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而不觉”的殷墟

何毓灵

继夏之后，商代是我国第二个王国，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其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至1046年，历时554年。在五千多年文明长河里，商王朝居其中，它上承文明四方汇聚、海纳百川之势，王权国家得以稳固，礼乐文明渐趋完善；下启周秦汉唐之制，文字记载得以定型，中华文化传承有序。作为商代晚期都城的殷墟，因甲骨文发现与研究，进而90余年的调查与发掘，让尘封地下三千余载殷商盛世得以重现。虽时光久远，如果穿越到三千年前，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日用而不觉”的殷墟。

壹

殷墟博物馆内有一件“日用而不觉”的文物——陶三通管。这件极为普通的文物却被考古学家视为“珍宝”，是央视爆红的《国家宝藏》节目遴选的三件殷墟代表性文物之一。

殷墟位于华北平原腹地，太行山东麓，巍巍八百里太行即提供了西部的天然屏障，其间的被称为“陉”的通道是太行山两侧交通要道，也是商王朝重点防御的重要关隘；古黄河在殷墟以东约60公里自南往北流淌在平原之上，形成众多的沼泽、湖泊。发源于太行山的多条河流自西往东流，多是古黄河的支流，从殷墟都城穿行的洹河就是其中之一。

殷墟所在的安阳盆地，东西长约20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盆地西接太行山区，南北两侧是海拔200米左右的丘陵，东部与华北平原相接。盆地内地势西高东低，由海拔130米逐渐降至80米左右。

商代安阳地区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比现在约高摄氏2℃。甲骨文有数千条与卜雨有关，很多是卜问下雨会不会酿成灾害，可见当时的雨水总体上是较为丰沛的。在殷墟多次发现象骨和象牙制品，另外还发现有野生水牛、獐、竹鼠等，这些亚热带甚至热带动物在殷墟生存；莎草属、蓼属等温带或热带生长在沼泽、水沟的草本植物在殷墟并不鲜见。

罗马非一日建成的，历经250余年的都城殷墟同样如此。城市建设，规划先行。长距离的地下管线正是城市建设，特别是大型建筑首先要考虑的。考古发掘表明，陶水管在45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城址就有发现，这是中华先民智慧的结晶，城市内密集的生产生活均与水相关，解决城市供水与排水是城市规划的当务之急。到了夏商时期，城市给排水系统已相当完备，除了水管之外，还有人工沟渠、石砌暗渠、人工池范、陂塘等。殷墟的这件陶质三通管是首次发现，它位于一处族邑建筑基址内，用于贯通南北向与东西向两段管网，应在地基夯筑之前，先行规划并埋入的。这件陶三通管看似普通，但却是三千多年前殷墟建城规划的典型代表。

鼎盛时期的殷墟面积已达36平方公里，甚至更大，城市人口十四五万之多。经过90余年的考古发掘，目前对殷墟的城市布局、面貌已有深入了解。

宫殿宗庙区位于洹河南岸，地势较高，其东、北两面有洹河环绕，西、南以深壕与外面相隔，总面积约70万平方米。已发现大量夯土建筑基址，自南往北递进分布，功能也应有所不同，宗庙、行政、寝殿，甚至是手工业作坊。以乙二十、丁组基址为代表，其典型的四合院式建筑形式为以后历代所延续。甲、乙、丙三组基址的西侧紧临面积达6万平方米的大型人工池苑，基址内三十余条明渠、暗渠与池苑相通，池苑向北与洹河相连，从而形成完整的水系结构，既解决了宫殿区内部的给排水问题，同时也具有景观美化的作用。宫殿宗庙区是王族成员的主要活动区域，周而复始的祭祀留下了大量祭祀坑，目前已知的16万多片甲骨几乎全部出土于宫殿区内。不仅如此，宫殿区内还有以妇好墓、子渔墓、亚长墓等王室、贵族墓，以及大量平民墓葬。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些墓葬多与王族有关，是当时“居葬合一”观念的体现。

宫殿区之外洹河南北分布着众多以不同家族为单元的族邑聚落，2002年徐家桥北、2004年大司空南、2010年刘家庄北地、2020年邵家棚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均发现夯土建筑群，只是规模略小于宫殿。建筑基址下也多发现有排水管道，并与基址旁人工挖掘的陂塘相连。族邑内除了大量生活生產遗存外，同样有大量中小型墓葬。青铜铭文表明这些是长期活动在殷商政治舞台上的权贵家族。

甲骨文记载，商代有“百工”，以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等为代表的手工业十分繁多，这为考古发掘所证实。为了控制与管理手工业生产，特别是与礼制文明直接相关的所谓“礼器”生产，商王朝采取了类似于现代的工业园区的生产模式，把不同手工业被相对集中在一个区域，从事生产的工匠家族也会被集中管理，这样一方面便于技术的传承与创新，更便于国家掌控类似于青铜器铸造的尖端生产技术不被泄露。目前，已发现苗圃北地、孝民屯、大司空南、任家庄南、辛店等铸铜作坊，北辛庄、铁三路、大司空南等制骨作坊，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另外也有制玉、制石等作坊的线索。同样，这些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家族成员死后也葬在族邑之内，大量随葬有生产工具的工匠墓被发现。

从殷墟开始，首创王陵制度。殷墟王陵位于洹河以北，目前已发现有十四座墓道大墓以及近三千座祭祀坑。陵区分为东、西两部分，分别是方型壕沟包围。其中八座带四条墓道的大墓被认为是王陵，其余大墓属性尚有争议。王陵的规模巨大，以M1001为例，墓口面积近400平方米，深10.5米。东区祭祀坑成排分布，多是长2米许、宽1米许的长方形坑，小部分为边长0.6-1.5米左右的方形坑。祭祀坑的内容以人祭坑为主，也有少数兽祭坑和器祭坑。最多时一组坑埋人数百名，通常为几十人或百人左右。殷墟王陵区近3000座祭祀坑是殷墟不同时期的祭祀遗留。

都城之内不同族邑、作坊区、宫殿、王陵等都由大型道路相互交通，道路用鹅卵石、打碎均匀的陶片等铺成，道路之上马车车辙清晰可见。道路两侧建筑林立，已具“街区”的形制，随着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街区极有可能与不同的族邑相关联。

1999年，在传统认知的殷墟遗址的东北部，又发现一座形制规整、面积达4.7平方公里的商代中期都城，因其位于洹河以北，考古学家命名为“洹北商城”。经过20余年的勘探与发掘，发现了该城的郭城、宫城、宫殿、手工业作坊区、贵族与平民居住区等。洹北商城的发现填补了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商代早期与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晚期之间的空白，是近20多年来商代考古乃至商代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殷墟至今未发现城墙，有学者认为正因其国力强盛，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构筑城墙已失去了防御的意义。甲骨文中经常提到“大邑商”“天邑商”，众多学者不解其意，近几年，随着传统殷墟遗址外围又不断有新的重大发现，特别是位于殷墟以北，距离宫殿区直线距离已达10公里的辛店遗址的发现，大大改变了学者们对于殷墟范围的认知。辛店遗址面积达百万平方米，以大型青铜作坊为主体，铜器生产持续到西周早期。另外在殷墟东、南、西三面也有规模不等的殷墟聚落的发现，这表明殷墟的布局形制与内涵尚有很大空间值得深入研究。

殷墟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中心，充分表明中华文明的“一体性”，或以中原地区为主的“中心性”已经形成并稳固下来，这种一体性或中心性自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就已初步显现，商代得以强化。

文化的交流与交往是双向的、互补的。在殷墟都城之内，考古发现并辨识出大量来自周边区域青铜文化的遗物。中原马车最早发现于殷墟。目前所知最早的马与马车发现于中亚、西亚地区。有学者认为，在与北方游牧族群接触，甚至是战争冲突过程中，商王及贵族知晓了马车的便利性，并很快就引进、利用。另外，如江浙地区的硬陶与原始瓷、山东沿海地区的陶器、长城地带游牧族群的青铜兵器与用具，甚至是用于甲骨占卜的海龟、用于货币的海贝等，都突显了当时族群交流与互动，这说明当时中华文明存在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交往，族群之间的深度融合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

贰

现代的中国婴儿呱呱降生之时，眼前开始晃动的各种图形符号中就有连绵三千年甚至更久的汉字，这是中华文明的奇迹，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最为强大的文化基因。用“日用而不觉”来形容三千年的甲骨文与当代14亿中华儿女仍在使用的汉字的关系，是再贴切不过了。

商代凡事必卜，占卜之前，由占卜贞人进行操作，在事先处理好的龟甲和兽骨的反面用火条烧灼，因高温原因，其正面因爆裂形成纹路。这种裂纹在当时被看作是祖先、神灵对占卜之事的指示。而作为神灵的代言人，国王是有权力、有能力通晓这种指示的人。把占卜的内容记录刻写在龟甲之上就是甲骨文，这就是我们面前的可见的文字内容。

清末民国初年甲骨文被发现，经王懿荣、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众多学者的研究考证，最终确认甲骨文是商代占卜文字，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就是商代晚期都城，甲骨文所载的商王世系与司马迁所撰《史记·殷本纪》所记基本一致，如此则把我国信史自公元前841年往前推进了几百年。甲骨文的发掘也直接促使1928年殷墟的首次发掘。

殷墟已出土刻辞甲骨16万余片，以1936年YH127坑、1973年小屯南地、1991年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最为集中。据研究，甲骨文有近4500个单字，目前已释读约1500字。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殷商王室的祭祀占卜内容，虽然内容丰富，但题材相对单一。可“殷人有册有典”，学者们相信当时还有其他类似于竹简、木简之类的文字载体，只是华北地区土壤不利于这些易腐蚀的有机物的埋藏而未能发现。甲骨文如何形成、其源头又在哪些？这同样困扰着学术界。不过新石器时代的大量的图画、符号清楚表明，甲骨文之前还有漫长的文字演化之路。

与世界上大多数表音文字不同，汉字是表意文字，字形与字意紧密联系，从而使汉字可以超越方言性与语言性，把其承载的含义准确无误地传达给每一个中华儿女。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从此成为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虽然字体有所变化，但却始终一脉相承，是目前十四亿中华儿女仍在使用的“活文字”，成为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生生不息的基因和纽带，是构建与维系中华文明的关键。

叁

有学者认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具有大众性、长期性、渐进性和内在性。追溯耳熟能详的成语诸如加官晋爵、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的原义，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们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器以藏礼，器以载道，青铜礼器是夏商周三代礼制文明的物化形式，是“明贵贱、辨等列”的物质基础。冶金术产生于西方，然后逐渐东传，经新疆地区、河西走廊，大约4500年前左右到达华北地区。中华文明善于学习、活化利用的特征在青铜冶金技术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与西方青铜器多是小型兵器、工具等扁平类器物不同，自夏代开始接触到青铜技术后，就开始融合、创新，用独特的泥范块范法铸造如鼎、爵等青铜容器，这是西方青铜技术绝无仅有的。经过三四百年的不断探索，到殷墟时期，中国青铜铸造技术达到了鼎盛时期，目前在殷墟仅铸造青铜器的大型作坊就发现有5个，用于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十几万块，重达875公斤的司母戊大鼎就是典型代表，至此，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青铜礼制也日趋成熟。

殷墟时期就已形成了以青铜觚爵为核心的青铜器组合模式，从低等贵族、中等贵族、高等贵族，再到王室贵族，青铜觚爵的数量逐渐增多，与之相应其他青铜鼎、簋、甗、罍、盂、斝、盉等也视等级不同配套增添，从而形成了严苛的礼制，不容僭越。西周时期所谓的“列鼎制度”同样如此，只是把酒器的觚和爵换成了食器的鼎和簋而已。正因如此，青铜礼器就成了权力、威望、诚信等代言词。秦汉之后青铜器的礼制功能已消失，但以青铜礼器来表达权力与诚信观念的成语、俗语等代代相传，直到今日。

商王朝实行的是内服、外服统治模式。所谓内服，我们可以理解为商王朝的王畿之地，以都城殷墟为中心，西到太行山东麓，北抵邢台，南到郑州，东至濮阳一线皆为王畿地区，属于商王直接管辖之地，也可以将其看作是殷商文明“漩涡”的中心。王畿之外分布着大量的方国。所谓方国，一般是指甲骨文中记载的“方”，即地方政权，其首领称方伯。方国要想生存和壮大，必须在方国之间的战争中不断取胜。甲骨文记载中常与商王联合作战的方国，多是败于商王后成为军事同盟者的。作为参盟方国，主要任务是参加联合军事行动，向商王提供贡赋，承担各项事务。在外敌入侵时，方国可以请求商王予以保护。王畿之外的方国，可以理解为商王朝的外服。西到关中，北至幽燕，东到沿海，南至长江，分布着大量方国。我们可以把其看作是殷商文明“漩涡”的边缘。考古发掘表明，方国之内，其文化面貌与王畿地区高度一致，特别是体现礼制的青铜礼器极有可能铸造于都城青铜作坊，而由商王赏赐给方国首领。

在我国更大范围内，也同样分布着不同的青铜文明。比如四川三星堆文化，出土四羊方尊的湘江流域青铜文化，长城沿线的游牧草原青铜文化等。它们各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但都深受殷商文明的影响。在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中，大量青铜器、玉器的风格与殷商王畿地区十分相近。我们可以把商王朝周边的青铜文明，看作是殷商文明“漩涡”飞溅之地的产物。作为当时最为发达的青铜文明，殷商文明在与周边青铜文明交往过程中，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原文化影响力在不断的交流中向外延伸，“漩涡”越来越大，向心力与吸引力也越来越强，中华文明最终由幼苗长成参天大树。

肆

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经过20年的不断探索，提出文明定义以及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毋庸讳言，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艰辛努力证明，中华文明于五千多年前已进入文明社会。

不过，如果回溯中华文明探源历程可以发现，中华文明溯源始终是中华儿女内心深处不变的情结。现代考古学自西方传入中国后立即成为“证经补史”最有效的工具，也立即被应用到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探索之中。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得以创立最早的实验田，通过对殷墟不间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殷墟文化的内涵也日益清晰，这就促使殷墟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与基石。也正因如此，殷墟被认为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20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始终以二里头文化为起点。如果没有殷墟作为前提与保障，所有的成果与结论无疑会成为无根之塔。

“周因于殷礼”，周革殷命后，礼制文明得以延续，特别是青铜礼器表现的礼制得以继续，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进一步演化，使用的范围也更进一步扩展，文明也因此得以传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阳工作站副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