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吴明的从军之路

□ 吴 菁

我父亲吴明，原名吴裕椿，祖籍江苏常熟，1928年3月出生在上海。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就沦陷了，上海租界成了“孤岛”。在“孤岛”里，物价飞涨，米店经常买不到米，有时供应一点发霉的糙米，还要按户口分配，称为“户口米”，要很早去排队，米店门前人山人海。父亲是长子，很小就懂得为父母分担家务，有时在大冷天，用毯子裹着身子，蜷缩在长长的队伍里，通宵达旦，即使这样，还得承受米店刚开门就被一群地痞冲乱队伍，常因人小挤不过别人空手而归。父亲进入中学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除了在小学兼职赚取一份薪水外，还学会了理发，假期他常带着三个弟弟走上街头，用比理发店低三成的价格给路人理发，为自己和弟弟们赚取学费。

1939年父亲11岁的时候，进入了由著名爱国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以下简称“中职”），就读于土木建筑科，该校建校宗旨是实业救国，为学生求得谋生技能，校风朴实，重视实践。父亲在这样的校风熏陶下，学习刻苦，成绩优良。

中职不依附任何政府势力，也不鼓励过分高涨的抗日学潮，但共产党领导的中职地下抗日活动，从未停息。年少的父亲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自觉接受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思想，参加了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俞正平以上海学生救亡协会干事名义，在中职建立的由部分积极抗日学生组成的“学协”活动小组，在“学协”活动小组的秘密活动中，父亲学习救国救民思想，积极要求进步，1942年春，年仅14岁的父亲，由杨德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入党以后，又相继发展了陆家琨等同学入党。

父亲刚进中职时，有一段时间不喜欢自己的专业，这时组织下达了“求得立足，团结同学，建立威望”的指示，党员服从组织这是必需的，父亲抛弃了杂念，首先致力于自己的学业，中职良好的读书环境，也使他养成了认真严谨的学习风格。父亲作为学生会主席，带领同学们举办读书会、出壁报，举行义卖、义演等系列活动，还在独幕话剧《狐尾》中担任角色，通过这些活动，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团结了一批学生积极分子，救助了困难的同学，成为威信极高的班长。由于学生党员一届届毕业离校，上级领导和中职支部书记也在持续变动中，1944年上级党组织派鲍奕珊同志接替乔石同志领导中职地下党工作。同年9月，16岁的父亲担任了中共中职支部书记。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为了让法西斯统治下的人民看到希望，鼓舞抗日的必胜信心以迎接胜利，年初，中共华中局指示上海各学校开展“天亮运动”，爸爸领导的中职党支部在上级指示下，在中职策划了一个“贺年片攻势”活动。在同一时间，同学们收到一张小巧的贺年片，正面是恭贺新年的吉祥话，反面却印着新四军的宣传话语，大意是“日寇即将失败，抗战就要胜利，不要将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等等。收到贺年卡的同学几乎不约而同地把贺年卡带到学校来偷偷传阅，私下交谈“春天”就要来了。“贺年片攻势”活动旗开得胜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但第二批贺卡却被特务在邮局查获，并抓捕了中职地下党员陆家琨的哥哥陆家伦，陆家伦没能经受住日本特务的刑讯，供出他的上级上海工专支部书记贺崇文，但没有供出弟弟陆家琨。中职地下党组织虽然暂时安全，但贺崇文被捕后机敏逃脱，上级党组织立刻预判中职地下党支部处于危险之中，党组织负责人鲍奕珊果断决定，命令目标较大的父亲和支委黄宏元立即离开上海！

临近午夜，黄宏元轻叩父亲家的窗户，把父亲从被窝里叫醒，低声传达了党组织的紧急决定。父亲拿着煤油灯去开门时，玻璃灯罩被风吹落地上打碎，惊醒了爷爷和奶奶。正在病中的奶奶察觉异常，披上衣服去追父亲。父亲怕被拖住走不成，狠心不理奶奶，脚上穿一双破拖鞋也顾不上换，头也没回就走了。3月份的上海，午夜十分寒冷。离家当晚，父亲和黄宏元为了躲避可能的特务跟踪，跑到最热闹的上海北火车站，在人山人海中转来转去。在确定没有特务跟踪的凌晨时分，又冷又累又怕的两个人，跑到马浪路（今马当路）一条弄堂里，没地方可去更不敢回家，看到一个垃圾箱，便累得瘫下来躲到高高的箱体后面，背靠背迷糊地打了一个盹，那时垃圾箱的脏和臭早已感觉不到，此时感觉是一种彻骨的寒冷。天亮以后，他们悄悄摸到附近因生病在家不被日本特务注意的杨姓同学家里躲了两天。第三天父亲拿到组织上通过特殊渠道搞到的两张火车票。当时沦陷区火车票早已成为高价倒卖的商品，可见为挽救几乎被破坏的中职地下党组织，为了保护两个年轻地下党员，上级党组织的用心良苦。父亲和黄宏元先乘火车到南京，在下关码头与交通员接上头，辗转到了淮南新四军军部，向华中局城工部报到，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3月中旬，父亲由华中局安排，进入设在新铺的华中建设大学第一期学习。建大师生实行供给制，过准军事化生活，校长彭康、副校长张劲夫，设立民政、财经、民运和文教四个系，父亲被分配到文教系文艺队，和其他从上海地下党撤退的同志以及从根据地和敌占区招收来的年轻学员编在一个班，他还担任学习班长。开学前，学校安排这批从敌占区地下党送来的特殊学员进行入学登记，采用每人单独进行的方式，原则是必须放弃白区用名，短短几分钟的填表时间，父亲来不及多想，为自己取名吴明，这个名字从此陪伴了他的一生。父亲在建大学习的时光成为他终身难忘的一段经历。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华中局决定建大第一期学员提前结业，立即分配工作。

8月13日，汪伪精锐部队首都警卫第三师在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徐楚光同志策动下，师长钟健魂率师部炮兵连、特务连、7团一个营、9团全部3000余人进入六合解放区，向新四军反正。8月15日《解放日报》以醒目标题报道该部起义的新闻，毛泽东代表党中央致电钟健魂，高度赞扬此举。新四军将该部编为华中独立第一军，同时迅速从新四军军直属队和华中建大的学员中抽调一批干部加入这支部队，主要任务是使之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父亲是从建大抽调的首批学员之一，并被任命为5团2连的文化教员（代政治指导员），他连夜到达六合竹镇参加独一军的干部大会，随后背起背包到连队，开始了既陌生又不寻常的工作。

南京汪伪警卫第三师成员比较复杂，中下级军官大部分是原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学生，接受过效忠蒋介石的洗脑，对整编到新四军有极大的抵触情绪，下层士兵大多为贫苦出身的农家子弟，但兵痞油子也不少。父亲作为从大城市来的学生，突然到这样的工作环境，一时感到很不适应。他第一天到2连就被请入席，小灶做出一桌占去全连一个月三分之一伙食费的饭菜，连长毕恭毕敬地说“教员请上座”。在座的都有一团江湖痞气，父亲对这一桌酒菜难以下咽。当他被带到全连队列面前时，全连人包括一些兵痞在看着他，等着看他笑话。父亲暗压内心的忐忑给自己鼓劲，不能输了共产党员的气势！他对战士们说，我们来唱一首歌吧：“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第一次跟士兵们见面，就在“八路军进行曲”的歌声中完成，他当年17岁，完成了由一个地下党的学生干部到新四军政工干部的蜕变。

到连队时间不长，父亲就发现了不少问题。连长不仅克扣战士的伙食费，还雇佣老百姓吃空饷，行军时连长坐着老百姓家的小毛驴，到了宿营地还让通信员去老百姓家找鸡找肉吃。10月份部队到达两淮后，华东分局和华中军区的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领导同志接见了独一军连以上干部，宣布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所有团教导员改为政治委员，连队文化教员任命为政治指导员，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在独一军的领导地位。可是2连连长牢骚满腹，说连长没权了，还在士兵中散布新四军2师要来缴我部武器等谣言，搞得部队人心惶惶，小通信员甚至睡觉时枕头下放着手榴弹。连长胡作非为甚至发展到去嫖妓，在战士中影响很坏。父亲认为这个毒瘤不除，部队没法带，更谈不上提升战斗力。他先在连队一些敢怒不敢言的战士中做工作，并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处理了这个连长。团部调来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任连长，与父亲搭档。此举有效整顿了2连的旧军队作风，过去受欺压的战士感到扬眉吐气，党的干部也树立了绝对威信。父亲一鼓作气，在连队中进行阶级教育和诉苦运动，战士中多数贫家子弟有的是迫于生计出来当兵，有的是被抓来的壮丁，战士中不少人痛哭流涕诉说凄惨家事。父亲继而展开主题讨论：国民党的曲线救国为什么不能救中国，共产党在救国救民这条路上为什么走得通，启发战士们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觉悟。父亲趁热打铁，在连队中发展了2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

1946年春天，独一军奉命编入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苏中战役后一直坚持在苏中敌后，几经整编，独一军先后编入华东野战军苏中纵队、第11纵队，渡江前夕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军，并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父亲所在团编入29军86师258团，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解放上海时，父亲所在部队于宝山、吴淞一线作战，部队攻得勇猛守得顽强，常与敌人开展近战、夜战，困了在战壕里打个盹，饿了扒几口冷饭团，地上一个水坑就用来解渴。眼看离别4年的家和亲人近在咫尺，但因战事紧张，父亲恪守军人天职过家门而不入。上海解放后，十兵团就奉命进军福建，29军相继解放了漳州、厦门，在福建全境解放后，部队留驻南平地区，参加为解放台湾的备战训练。11月，他收到一封家信，爷爷苍劲的小楷，在信中把对儿子的思念牵挂、奶奶从病重到去世、家中的窘迫之情跃然纸上。爷爷终究没看到父亲，带着对长子的苦盼而离世，这封“价值万金”的家书，父亲一直收藏在随身的小箱子里。如今，这封家书，连同父亲“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纪念勋章，成为了我的传家之宝。

建国后，父亲先后在南平军分区、华东军区、南京军区政治部任职，在保卫工作战线作出了出色的成绩。1965年父亲随南京军区副政委萧望东转业到国家文化部，1970年被调到陕西省国防工业系统工作。1982年父亲调南京航空学院工作，1984年任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父亲胸襟开阔，为人朴实，尊重知识和人才，赢得广大师生普遍敬重和爱戴，被学生们尊称为“南航最有魅力的人”；父亲严于律己，两袖清风，从不为自己或家人谋取一点私利。由于父亲为航空航天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1989年父亲分别被中央组织部、中共江苏省委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991年航空航天部授予他“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2005年3月，父亲长眠在为党的事业终生奋斗的土地上，他的故事我不会忘记，他对共产党人信仰的坚持和坚毅，永远是我传承给下一代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