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红色文化的热心人——读洪军 《红色渡口发现记》 有感

□ 乐大富

今年第9期 《大江南北》 登载洪军 《红色渡口发现记》，我先将文章看了一遍，觉得他对红色渡口发现的真实历史，进行了认真回顾。这只是他对邗江红色基因的调研、挖掘和弘扬的一个缩影。我又将此文反复阅读，从中受益匪浅，并引起了许多回忆。

洪军原是扬州市委副书记，2008年担任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当时我在邗江新四军研究会工作。自从他担任会长后，我经常向他汇报工作，他也经常到邗江调研。他站得高、看得准，有独特的见解，许多意见让你听了心服口服，十分敬佩。

在调研时，他特别注重抓关键。在方巷镇调研时，他看了“张爱萍在方巷史料陈列馆”后明确提出，要突出将军对农民的文化教育，突出对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突出不忘初心的廉政教育，还要补充将军在新四军时期主要经历，以及方巷镇天翻地覆变化的时代内涵，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变化。这一席话，令大家深受启发。后来，展馆扩大了展区、充实了内容，北京、上海等地的许多新四军老战士和后代参观后给予好评。现在，这个展馆已成为扬州和周边地区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一处重要教育基地。

洪军会长十分重视红色文化的真实性。历史不能虚构，客观反映历史，红色文化才有可信度，才有事半功倍的影响力。他多次带我们到方巷镇沿湖村调研，偶尔听到镇村的同志说，黄珏老街上有座粟裕桥，引起了他的关注。原来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来过这里。至于粟师长什么时候到过这里，住在哪里，镇村同志都语焉不详。他就带着许多疑问与陈荣坤同志一起查证了大量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中央文献出版社的 《在粟裕身边的战斗岁月——老侦察科长严振衡的回忆》 这本书中，找到了粟裕去新四军军部时路过黄珏的情况。1943年7月4日晚，粟裕带领先头部队和电台，从高邮车逻南头过公路，再乘船渡过邵伯湖，次日晨经邗江沿湖湿地，在黄珏桥上岸。粟师长严格要求不扰民、不扰市，受到老百姓和商家的一致欢迎。经过查证，这段有史、有据、有证的历史，引起了邗江区和方巷镇的高度重视，提出建“一碑三馆”的红色文化园的方案，即在已建成的渔文化发展馆的旁边新建一座陈列馆，内设湖上交通线纪念馆、廉政建设教育馆，并在新馆广场上竖立红色渡口的纪念碑，使沿湖村这个全国著名先进村又增添一张新名片。

洪军还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确认新四军还有两支部队在此夜渡邵伯湖。一支是苏皖支队司令陶勇率部于1939年11月经此西去陈集，开赴仪扬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于1940年6月又从此地驰援郭村保卫战。另一支是新四军挺进纵队奉陈毅电令，由司令叶飞率领从江都吴桥出发，夜渡邵伯湖至邗江黄珏，穿越扬天路，西援半塔保卫战。洪军会长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大家纷纷赞叹。

扬州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洪军（中）与本文作者乐大富（左）、邗江区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孙荣（右）合影

洪军对于红色文化赓续传承，既重视调研，又重视挖掘；既重视展陈，更重视传承，使红色文化看得见，摸得着，能够更好地让红色文化发挥新的光芒。1945年8月初，南京伪政权即将垮台之际，在邗江境内扬州西郊机场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建国号”专机起义事件。洪军经多方调研，认为可将此事件镌刻史册，不可使其湮没，为了使这起重大事件有证物，他千方百计寻找起义飞机。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东北航校找到了“建国号”飞机，但已破烂不堪。后来他和有关单位商量，按1：1重新制造了“建国号”飞机，摆放在扬州市科技新城航空馆，供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参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洪军走遍了邗江的大多数乡镇，到邗江不少乡镇街道讲扬州抗日斗争史，给党员上党课。他经常带领陈荣坤、伏波等同志到邗江调研和指导工作，挖掘、抢救了许多红色资源，促使一批党史馆、纪念馆、文化园、名人故居建成——在方巷利民村建成“北山党史馆”、“北山革命文化馆”，在裔家老街修整了抗击敌伪的好区长“房叔庭故居”，在黄珏老街修整了清代先贤“焦循故居”等。他对古镇瓜洲“地下交通线”史料的整理和宣传提出许多好的建议。

洪军还经常带我们到各县（市）区参观，互相学习取经，先后到过江都郭村保卫战纪念馆、高邮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馆、宝应县苏中新四军军部历史纪念馆和后方医院旧址、仪征盛氏故居和广陵区朱自清故居、曹起溍烈士史料陈列馆等，共同促进红色资源的挖掘和利用。

他对红色刊物的征订和学用一直高度重视，特别对 《大江南北》 的征订工作尤为重视，每年各县市区订阅数都有上升，而且一年一度的学用座谈会很有特色，使 《大江南北》 这本红色刊物在扬州地区有很大影响，也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他还在 《大江南北》 发表了多篇文章。这些作品既有对历史的追忆，又有对现实的指导，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洪军会长是一位关心、体贴人的领导。他跟我们相处从来不摆领导架子，让你感到平易近人，特别温暖。我有两件难忘的事。一是今年元旦刚过，我托陈荣坤和伏波送一本我写的 《经委感怀》 的书给他，谁知一个星期后，洪军就给我打来电话，对该书给予不少赞许，春节又捎来一封信——“ 《经委感怀》 读后”。信中写了两段对我的肯定和夸奖，其中写道：“大富同志通过回放电影的形式，以自身的亲身经历，用最朴实的群众语汇，讴歌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推动力，这是一曲改革开放的颂歌。”他还说：“反映扬州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书写得太少了，大富同志带了个好头，我呼吁大家拿起笔来，多写多出这方面的书，从中吸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这是很有意义的。”我收信后非常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二是2012年我们到上海参加大江南北杂志社召开的年度例会，半路上发生车祸，我腰部受伤，夜里住进市人民医院，洪军会长和陈荣坤主任在上海会议结束后，立即赶到医院来看望我，把会议资料送到我手中，并亲自找院领导，听取治疗方案后，要求对我多加关照。后来院方告诉我情况后，心里不知有多少说不出的感激，暗下决心等出院后更积极工作，把红色刊物 《大江南北》 的征订和学用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