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后再看现代文学

张中良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初正式列入高等教育体系，就承载着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性的历史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空间有所扩大，而历史性与文学性的交织作为这门学科的基本属性则始终如一。

以历史眼光来看，现代文学领域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如抗战文学问题，从九一八到八一五，中国抗日战争长达14年之久，几乎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近半时段，但是，目前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史叙述还相当薄弱。1985年抗战胜利40年前后，近代史领域对抗日战争的重新认识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文学研究亦相继涌现出桂林、武汉、重庆、四川、云南、晋察冀、解放区等区域性抗战文学的研究成果，但现代文学叙述的整体格局并未发生应有的变化，几百种现代文学史及包含现代文学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很少辟出专章叙述抗战文学，现代文学界的历史认知同近代史界拉开了距离。之所以如此，不能不说到第二个原因，就是认为抗战文学作品多见硝烟弥漫的抗战，而少有文学的审美建树，这种认识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我们既然认同文学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为何又轻忽抗战文学的历史认知功能呢？九一八事变的即时反应，江桥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的文学表现，反映义勇军，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艰苦卓绝抗战的文学，难道不值得我们关注吗？表现从卢沟桥前线到正面战场的22次大型会战与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的血色篇章，直到描写1945年9月2日东京湾密苏里战舰上的受降仪式的报告文学《落日》，有多少优秀的文学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血火交迸的悲壮历程，真切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凤凰涅槃一般的淬炼升华，而现有文学史著作又给了多少关注呢？抗战文学产生于抗战之中，自然难免仓促、粗粝，但是，艰辛、苦难、悲怆、绝地反抗的生死搏击，文学艺术家的流血牺牲，也赋予文学以迥异于和平时期象牙塔风格的列列战旗之风、战地黄花之美。巴金起笔于1944年底、完成于光复之后的《寒夜》，不仅是其个人小说创作的巅峰，而且其历史价值、文化深度与审美成就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亦堪称一流。《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臧克家描写抗日英雄范筑先的5000行叙事长诗《古树的花朵》，路翎表现战时心理剧变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沙汀长篇报告文学《随军散记》，王林反映冀中敌后战场英勇抗战的长篇小说《腹地》，穆旦的《森林之魅》等诗歌，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等，无论精神内涵还是审美建树都足以镌刻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丰碑。

再如近年民族国家概念与想象共同体观点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时严重脱离中国历史与现实，用西方民族国家历史产生的概念来阐释源远流长的多元一体的中国历史与现实，结论荒谬。中国是像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一样靠报刊等近现代媒介才使人民意识到是一个“想象共同体”吗？秦始皇死于东巡途中，他的巡游并非游山玩水，而是宣示大一统的皇权与国威；如果中国到了现代才成为一个“想象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唐代的边塞诗怎么解读呢？抗战时期的“抗战建国”，本来是边抗战边建设国家，以工业、农业、军事、文化、教育、精神等全方位建设来促使抗战早日胜利，抗战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更好地建设国家，而在有的论者那里，“建设”被置换成“建立”，“建国”变成建立民族国家，中国未投降，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没有亡，怎么还要“建立”呢？只要进行历史还原，回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就不会得出漏洞百出的结论。

又如关于五四新文化的评价问题，有的学者抓住五四初期新文化阵营的某些激进观点，用以概括整个五四新文化，贬低五四新文化。殊不知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只有1917年或1918年的某个时间点，而是一个历史过程。胡适最初确实激进，但1919年就意识到文学乃至文化是无法割断传统的，于是发起整理国故运动，1923年前后，整理国故运动掀起高潮，持续推进；胡适提出双线文学史观念，开讲座，出讲义，梳理中国古代白话文学流脉，为新文学寻找历史资源，他在白话小说与水经注等古代经典的整理考证方面也颇为用力，多有成果。鲁迅虽然对青年埋头于故纸堆颇有微词，但他自己却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中国小说史，推出了具有开山意义的《中国小说史略》，至于古代小说钩沉、唐宋传奇整理、汉画像砖拓片、汉文学史梳理与阐释等诸多方面，均有浓郁的兴趣与出色的建树。1918年曾经苛刻批评《水浒传》《聊斋志异》的周作人，后来对古代笔记散文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把新文学的源头上溯至明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是只有单一线索的激进派，而是激进派与守成派、守旧派同时并存，表面上激烈交锋，实际上相互汲取，交织并进，形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丰富生态与进步趋势。如果说《新青年》阵营代表了新文化運动前进方向的话，那么，学衡派则代表了变革时代的传统声音，守成派不断提醒激进派尊重传统，从传统汲取力量；与此同时，守成派也在变化，《学衡》杂志上的翻译，后来吴宓对新文学作品的肯定，都见出守成派的趋新走向。林纾、刘师培等守旧派的存在，也是源远流长传统的必然表现，哪怕是守旧派不无偏激的攻讦，也是对激进派的另一种提醒。新与旧，左中右，是时代的共同表征。现代文学界首先要自己认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过程与复杂生态，然后才能从容地面对种种质疑，回敬当下保守派的攻讦，承传五四传统，推动中国文化与时俱进。

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不是封闭时代的孤立现象，而是开放时代敞开胸襟迎迓域外新潮，并加以选择批判借鉴汲取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因此，若要全面认识与准确把握现代文学，须以跨文化的视角拓展研究视野。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与言文一致的语体走向，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一波接一波的文艺思潮，俄苏及日本的普罗文艺思潮，日本的白桦派、新感觉派等，都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启迪与助力，只有对域外影响源有充分的了解，才能认清中国现代文学的背景与特点。文学史整体如此，作家作品的个案也是这样。如鲁迅《呐喊》的后三篇《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对小动物与自然景物忽然产生了浓郁的兴趣，尤其是《社戏》里月夜行船看戏，《野草》里《好的故事》的家乡景致等，都描写得酣畅淋漓，除了心境的因素之外，翻译爱罗先珂等外国作家的童话是重要动因。鲁迅小说《离婚》的构思与主题，与他所关注的日本有岛武郎的《该隐的末裔》十分相近，鲁迅的《故事新编》也与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多有相通之处。这些问题，只有拓宽视野才能够看到，通过比较研究，才有助于认识人类文明的相通性与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努力进行历史还原与视野拓展，我们会从现代文学中有更多的发现。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