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李岗遗址与裴李岗文化

任伟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嵩山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黄土深厚、温度适宜、河湖纵横，具有早期农业起源和持续发展的天然环境优势。早期农业的出现是古代文明发展的加速器，以郑州8000多年的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表现了早期农业的持续发展促进古代先民由游牧、渔猎向定居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在华夏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早期农业的定居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早期制陶、早期纺织、早期历法、早期營造、早期文字、原典思想，进而发展出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孕育了中华文明“以人为本”的思维理念和5000多年不断代的文明体系。

追踪石磨盘的秘密

“20世纪50年代初，新郑裴李岗村的农民们在平整土地时总是挖出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对文物没有太多概念的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当搓衣板用。到1969 年冬，当地文化馆已经收集了20多件石磨盘、石磨棒，但是并不清楚具体出土位置和年代。”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说，裴李岗遗址的发现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许许多多文物工作者面对困难困惑始终不服输不退却，才最终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977年，裴李岗村民李铁蛋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发现一套完整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立即报告给文物部门，至此，首次得知这种文物额准确出土地址，随后从1977至1979年，裴李岗村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裴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西7.5千米裴李岗村西南，面积约6万平方米，在遗址西、南侧双洎河自北向南折东流。因最先在裴李岗遗址发现与发掘，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遗存，被命名为“裴李岗文化”。

1977 、1978 、1979 年连续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 2018年以来开启第四次发掘。总发掘面积达4000余平方米，发现裴李岗文化遗迹有灰坑、窑址、墓葬、灰沟等，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石器、陶器、骨器，另有少量石片石器、兽骨、红烧土、烘烤木骨泥墙残块、梅核、酸枣核、核桃壳等物。遗址东部聚落遗存较丰富，文化层厚 1- 2 米；中、西部为公共墓地，埋葬密集，均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西部旧石器晚期遗存丰富。出土遗物以陶质生活用具为主，主要器形有敞口三足钵、小口双耳壶、侈沿罐、小口筒形深腹罐、鼎、钵、平底碗、圈足碗、盘、盆、勺等，显示出以生产生活为主，“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向。

最新的研究表明，裴李岗遗址堆积遗存主要包括裴李岗文化时期及旧石器晚期两个阶段，也含有少量二里岗及东周时期遗存。裴李岗文化遗存距今8000—7600年。面积达5万至6万平方米，是区域内使用时间较长的中心性聚落。西区新发现的旧石器晚期遗存，分布于确定的黄土地层中，属原生堆积，初步测年结果约距今2.6万年。出土了典型的燧石细石叶、细石核等旧石器晚期细石器遗存，还包含了大量的石英石片工具、碎屑等，说明其应为旧石器晚期的石器加工场。同时，也发现了较多的鸵鸟蛋壳装饰品加工全流程废弃物，说明其同时也是鸵鸟蛋装饰品加工场。

独具风格的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文化的特点首先是农耕文明之发轫。

从出土的遗物看，裴李岗文化的经济生产，已包括农业、家畜饲养、渔猎和采集，手工业有制陶、制石、制骨、纺织等。

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普遍都发现磨制的劳动生产工具，分为农业、手工业和渔猎工具，种类丰富，形制多样，证明当时制作石器的工匠的经验已较为丰富。 生产工具以农业工具为主，包含有砍伐用的石斧、翻土用的石铲、收割用的石镰、粮食加工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等。从用于生产、收割到粮食加工的整个过程全套工具齐全。在这些工具中以石铲为最多，形式多样，目前发现的最长的石铲长42厘米，一般的石铲长约20厘米。用这样的石铲翻耕土地效率势必大大提高，可见当时的人们已告别了“刀耕火种”的时代，进入了耜耕阶段，农业生产已经有一定水平。

除墓葬中发现有较完整器物，如磨制较精致的磨棒、铲、斧、镰、凿外，生活区中发现的石器多较残破，明显为使用后的废弃物。其中磨盘、磨棒残块较多，磨耗较大，说明在遗址中进行了大量的植食加工工作。

随着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业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普遍存在。各遗址内发现有猪、狗、牛、羊、鹿、獐、獾、鼠等动物遗骸，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陶塑猪头、羊头等。根据近年来的动物考古相关研究，在这些动物中，能够确定为家养动物的有猪、狗两种。

遗址内发现有用陶片改制的纺轮。纺轮的直径不等，厚薄不同，纺织史专家认为大小不同、轻重有别的纺轮，应该与纺粗细不同的线有关。从这些陶纺轮、骨针、骨锥看，当时已有纺织、缝纫手工业。同时由于因纺轮发现不多，又是用陶片改制而成，说明这时纺织业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我国在旧石器晚期已出现用兽皮做成衣服护身、防寒的迹象，裴李岗的骨针很进步，表明这时的缝纫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农业的出现，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开端，也就是人类由依赖自然界赐予的采集渔猎经济，过渡到人工生产的农耕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一次大变革，也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次大变革。裴李岗文化时代的聚落分布、生产活动、谷物种类（粟和稻）、农业工具和家畜品种等方面，都表现出一系列的特点，已构成自成体系的农耕文化，对后来的仰韶文化的农业起了促进作用，从而对以后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也都有其深刻的意义。

裴李岗文化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稳定的定居生活。

相比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裴李岗文化时期文化堆积更加丰富，聚落规模的确有所扩大，而且定居程度明显增加。从文化层厚度看，保存较好的遗址都能见到连续的文化层，一般有一到两层文化堆积，有的地方较厚，灰坑密集处厚度可达 1 米以上；从聚落面积和规模看，一般以 1 万平方米为多；从聚落内部功能看，房址、灰坑（有些是窖穴）、陶窑 、墓地一应俱全，完全具备长期定居的建筑要素，已可形成完整的生活单元；从器物组合看，陶器、石器、骨角牙器（应该还包括不能长期保存的竹木器）种类丰富，功能多样而齐全，涵盖了采集、种植、狩猎、渔猎等各种不同生计方式的工具，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各种需要。

裴李岗人住在半地穴的房屋里，房顶用柱子支撑，地面铺有可以防潮的泥灰地面。房屋多为圆形，门朝南，光线充足，门内有阶梯式的门道，这样的房屋冬暖夏凉。

建房时，裴李岗人泥中掺秸为筋，抹泥为面，四壁和地面经火烤，这样的建造技术几乎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某些偏僻农村的建房技术。

为了盛放食物，裴李岗人还在房子周围挖了不少窖穴，用以贮藏秋收谷物与一时吃不完的肉食。裴李岗人在双洎河畔高地上过着群居和定居的生活，减少了个体直面自然的风险，也使人們对血缘关系的认知成为可能。

裴李岗文化大部分房屋面积 5-10平方米，可以满足 3-5 人的日常居住，这或许是最小个体家庭需要的面积。在新郑唐户遗址新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房址，不仅数量多，而且分为四个区，布局具有明显的规律性，这对于进一步研究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布局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尤其是围绕在Ⅲ区房址周围壕沟的发现，开仰韶时代封闭式内向型环壕聚落的源头，为早期聚落考古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

裴李岗文化第三个特点是多样化的食物来源。

在裴李岗遗址中还发现有梅、酸枣、核桃等果核，说明采集野果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枣类果实的发现，把新郑枣乡的历史上溯到了8000年以前。

最新发掘发现了大量碳化果壳，以及浮选出少量植物种子，有黍、稻、粟、橡子、酸枣、枣、山核桃等，初步判断裴李岗文化时期，农业已经有了初步发展，可能种植有粟、黍、稻等农作物，但仍然以采集经济为主；动物遗存发现有猪、狗、牛、鹿、獐、獾、龟以及大量的鱼骨，初步判断已经有了猪、狗养殖，但仍然以渔猎活动获取动物资源为主。

裴李岗文化的第四个特点是丰富的精神追求。

精神文化是人类在从事物质文化基础生产上产生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意识形态。人类自诞生以来，就有了一定的思想意识，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人类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在不断进步。从遗址出土的反映当时精神生活的物质遗存可以看出，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精神文化。

从制作工艺和器物造型来看，裴李岗陶器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陶器。裴李岗时期的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也有掺砂粒的夹砂陶。陶土经过选择和淘洗，泥质细腻。裴李岗人的陶器全部用手捏造，但器形的优美一点不输慢轮制作的陶器。从器物观察，他们已经掌握对称的概念与稳定的手段，某些陶器施以简单的指甲纹、篦点纹、乳钉纹，使得简洁明快的体形产生了令人吃惊的艺术效果。

裴李岗遗址中还出土有一些陶塑艺术品。陶塑的猪首栩栩如生，陶塑羊首耳部突出，活灵活现。陶塑老人头像，扁头方脸，前额平坦，眉脊粗壮，宽鼻深目，口眼生动，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陶塑人像之一。装饰品和艺术品有骨笄、绿松石珠，以及陶塑的猪、狗、羊头等，造型质朴，形象逼真而生动，显示出裴李岗人的艺术情趣。

部分出土遗物经初步微痕观察及残留物分析，发现了可能与酿酒以及纺织技术发展有关的迹象。

裴李岗文化的第五个特点是墓葬反映的社会组织、血缘关系和社会分工。

裴李岗文化大都有专门的墓葬区，说明可能对生与死有明确的认识，进而在聚落中专门规划出“生的世界”——居住区和“死的世界”——墓葬区，墓葬区内的墓葬分布集中，且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这种聚族而葬的墓地，墓葬排列密集，方向、葬式和随葬品组合较为固定，可能反映了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从墓的大小与随墓品多寡来看，裴李岗人内部有了地位区分。

男性墓一般随葬有石铲、石镰、石斧等，女性墓一般随葬有石磨盘、磨棒、骨针等。一般情况下，出石铲、斧、镰的墓不出石磨盘、磨棒。由此证明裴李岗人在生产中是分工的，这时男性已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女性则是加工粮食和管理家务的主人。农业的进步同时推动了其他生产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前进。

蓄势中原？强势扩张？孕育中华文明

裴李岗文化蓄势中原，通衢八方，带动影响了周边文化的演进与发展，使中国广大区域出现了明显的裴李岗文化，使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距今 7000 年左右初步形成了一个文化面貌较为统一的文化圈。其先进的文化因素又被后继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传承、改造，并在广泛吸收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域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进行交融、损益，最终造就了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的诞生。裴李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石，是黄河文明的肇端，孕育了中华文明。

从考古材料看，裴李岗时代中原与海岱地区文化交流的趋向上是以河洛地区对海岱地区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海岱地区后李文化与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有非常广泛的文化交流，互相影响。二者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裴李岗时代，是以裴李岗文化对后李文化的单向文化传播为主，很难见到后者对前者的影响。

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面貌各不相同，各有特色，又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裴李岗文化在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中，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对磁山文化的影响较大，因此在磁山文化面貌上，形成了比较多的裴李岗文化特征，在磁山文化中出现的与裴李岗文化相似的特征， 如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石器都有相类似的石镰、石磨盘， 陶器中也有小口双耳壶、三足钵、深腹罐等。尤其是小口双耳壶和三足钵的形制，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此外在陶器纹饰上两者也有蓖纹。应该是受裴李岗文化影响的结果。

袁广阔先生经研究认为裴李岗文化一支沿丹江、汉水西迁，迁至汉中地区。汉中盆地是我国亚热带的北部边缘，土地肥沃，雨量温湿，十分适宜于农业生产。因此，裴李岗文化在这里很快得到了发展，以后又进入了关中地区，对那里的老官台文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当地的老官台文化一道发展，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半坡类型文化。韩建业先生在《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一文中认为，裴李岗文化强盛时对外扩张影响，将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和黄河中游以北地区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衰败时又东向迁徙，其文化因素深深渗透到黄河下游和淮北地区文化当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地处中原核心的裴李岗文化的强大作用，才使黄河流域文化紧密联结在一起，从而于公元前第九千纪形成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文化区”；才使黄河下游、汉水上游、淮北甚至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也与中原文化区发生较多联系从而形成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才使黄河长江流域，尤其是中原地区文化此后的发展有了一个颇具共性的基础——这个基础暗含对中原腹地的一定程度的认同、彼此间的相互默契以及易于交流等多种契机。

新郑裴李岗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是追溯中华农耕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一个文化样本。遗址中出土的磨制石器、生产工具、家畜骨骼、陶窑、制陶业的广泛发展、密集的墓葬、陪葬品的分布、艺术品的出现、烘烤的木骨泥墙等迹象显示出这一时期人类社会日渐复杂化的特征。裴李岗文化分布广泛，影响深远。同时期毗邻的其他重要考古学文化，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它的影响。从这个层面观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裴李岗文化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郑州市文物局局长，南开大学、郑州大学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