著名的诗是写山水的诗，他热爱大自然、歌颂大自然。大自然对王维性格和品格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作用。王维和李白是同时代的人，王维大李白一岁。王维一生做官两袖清风，命运坎坷仍不改善良自然本性。夫人死后不续弦、不纳妾，所谓的辋川别墅并不是豪宅，是为了接母亲来住，最后还献给了皇上，之后蛰居在长安的一个小民宅里，还用不多的俸禄接济穷人，自始至终保持着生态人的本色。因为被安禄山封官的污点，一生都在忏悔，一直生活在抑郁之中。人类皆为生态人，但是大多数生而为人的自然人，走入社会后，渐行渐远，离自然越来越远，完全变成了一个与生态对立的社会人，万物皆备于人类巧取豪夺的思想，在封建社会表现得更为突出。而王维却不是这样的，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自然之子，他热爱身边的一草一木，他的所有诗歌、绘画、书法、音乐、生活、情趣，都是以自然的存在为观照的，自然中不存在的东西，在他的作品中也是找不到的。艺术就是自然的反映，而作为为官清正廉明，作为生态的唯一的人类，只能是客观与主观的升华，不可能凭空生发，凭空创造。他的生活轨迹也是如此，仕途更是如此。他用自己的一生诠注了社会人与生态人的冲突，这个冲突的过程，丰富了他的创作。

畅建康：从现实题材到历史题材，这么大的跨度，你有什么感觉？

哲夫：我认为历朝历代都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个瞬间，其作为人的自然属性不变。

畅建康：你刚刚在《中国作家》第七期发表了二十五万字的《爱的礼物》，这是一部关于扶贫的写作。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在推荐语里这样写道：“中国政府锐意脱贫攻坚，使占地球人口七分之一的大国走出贫穷，这不仅是送给中国贫困人口的一个《爱的礼物》，也是送给世界人类的一个《爱的礼物》。本书集新闻性、故事性、文学性于一体，以地球人类为大背景，以生态人为全书楔入，通过散点透视手法，择取不同个性，不同生活场景，不同生动故事，不同有趣细节，塑造了众多基层人物，把烟火气的描述提升到哲学层面，弘扬了人类永恒的爱的主题。本书调动各种文学手段，例如电影蒙太奇手法、小说描写、散文叙事、古诗词的提纲挈领，既有报告文学的新闻况味，又有意趣横生的文学意蕴。”把扶贫放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全球化的语境中，与生态保护联系在一起，请问你是怎样的认识？

哲夫：《文艺报》采访我的时候也问过相同的问题。我的写作生态环保主题一直未变，自然也不会放过任何一种表述机会和可能。

岢岚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中部，现辖二镇十乡，人口八万六千。历史悠久的岢岚，从殷商起各族政权即在此治所管辖。毛泽东在岢岚路居期间，曾留下“岢岚是个好地方”的深情赞语。岢岚山多沟深，自古就有“刨个坡坡，吃个窝窝”的说法。只要人勤劳就能活命。所以这里的人虽然穷，可自尊心很强。过去走西口的年代，许多人走到岢岚就走不动了，被自然风光吸引住，找一条沟就悄悄住下来了。唐宋时诗人李白、杜审言、邵雍、欧阳修都先后赞颂过岢岚。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从长安出发，“自惊牵远役，艰险促征鞍”，在岢岚耳听眼看夸赞说：“北地春光晚，边城气候寒。往来花不发，新旧雪仍残。水作琴中听，山疑画里看……”我借四贤诗攒了一首七言：“水琴山画少陵祖，云起烟生邵雍羞。边月剑花李太白，岢岚城疏欧阳修。”但岢岚气候不好，冬天零下四十摄氏度高寒，风大，从春天一直刮到冬天，无霜期不足百日。加上近几百年来，二十五度坡以上被农民一代接一代开垦、种植，已不堪重负。有些地方水土流失严重，一方水土已养不活一方人。岢岚成了贫穷的代名词，

对岢岚的扶贫完全是生态扶贫。我把岢岚放在人类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是地球上一个小的区域。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人类始终是一个整体，是不能孤立存在的。世界上所有人和事，都是地球上发生的人和事。所以《爱的礼物》一书的人物和故事，都置身于人类的大背景之下，都是地球棋盘上不可或缺的棋子和细部，与我前不久完成的《景感生态———守望蓝天词话》一书，是同样的谋篇立意，只不过从保卫人类、保卫蓝天，走向了保卫大地致富中国的贫困人口。传统观念是，农民种地离不开土地，而现实的表达则是农民种地意味着贫穷。千方百计离开土地的方法，过去是科举进士，现在是考大学，从工、从商、从政，大家共识很明确，从土地的束缚和贫穷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改变个人以及家族的命运。脱贫攻坚则升华和更新了这个含意，不仅是让农民脱贫，从土地无所不在的束縛中把农民解放出来，同时，也把二十五度坡以上的土地，从无度的垦殖中解放出来，退耕还林，让土地得以休养生息，赋予土地以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经营方式，走良性的、现代化的绿色种植的道路。消灭贫困超越了政治范畴，归入了实实在在的人类文明范畴，无论对什么政体，都属于优劣与否的试金石。这是一举几得的事情，也是史无前例的一种伟大的尝试。地球能养活的人口有限，贫富悬殊，加大了剪刀差，饥饿还在世界上肆虐。中国政府锐意脱贫攻坚消灭贫穷全民奔小康绝非一国一地对贫穷和饥饿的改变和努力，占地球人口七分之一大国的饥馑是可怕的，如果中国不能温饱有余，十四亿人口向全世界进发去寻吃觅食，那就是世界的没顶之灾。中国人安定了，世界就安定了。中国政府脱贫攻坚奔小康是安定世界、和平世界、纠正世界生态不平衡的一个重大举措，不仅是送给本国贫困人口和地球生态的一个爱的礼物，也是送给全世界全人类的一个和平稳定的爱的礼物。我本人认为这是我纪实写作中生态意识的最高表现。

畅建康：环保和生态意识是你写作始终不变的主题，你已经在你的小说和纪实作品里有了充分的表达，用文学叙述了你的思考和感悟，也在不断影响着读者。对此，你还有需要强调的吗？

哲夫：我最近在微博上回复喜欢我的作品的读者时这样说：

“人是生态人，生态环境是个自然物质的世界。自然世界崩溃之日就是生态人的毁灭之时。违背自然规律造化法则，是对自然生命和天赋人权的践踏和不敬。根本原因是：自然界的静物和动物都各有所属，之所以造成污染变成垃圾，是因为物质放错了地方。物质错位会造成各种污染。垃圾在垃圾堆里肯定是垃圾。这一切的造成和起因，无不源于初窥自然奥秘的人类得意忘形。”

“世界已进入泛娱乐化时代。人文生态恶化，自然环境高危，有些人的行为越来越像害虫。精致的利己主义，正在吞噬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的理想。劣币驱逐良币，无道德判断，无是非观念，无行为准则。科技日新月异，地球越来越小，人心越来越大。醉心于扮演上帝，为追求个人名利置人类于危险之中而不顾。类似创世纪般庄严的事情也敢肆意妄为。各种各样大疫的络绎不绝是自然的自我保护机制。是给人提一个醒。究竟为什么？又究竟图了个什么？每一个人都在发问。”

“似乎一切都拧了：大千的精神，万物的良心，科学的人性，丛林法则大行其道，公然挑衅人类文明。倘如人类不能自律，泛娱乐化的结果，会使末日向我们大踏步走来。应该让人类的品格与物我共同升起，不灭如日月的光明。”

今后，环保生态意识都还将是我写作的主题。

畅建康：你是如何理解纪实作品的文学性，换句话说，如何才能写好纪实文学？

哲夫：纪实文学的三个性能必须具备。第一，纪实文学应该有相当的现实性，没有现实性，不是一个社会热点，没有时效性，那么对社会的干预程度就会减弱。第二，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功底，包括生动的文字语言，不能平铺直叙。第三必须有鲜活的人物形象，作品里每一个出现的人物都要让他活起来，不能干巴巴的只是一些文字符号。要把这三点全部体现出来，我觉得采访至关重要。我采访都是下很大功夫的，尽可能把能采访到的、能听到的、能看到的，往深里理解，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因为采访整个过程将决定夯实你写作的基础。比如我写王维，准备素材用了好几年，动笔写起来只用了一个月时间。一旦资料齐全了，想法成熟了，一切就水到渠成了，手到擒来，根本用不着你煞费苦心。如果没有扎实的采访和素材收集，写作一定很难取得成功。

畅建康：最后一个问题，山西作家里你可能是使用电脑最早的，你大概还是山西作家里最早开博客的，你觉得电脑和网络对一个作家的帮助有多大？

哲夫：我对新的科技一向感兴趣，愿意接受新鲜事物，这与个性有关系。我最早用的是286，最原始的电脑就是286，我当时买的是臺湾的宏碁。原来写完东西常常就乱了，还得找人抄写。用了电脑，这些问题就不会出现的了，现代科技确实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利器。我开微博很早，2008年初即在新浪设立了自己的官方博客：“地球、猫爪下最后一只瓢虫”，一边从事传统写作，一边开始以网络为阵地进行环保教育宣传，在博客上发布了大量的环保文章和作品，一篇文章最多点击量可以突破百万，引来了大量读者。既宣传了环保，又为自己的作品聚集了人气。现代社会，上网的人越来越多。网络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个作家绝不可以忽视网络。

畅建康：谢谢，期待看到你更多的优秀作品。

责任编辑阎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