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的甲壳虫“神车”

文利

即便你不是汽车爱好者，可能也听说过大众甲壳虫，或是见过它奔驰在大街小巷。问世80年来，这辆小车成为风靡全球的“神车”，从德国到全世界，圆润可爱的轮廓和缤纷亮丽的色彩让它俘获了无数年轻的心，为它赢得了“爱情小虫”的昵称。

为百姓而生，却投身战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深陷经济萧条，豪华车与普罗大众全无交集可言。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大众甲壳虫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但它的出身难称光彩。

据德国之声网站报道，1933年2月，希特勒宣布要推出“大众买得起的车”，迎合高涨的民粹主义情绪。他要求开发一款价格低、跑得快的汽车，价格不到1000马克（约合140美元），随时能大规模生产。很快，任务落到了著名汽车工程师费迪南德·保时捷头上。

“保时捷拥有设计天赋，希特勒拥有政治资本，两人一拍即合。”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尔夫勒姆·普提亚在《保时捷：从设计室到世界品牌》一书中提到：“希特勒需要富有创造力的大脑来实现他的计划，而保时捷需要政治靠山，让他的事业高枕无忧。”事实上，没有纳粹政权的支持，保时捷不可能顺利地建立起庞大的汽车帝国。

1937年5月，德国政府宣布大众汽车公司成立。希特勒给即将诞生的小车命名为“从欢乐中汲取力量”，这个名称是纳粹宣传部门精心拟定的。“新车是给百姓生产的。”在一次集会上，希特勒声称：“它将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给他们带来欢乐。”

1938年，第一辆“欢乐力量”驶下生产线。它线条流畅，不失力量感，圆圆的车灯像两只眼睛一样嵌在前脸上，被美国《纽约时报》戏称为“甲壳虫”。然而，时隔仅一年，二战爆发，大众公司转产军需品，已经生产出来的大多数甲壳虫没能交付给预订它的客户，而是被德军征用，满载着军用物资，浩浩荡荡地开往前线。

犹太工程师的贡献

鲜为人知的是，甲壳虫诞生的背后，隐藏着一名犹太裔工程师的智慧。他名叫约瑟夫·岗兹，当时是颇具影响力的汽车杂志《Motor-Kritik》的主编。

岗兹收藏了众多经典车型，对整车设计制造非常在行，给包括奔驰和宝马在内的多家车企当过顾问。他的最高理想是制造一款“大众用车”，这样的车应该重量轻，车身呈流线形，配备独立悬挂系统，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也能驾驭。

1933年，岗兹带着精心设计的Standard Superior概念车参加柏林车展，与希特勒相遇。

“岗兹和希特勒一句都没聊过。岗兹在展台上，希特勒一行从台前经过。”美国纳什维尔市汽车博物馆馆长雷克斯·贝内特说，“不过，希特勒是个汽车发烧友，他肯定把这款独一无二的小车记在心里了。”

早期的汽车大多采用非独立悬挂，两边的车轮用一根轮轴连接起来，舒适性差。为了提升车辆行驶品质，岗兹大胆采用了摆动车轴式独立悬挂，一脚油门踩下去，引擎的咆哮声从车后传来……这款概念车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种种独特的设计，加上特色鲜明的车身造型和位于中部的单根排气管，都与后来大众公司的‘欢乐力量非常相似。”

不久，岗兹突遭逮捕。纳粹剥夺了他的多项专利，禁止他从汽车企业获得分红。贝内特指出，当局对他的起诉书中并没阐释具体原因，但“人人心知肚明”。

希特勒宣布他的“国民车”计划不久，岗兹险遭谋杀。死里逃生的他设法离开德国，随女友前往瑞士避难，后移居澳大利亚。此后，岗兹消失在公众视野中，于1967年孤独离世。

“甲壳虫”的翻身仗

二战中，大众汽车公司的生产线化为瓦砾。纳粹投降后，英国接管并重建了大众公司。英国人在战场上目睹了“欢乐力量”的性能，相信这辆出色的小车在和平年代一定能大放异彩。为摆脱历史阴影，车子被重新命名为“甲壳虫”。到20世纪50年代末，德国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中，大概1/3是甲壳虫。

法国也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保时捷，想复制甲壳虫的生产线。不料，第一輛甲壳虫于1945年12月刚下线，法国人就过河拆桥，以“战争罪”把保时捷投进监狱关了两年。

跟欧洲相比，甲壳虫在美国的推广并不顺利。1949年刚引进时，全美国只卖出了两辆。美国人偏爱大排量、大块头的“肌肉”车型，对“又小又丑”的甲壳虫不屑一顾。1959年，大众公司找到了DDB广告公司，要为甲壳虫打一场翻身仗。

时任DDB公司CEO的赫尔默特·克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以前中规中矩的广告海报一把火烧掉，重新制定宣传方案。他监制的第一则广告中看不到厂商的标语，只有一个词：柠檬。瞬间，这个比喻让观众强烈地感受到了亮黄色的甲壳虫清新的气息。

DDB不回避甲壳虫的短板：它小得非同寻常，速度如今看来很慢，没有空调。然而，这些缺点都被巧妙地包装成优点：它的生产线虽然古老，但经过了时间考验，质量有保障；空间虽小，但很省油；万一半路上找不着加油站，推着车走也不太费劲。

为了突出甲壳虫的“小”，大众公司别出心裁，请来篮球巨星张伯伦做代言。海报上，甲壳虫的车顶甚至不及张伯伦的腰高。“甲壳虫只适合身高7英尺（2.13米）以下的人。”此话乍一听像“自黑”，但甲壳虫的娇小形象一举深入人心。

DDB的宣传策略引起巨大反响，甲壳虫成为美国文化的新偶像，克朗也成为麦迪逊大街（美国广告业集中地）的明星。订单如雪片般飞来，甲壳虫在美国站稳了脚跟。

“Mental floss”网站指出，20世纪60年代，反传统文化在美国兴起，年轻人以反叛为荣，他们厌倦上一代的生活方式，包括父母那老气横秋的豪车。甲壳虫恰好在此时站到了精英阶层的对立面：它时尚、大胆、活力十足，完美迎合了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是时代选择了甲壳虫”。

车轮上的历史记忆

到1972年，甲壳虫全球总销量超过1500万辆，打破了福特T型车在1908年到1927年间创下的销售纪录，一度成为全球销量最高的乘用车。

然而，更现代化也更省油的日系车崛起后，甲壳虫在最大市场美国走上了下坡路。到1990年，它的市占率从高峰期的5%跌至1%。虽然几经起伏，但在新技术和新车型层出不穷的年代，甲壳虫成为小众产品已成定局。2003年，最后一辆老款甲壳虫停产。此后，大众汽车顺应潮流引入了一系列尖端技术，但它昔日的辉煌一去不返。甲壳虫“神车”的光环黯淡了。

然而，对一些人来说，简单、耐用的甲壳虫始终是他们心中无可取代的存在，见证了人生风雨和时局变幻。

据美国《每日星报》报道，上世纪60年代末，在巴基斯坦Sylhet医学院担任助教的Mafakhkharul Islam买了一辆淡蓝色的二手甲壳虫。两年后，巴基斯坦和印度爆发战争。Islam的同事Shamsuddin教授劝他离开医学院，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Islam收拾好行囊，带着身怀六甲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开着甲壳虫上了路。

路上，他们绕开巴基斯坦军方的哨岗，躲过印度军队的枪林弹雨。这辆排量1.2升的小车坚如磐石，忠诚地守护着他们一家，所有人毫发无伤。數月后，战争以孟加拉国独立告终，时局稳定下来，坚守在医学院的Shamsuddin教授却惨死在暴徒手中。

从那以后，Islam家的车再也没换过。半个世纪过去了，车内零件早已严重老化，每天早上都要靠推才能发动。在儿子Kamrul看来，它跟一堆废铁无异，但Islam说什么也不肯把车卖掉。2007年，Islam去世，一直闹着要换车的Kamrul才惊觉，这辆车已经承载了无比厚重的回忆。他把甲壳虫留了下来，以寄托对父亲的思念。

后来，Kamrul也成了医生，有了属于自己的诊所。他花了一大笔钱对甲壳虫进行翻修，让它恢复年轻时的模样。现在，他打算把这辆比孟加拉国岁数还大的甲壳虫传给孙辈，说如果保养得当，它还能再开二三十年，在爱护它的人手中，它的车轮仍将稳稳地转动。

有人说，历经80年风雨的甲壳虫已走近生命终点，曾经的风光无法改变它停产的结局。厂商的决策或许只是基于利益考量，但甲壳虫的拥趸有太多无法舍弃它的理由———这辆小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承载着情感、个性和随性的生活态度，代表着几代人逝去的青春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