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遗存

梁志宏

母亲仙逝已经一百天了。我度过了一段悲痛和恍惚的日子，心情渐次归于沉静，但对母亲的思念与追怀仍不绝如缕。此前我在哀伤中写下《妈，我想把你拉在人间》《安魂曲》等几首悼母诗，一篇记述母亲病重、生离死别和举家葬母的散文《痛别慈母》。计划再写一篇，拟好了标题《母亲的遗存》，却迟迟未敢动笔。

这个题目过于沉重，我得有所准备和积淀。

最早引发书写这一选题的，是在故乡治丧期间，目睹母亲病重住院所带的手提包里的几件衣服、日用品及记有儿孙、亲友电话号码的小本儿。我跪在床前抚摸着这些带有母亲体温的物件号啕大哭。

母亲“三七”过后，我们兄妹开始整理母亲留在各家的遗存，都有一套被褥一些物件。我和妻子将母亲的一套被褥拆开，取出棉絮做成了一张双人褥子铺在床上，能够每天感受到母爱的温暖。母亲晚年常住弟弟志祥家中，除了普通衣物、日用品和相册等，还从大衣柜里发现有如文物般的珍存：母亲年轻时做裁缝用的经过时光打磨的竹尺、剪刀，一大摞工作证、荣誉证，尤其存有英年病逝的父亲1950年代贴有照片的工会会员证，令人唏嘘不已。

这些遗物印证了母亲父亲一生的行迹和心灵历程，蕴涵了多少难以忘怀的往事今情，让儿女抚之动容念之绵长。

一

母亲和父亲留在世上最为重要并世代相传的遗存，无疑属于生养并抚育成人的四个儿女，早年收养并视为己出的养女即我的大姐，以及孙辈、重孙辈后代。我写于1990年代的散文《父亲山》和《母亲河》，曾将母亲称作一条清澈丰沛的河流，把无私的母爱输入丰饶的家园，一脉烟火得以相传。而父母构建家园的根据地，就是1944年早春落脚于太原，白手起家历尽艰辛所托起的桥东街老院。

如今印证桥东街老院初构的遗件，1947年9月购买三间土平房和院门用毛笔竖写在麻纸上的“推让证”，1951年父母申请自建三间土平房经首义关街政府批准、由市房管部门下发的批件，都在我的书柜家庭档案匣内静静躺着。这是1980年由于一场旷日持久的房屋官司，母亲万般无奈之下从厨房顶棚的椽子缝里找到的，据此原始凭证最终获胜。购房字据和盖房批件上的红印章、红手印，虽然已经褪色，但这印证了父母创业置业的心血、汗水与甘苦的遗物，会作为家园“一级文物”保存下去。

往事历历在目。我们兄弟姐妹就是在这黄土夯墙、渣灰筑顶的陋屋和开着向日葵、俗称馒头花的蜀葵的院子里，在父母、祖父母的呵护下求學、立业和成家，由此奠定和成就了平常而美好的人生。在城市化进程的浪潮中，桥东街老院在1993年因整街改造而荡然无存了。一向开明的母亲在依依不舍中第一批签约，并把回迁的住宅和门面房归置到了儿女们名下，自己开始了在儿女家中居住的晚年生涯。

家庭档案匣中，还有母亲1953年10月、11月两张方形证书：参加扫盲班的毕业证和参加私立育英缝纫传习所培训的结业证。与此关联的，是母亲当年使用，保存至今的一条皮尺、一只暗黄色的刻度有点儿模糊的竹尺和一把铁质明亮刃口依然锋利的并州剪。我抚摸着这些物件，想象母亲无数次把握、摩挲留下的掌纹，伴随着主人度过了多少寒暑晨昏啊。

当年十来岁的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和二姑梁兰英量体裁衣、昼夜忙碌的身影，记得母亲左手尺子、右手画粉在布料上划样，用剪刀熟练地裁剪成片，更多是伏在缝纫机上制作成衣的情境。母亲做工精良价格优惠，凭街坊邻居口口相传客户日渐增多，春节前赶活经常挑灯夜战，我半夜醒来常常听到缝纫机针头轧轧的响声。有一年春节前活计太多，加上为家人赶做新衣操劳过度，母亲得了头晕头疼病，晕得站立不稳，疼起来躺下休息头部得缓缓地挨住枕头。母亲吃了一百来副中药才调理过来，土坯屋里中药味儿弥漫了好长时间。

小小家庭裁缝铺开了三四年，直到1957年秋天，母亲参加工作当了太钢幼儿园保育员才告停业。母亲晚年仍为这一段裁缝生涯感到自豪，不仅有一份收入支撑家庭渡过难关，还凭着这个手艺无偿为亲友、工友做活，如同授人玫瑰手留余香，获得了诸多回报。

母亲身体素质一向很好，一生有过三次晕倒。第二次晕倒也是由于操劳过度。1987年，桥东街老院铺开摊子，雇了两个南方木匠给我和志祥制作家具。母亲全天候支应包括给木匠做饭，前后忙碌了四十来天，工程收尾那天突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我们赶紧送母亲到医院检查，大夫说是老人身心过度劳累所致。母亲又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儿女累倒的呀。我深感自责接母亲来老军营家中小住，调养几天后康复了。

母亲第三次晕倒，是在2009年罹患恶性淋巴瘤治疗期间发生的。患者常规化疗都是每个疗程住院一周，回家调养与恢复两周。第三个疗程结束正逢国庆假期，母亲住在大妹凤书家中，那天感觉身体还行，随家人去美特好超市购物时突然晕倒了。我以最快速度赶去，母亲短暂昏迷后已经神志清醒。120急救人员检查，母亲系血压过低身体虚弱加上超市闷热缺氧所致，就近送到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平安回到家中。

当年12月底，母亲的淋巴瘤奇迹般痊愈出院，肿瘤医院专家预测能够存活3至5年，但是直至2018年去世也未复发。志祥在整理遗物时，发现母亲对那次入院、出院包括每个疗程的日期都有详细记录，可见老人对于生命的看重，对待生与死的豁达与超然。

二

母亲晚年多次讲过父亲和她参加工作的经历，以及在岗位上勤奋劳作的情景。我目睹母亲留存的各种证件，回忆多次去母亲工作过的太钢幼儿园和烟火缭绕的加工厂炼铁炉前，感受到了母亲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岗敬业的情怀。

母亲一直保存着父亲参加工作后早期办的会员证，暗红色塑科封皮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员证”，内页标明道口工、1953年4月入会等字迹，盖有太原钢铁公司运输部工会委员会的公章。父亲参加工作有一定戏剧性。1952年春天，母亲抱着出生不久的二女儿坐在临街的门边，被一位寻找奶妈的老人发现，反复动员给他女儿刚生下的男孩当奶妈，许以每月200斤小米的高酬，外加一床棉被一身衣裳。母亲为了缓解家境之困答应了，将自己的孩子送回老家寄养。老人的女婿是省政府一位厅级干部，得知我父亲初小文化没有工作，正逢太钢招工，便写了一封介绍信，父亲顺利当上了运输部的一名道口工。遗憾的是，送回老家寄养的我那个妹妹生病夭折了。我想，母亲晚年独处时手捧贴有父亲照片的会员证，想必会勾起夫妻成家创业许多甜蜜和疼痛的回忆，父母那种看似相处平淡、却托付终身的夫妻情分，晚辈从一枚会员证上又会多一份领悟。

母亲参加工作则体现了工会组织对职工及家庭无微不至的关怀。1957年9月，父亲单位运输部工会干部邢志良来家中慰问，父亲半年前患肺结核初愈转至太谷县疗养，每月只有劳保工资38元，老邢一看户口本上连爷爷奶奶八口人，属于特困户，回单位研究第二天派人送来50元救济金，母亲始而推辞，得知救济金不是借款时感动得几乎掉泪。一周后工会又介绍母亲到太钢幼儿园当了一名保育员。母亲切身感受到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享受免费看病和救济等福利，生活有保障，生发出好好工作报答国家的心劲儿。

1958年春，太钢幼儿园上报公司行政处批准，从16个临时工中第一个给母亲转正。

1958年秋，太钢承办全国十大钢厂职工篮球赛，抽调后勤单位一批女工去新落成的俱乐部服务，每人分管七八个房间。母亲除了打扫卫生，见新房潮湿被褥也发潮，就找了两根绳子，把被褥搭出去在阳光下晒了半天。各地的篮球队员在餐厅吃饭，有的反映被褥潮湿，有的却说被子暖烘烘的。太钢工会领导一调查，得知母亲主动晾晒被褥，虽是一件小事也体现出太钢工人的精神风貌，给予大力表扬。母亲当年评获太钢先进工作者称号，胸戴红花参加劳模大会，并作为太钢代表光荣出席了在公安礼堂举行的太原市劳模与先进工作者大会。

母亲保存了在幼儿园的工作证和不惑之年调往太钢加工厂的工作证，分别贴着青春含笑和成熟持重的照片，映现了人生两个阶段不同的心境。

母亲调动工作是在1966年春天，背景与正在酝酿爆发的“文革”无关，而是太钢公司精减行政后勤人员，充实和加强生产一线。

幼儿园分到几个调往加工厂的指标，单位领导安排了几个年轻员工调动。那天母亲下了夜班，在门口听几个员工议论，加工厂锡铁炉工段烟熏火烤的不想去了，有的要去加工厂退还刚领到的工作服。母亲说自己愿意顶替，骑上自行车跟工友赶到了加工厂。厂部领导让母亲去锡铁炉工段看看，免得后悔生变。母亲到炉前看过工作岗位配电室，了解到是看仪表、按电钮操作，表示愿意当配电工。母亲速战速决，拿上加工厂开具的同意接收的调动表，马不停蹄直奔太钢公司总部大楼，先后攻下了幼儿园主管部门福利科和公司劳资处。调动表上盖了一枚枚红印，在母亲眼里如同路边绽开的春花。

母亲满面春风回到了幼儿园，递给主任只剩下本单位盖章的调动手续，經过一番软缠硬磨，主任知道再也拦不住了，只好表示同意。末了又说：“你都四十出头了，既不是穆桂英，也不是杨排风，你这唱的是哪门子戏呀？”母亲看过杨家将戏，便说：“主任高抬我了，我就唱一出佘太君出征……”

就这样，母亲在半天之内完成了人生路上的一次转折，一次荡气回肠的出征。

我多次用小平车去太钢拉照顾职工的泥煤和炉渣，去过母亲工作的炉台，享受挺好喝的福利汽水，炉前热浪逼人显然不如幼儿园的环境好。我问母亲为啥要往加工厂调，母亲浅浅一笑：“你们兄弟姐妹都没有工作，家里困难。幼儿园一个月工资三十一块五，到加工厂少说也挣四、五十块，奖金福利也多。”母亲不唱高调，骨子里有一种不辞劳苦的精神。她在配电岗位上精细操作，从未有过失误，多次评为工段和加工厂的先进职工。

父亲多病，1970年代初患脑出血导致轻度偏瘫、眼睛斜视，母亲家里厂里两头忙，日渐消瘦。她有一幅1972年与工友们的合照瘦得让人心疼。1978年12月父亲不幸病逝后，母亲的负担更大了，年过五旬仍坚持上班，骑自行车穿越烈日星斗风雨飞雪不误钟点。后来工段领导照顾，母亲离开炉前照看职工临时宿舍，直至1982年3月退休。

1993年4月，太钢举行迎“五一”职工表彰座谈会，母亲作为曾经获得公司和太原市先进工作者的老工人参加，获得了一张荣誉证书，上写：“梁翠妮同志，您为太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发此证，以资纪念。”母亲一直珍存着这份荣誉，连同证书照片上花儿一样美丽的笑容。

母亲退休后多次享受加工厂和公司的优抚待遇，先后到忻州奇村工人疗养院疗养，到四川峨眉山、九寨沟旅游。从留存的证书可知，母亲于2004年、2015年、2016年，至少三次被评为太钢年度健康老人。母亲最后一次由小妹凤珍陪同参加表彰活动，已经93岁高龄，脸上同样写满了幸福的笑容。

三

展读祖父那一辈传下来的梁氏祖训帖，主训词为“守古老家风惟孝惟友，教后来恒业日读日耕”，忠孝友亲和耕读传家是其核心内容。由于家庭条件所限，父亲在金柱村读到初小毕业，母亲只读了一年。母亲求学的遗憾在而立之年得以弥补，1953年后半年她以有孕之身，白天进城学缝纫剪裁，晚上在桥东街小学参加区里组织的扫盲夜校，几个月下来认会了2000个字，如愿拿到了太原市市长、扫盲委员会主任王大任签名的毕业证。

母亲对扫盲班毕业证、缝纫班结业证视为珍宝妥存。2003年我写自传时收集资料，母亲从柜子里取出交给了我，同时还有我的桥东街小学和太原一中的毕业证。

父母尤其是母亲，虽是农家出身文化不高，却有着国家干部、知识分子的文化眼光，把培育儿女读书成才当作至高的追求，在儿女身上寄托了他们未能实现的梦想。这份精神遗存更是弥足珍贵！

1963年我考取山西大学中文系，成为家族第一个大学生。像许多贫困家庭一样，父母也为供我上大学的费用发愁。当时父母的工资加起来50多元，供养着老少三代八口人，日子紧巴巴的。我上大学的学杂费和饭费，每个月需要15元，也算一笔不小的数目。

奶奶表态说：“咱这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翠妮（母亲名字）你上下班几十里地跑，自行车后边筐筐里还得带上两岁多的凤凤，刮风下雨的不安全，干脆让增喜（我的小名）顶替你到太钢上班，多挣一份工资，你也好照顾这个家……”

爷爷、父亲没有吭气，母亲直截了当顶了回去：“娘，咱家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家里再困难，也要供增喜念到大学毕业！”

我到山大报到后，班里和中文系为家庭困难的学生评助学金，最高为每月15元，我评为7元，家里每个月再给我8元。我的大学生活还是比较宽松的，因为大一我就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有点微薄收入，起码可以买书了。

母亲晚年常常为她当年力主供我上大学的那份坚持而骄傲。母亲还讲了一个内心痛苦挣扎却不为人知的细节：“文革”爆发，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1966和67届大学生推迟毕业，分配工作也是下乡接受再教育，而我却表示毕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父亲体弱多病，母亲心里难受只能一个人扛着，有时半夜睡不着泪水打湿了枕巾。

母亲当年不只为我这个长子操心，也为“文革”风暴席卷下弟妹们的学业受阻而忧心忡忡，但她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梦想未曾熄灭。

志祥1966年小学毕业后辍学，父母从亲友家中借来初中课本让他在家自学。志祥参加工作当了工人仍坚持自学，尤其在语文上下功夫。机遇总是眷顾那些有志向、有准备的人。1974年夏，志祥得知太原矿山机器厂分到山西矿业学院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指标，与母亲和我商量，当时志祥刚考上二级钳工，月工资38.5元，交家里30元；如果上了大学不但没了工资，家里每月还得支出20元，一里一外差了50多元。母亲态度坚决一锤定音：“砸锅卖铁也要上！”志祥大专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年底又有机会到山西大学党政干部专修科法律专业脱产学习两年。母亲又一次全力支持，请了两个月长假照顾分娩的儿媳和刚出生的孙子，解除了后顾之忧。志祥如期完成学业，随即考取了执业律师任职资格。

志祥这两段大学经历为其日后从政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基石。在担任地市和厅局领导28年中，他不忘著书立说，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学》《中国市场经济》等15部专著，1993年受聘为中央党校国情国策研究中心高级硏究员，1999年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大妹凤书1967年省会计学校中专毕业，辗转晋中、太原多个单位后，落脚在太原市税务局，从两张荣誉证书可见业务成果之一斑。1986年9月太原市政府颁发证书：“在太原市财税系统1986年度业务技术比赛中获税收征管知识项目第一名，授予技术能手称号”；1987年8月山西省税务局颁发证书：“在五城市对抗赛查账比赛中获第三名”。母亲鼓励女儿拿大学文凭，凤书不惑之年再启程，1989年在山西财经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教学班税收专业半脱产学习，1994年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班修业期满，实现了大专、大本两级跳。与此同时先后考取评获了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和高级审计师职称。

小妹凤珍小学延误、中学毕业后，1979年9月顶替父亲的指标成为太钢公司档案处一名员工。母亲一直为小女儿未上大学感到遗憾，在先结婚成家还是上大学的抉择上，母亲超乎大多数老人的观念，力主小女先考大学。凤珍当然也有大学梦，于1984年5月在职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档案管理专业。母亲兴奋得像个孩子，叫上我妻朱桂荣亲自送女入学。凤珍学成归来，业务突出过硬，2000年评获档案系列副硏究馆员高级职称；旋即参加省高等教育档案学本科自学考试，2002年全部课程成绩合格顺利毕业。

母亲对我热爱并从事文学创作，给予点点滴滴的支持，为我有了一点诗名而快慰。

2014年9月，省市有关单位为我举行文学创作50年诗歌朗诵会，文学诗歌界的领导、专家云集，母亲也亲自来到现场，在浓郁的诗歌氛围中增添了亲情的味道。九秩母亲未必听得懂儿子在诗中营造的意境，但她始终认真倾听，一双有点浑浊的眼睛不时闪烁晶亮的光，那是母亲发自内心的喜悦之光。我把弟子赠我的一束百合花献给母亲，母子脸上绽开了幸福的笑容，成为朗诵会场上不同寻常的亮点。

会后我洗了一些朗诵会的照片，母亲一张一张看着笑得合不拢嘴，指着那张母子捧花的合照，让我洗一张大照片。我到照相馆制作了硬板彩照，母亲把它摆在了卧室的醒目位置。母亲4月26日心梗犯病，安排后事时特意嘱我拿回这幅合影，我宽慰老人说：摆着吧，妈你没事儿。现今我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合照摆放在客厅，随时能够感受到慈母那份文化眼光和炽爱情懷。

此文写到尾声，我又一次打开母亲留下的黑色提包，逐一捧看这些距离母亲最近的遗物，过往生命里一些难忘的片段又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那件淡褐色配有暗花的马甲非常眼熟，母亲2005年10月6日就是穿着它坐在我的花甲生日寿诞上，还留下了一幅我为母亲献花的合照。巧合的是，今年春天母亲病重，我提前制作遗像选的正是母亲穿着这件马甲的肖像，在治丧期间派上了用场。每每凝视母亲的遗像，那份平静和从容，目光里蕴含的深切的仁爱与慈祥，让晚辈后人思念绵长。

那条黑色裤子，母亲2014年9月正是穿着它走进了我的文学创作50年诗歌朗诵会。

那件素格衬衣，母亲2017年夏天正是穿着它参加了太钢老龄委组织的活动，笑着接过了健康长寿老人的证书。

抚摸那条暗色丝绸头巾，想起我于2012年与妻子去欧洲旅游，在罗马选了这种母亲喜欢的暗色绸巾回来送给老人。母亲有好几条头巾，而提包里恰好放了这条。

提包里还有母亲必备的药品，志祥买的一盒硝酸甘油片剂，凤珍的女儿李晶买的一瓶进口的复合维生素。

还有放在提包外侧的一支圆珠笔，记有儿女和亲友电话号码的小本、纸片，纸上留有母亲的笔迹、指纹和一次次扫过的温热的目光。可叹电话那端再也听不到慈母亲切、略带沙哑的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