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访唐诗”背后的“新文科”

杨晓霭

长安、秦州、凉州、甘州、肃州、敦煌、玉门关、阳关、伊州、高昌、交河、天山路、北庭、铁门关、龟兹、碎叶、热海；1300年前的大唐都城，21世纪的高铁车站；延绵的秦岭山脉，雪花飞舞的乌梢岭；西凉乐里的葡萄酒，火焰山下的温度计；岑参歌唱梨花的轮台，吐鲁番出土文书里的岑判官马料账；库车维吾尔族大叔的囊饼，岑参在安西馆中的“缩地”梦想；站在怛罗斯古战场上，脑海中回响着李白的《战城南》，听着吉尔吉斯小童汉语吟诵的《静夜思》，眼前定能浮现五岁的小李白跋山涉水的东归身影；驻足伊塞克湖的彩虹宾馆，遥想岑参“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的沸腾湖水……一幕幕电影镜头般的画面，远景、全景、近景、特写，冷色调、暖色调、饱和的色调，随着景深、景别的变化，人们的情绪也“闪进”“闪回”。字里行间的“穿越”、画图相片的“剪辑”，贯穿着地理常识、科学考证、学术评判、诗歌鉴赏，地图风光、在地人物、行走路程、现实情怀，历史、现实、未来……这就是《从长安到天山——丝绸之路访唐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第1版）一书，给我们的“头脑风暴”。这一切将读者的视野与思绪，不由自主地引向了当下正在开展的“新文科”建设。

“新文科”之“新”的突出表现是学科交叉。在交叉過程中，不能忽略的是“彰显文科质性”。在已建立的交叉学科中，文科与文科、文科与理科、文科与工科进行了重组，现代科技融入传统文科、应用学科融入传统文科，都出现了“中国语言文学”，还真有些“万金油”的角色，其实正好反映了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应用性及其人文通识的跨学科支撑作用。随着学科的快速重组、交叉、融合，有关新文科建设的思考、讨论、意见、建议，也如新笋解箨，拔地而起。人文学科从来都是其他各科的基础，就目前需要建设的“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而言，“新文科”仍然是基础。在学科建设中，“交叉学科”的确是新生事物，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融会贯通，传统悠久。引入新知识、新方法、新技术，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也早已形成了多种样板。

回顾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将科学理念、方法与技术引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得风气之先，引领潮流的专家学者，首推唐宋文学研究大家王兆鹏教授。他带领团队收获的一批又一批成果，将传播学、定量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等理论、方法、技术引入古代文学研究，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可谓是“新文科”之“新”的“时代创新”“样板”。与这一“时创样板”相比，《从长安到天山——丝绸之路访唐诗》相对“古朴”，可谓是“新文科”之“新”的一个“古朴”样板。

之所以说“古朴”，即全书侧重采用传统的文史研究方法，又能会通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形成文学性、历史性、科学性的交融，从而跨学科，有交叉，体现了“新文科”之“新”的要义。正如作者所云：

按照我的可行性设计，从西安起步，沿着丝绸之路西去，我将经过陕西、甘肃、新疆三个省区，并走出国境，一直到达吉尔吉斯斯坦。这一路，有些地方我从未到过，另一些地方则早已亲历，甚至相当熟悉。但我定下一条原则，要尽最大努力，把这条古老的丝之路尽可能完整地走一回，使写成的文字富有纪实性和新鲜感。这本小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游记的性质，然而，它又要将唐诗贯串其中，甚至会不期而然地或者说是习惯性地牵扯到一些学术问题。这样一来，它读起来可能不如纯游记那样有趣、那样有吸引力。这将是一本什么样的读物，在图书分类法中也许找不到它的准确位置。

诚哉是言！《从长安到天山——丝绸之路访唐诗》的确展现了“新文科”之“新”的人文根本，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跨学科书写实现了“新文科”要义。“学科交叉”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命题。全书图文并茂的编辑，已经将摄影、绘画、文学融为一体。我们一翻书页，一幅幅图片就把读者带入了那遥远的历史与当代现实相交汇的“现场”：“张掖南面的祁连山”“玉门关小方盘城”“去往阳关的公路上流沙如水”“烽燧下遥望阳关镇”“作者与大河古城的少年守护者”“交河城下黄昏”“雄伟的交河城堡”“高昌故城遗址外的玄奘像”“高昌城内的可汗堡”“俯瞰北庭故城”“北庭故城内城北门”“翻越天山路之琼达坂”“飞越葱岭”“西天山尽头”“碎叶古城鸣枪致敬李白”“伊塞克湖（热海）”“伊塞克湖边遥望天山”。即使没能看到这些题目下的图片或实际景观，而一段段文字已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思，似乎我们已伴随作者踏上了绿洲丝绸之路，“随着运送丝绸的商队，伴着驼铃的声响，听着大雁的鸣叫，从长安出发，去寻访丝绸之路上的唐诗”。

“返回现场”“田野调查”是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常用的方法。亲历亲行，实地考察，这是今人的“行”；“将唐诗贯穿其中”，这是唐人的“写”。纪实与唐诗相互映衬，这是古今时空的超越；游记与学术交织，这是文学与科学的交叉。“在图书分类法中也许找不到它的准确位置。”不正是“新文科”之“新”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吗？当学术研究已然跨越学科畛域，出现了“找不到它的准确位置”的成果时，“新文科”的出现是必然的，“交叉学科”的设置也就顺时而生了。

第二，浓厚“人情”彰显了“文科质性”。“质性”的本义即“资质”“本性”。这种自然质性，在“物”，即为杜甫所歌吟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之“质”；在“人”，则如陶渊明所云“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之“质”。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是审美艺术，其“质性”就在“人”，有血有肉的人，有感情的人。文学研究自然也是有血有肉的研究。《从长安到天山——丝绸之路访唐诗》，渗透了作者对丝绸之路上山山水水的热爱，对曾经行走过的唐人唐诗的热爱，更加令人感动的是书中所渗透着的对献身祖国边疆的今人今事的热爱。

作者的家乡在陕西，又在西安读书数载，家乡的童年、校园里的青春，都与这座古城相牵连。所以在“西安”的各节书写中都充满了身临其境之感，处处渗透着“人情”。李白有一首《君子有所思行》（紫阁连终南），采用乐府旧题，差不多是仿拟陆机、鲍照诗而作，一般读者都不考虑这首诗与李白实际行踪的联系。对这首诗的分析，书中写道：

紫阁是终南山的一座峰头。李白登上紫阁峰，回转身来，背倚山崖，以鸟瞰的角度向北方眺望，看到了壮丽无比的长安城：朝廷宫群雄踞于城市北部，整个城市一条条大道纵横相交，像弓弦一样笔直，把长安城分割成一个个“井”字。这些“井”字多得数不过来，规整得像一幅画。面对这幅画，诗人感到了心灵的强烈震撼！目光再向远处延伸，他看到了横在北方天际的渭河，闪耀着银河一样的波光。那时的空气没有任何污染，也没有现在碍眼的高层建筑，晴空下的视野极其辽阔。诗人李白……他就会激动不已。

这样的书写，没有亲临其境经验的人是表达不了的，而那种只要回想长安，就激动不已的心情，也是没有亲历的人难以想象的。

第三，超越时空回归了文学本色。超越现实生活是文学固有的属性。作者在写西安时说：

我一方面要目击现实，一方面又要追忆过去，甚至还要穿越时空隧道，使自己的想象尽量回溯到1300年前的唐朝。纪实与想象叠加，将贯穿我以西安为起点的全部行程和我即将写下的全部文字。

正是这样的“穿越时空隧道”“纪实与想象叠加”的引领，使读者也是紧跟着“穿越时空隧道”“纪实与想象叠加”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一节，写寻访大明宫。从大唐的宫殿群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冒着凛冽的寒风、骑着自行车的两名研究生。他们费了很大力气去探看大明宫遗址。那是1979年，“研究生”的名称大家听起来太陌生了，于是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这地方是只给搞研究的人看的，你们既然来了，就进去看看吧！”听着看守铁栅栏门的老人可亲可爱的话语，突然会让人们联想起岑参诗中“终日对石壁”的“关门一小吏”，联想起岑参花门山口摘榆錢买酒的调皮身影：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道傍榆荚巧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

（《戏问花门酒家翁》）

什么叫“穿越”啊？这难道不是吗？随着“游客”的作者，读者看到了丹凤门的过往与现在，观看了含元殿的“大朝会”，欣赏了唐代才子们诗歌唱和的“风景”，学习了和诗创作的规矩，鉴赏了这些唱和诗水平的高低。“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写的是兴庆宫。关于兴庆宫，作者写了千古传诵，最令人感叹的李白《清平调词》的故事。供奉皇帝为近臣，大展诗才，扬名当代，万古流芳，可谓是千古文人的中国梦。围绕着这个故事，作者从李白写到李商隐，从哭晁衡写到中日交往，纵古贯今，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观照，全都“藏”在唐人的故事里，“隐”在唐人的诗歌里，也浸泡在西凉州的蒲桃酒里。“这美酒正是沿着丝绸之路输送到长安，进入宫廷。一千多年后，这些美景变成了沉香亭中那些凝固了的浮雕。”眼前的浮雕与千年的故事又交织在了一起。

当今文学创作追求创意写作，追求非虚构写作，追求行走的写作，在同一空间，将一千多年前、几百年前、当今时下的事物人情并置，从而唤起历史的回顾、现实的反思、未来的展望。这样的书写，何尝不是文学应有的旨趣？

第四，准确数据体现科学态度。《从长安到天山——丝绸之路访唐诗》，书名即说明全书是本着实地考察、还原现场的科学态度进行游历与写作的。书中有关时间、地点、人物、距离总是纪实的，而对“景点”的描写也是一五一十准确表达。比如写唐代长安城，作者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唐长安城复原图》（《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读图可知，全城有纵横交错的东西大道14条、南北大道11条，把城市分隔成一个个整齐的坊里。”说实在话，我们读李白诗，读杜甫诗，总以为长安城如棋盘，从未考虑南北大道有不同。“含元殿遗址”“发掘报告（见《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称，殿阶基东西长74.8米，南北宽41.3米。”岑参《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塔》曰：“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塔为四方形楼阁式，七层，通高64.5米，底层边长25.5米，外观坚实厚重，看上去有‘风雨不动安如山之感。”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这位被闻一多称作“博徒革命家”（《唐诗杂论·四杰》）的诗人，曾经从军西域，踏上巴里坤的土地。来到巴里坤时，他写有《夕次蒲类津》：

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

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

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

关于蒲类津，作者写道：

蒲类津，也称蒲类海，今名巴里坤湖。巴里坤湖位于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县城西北18公里处的天山怀抱中，海拔1585米，是一个高原湖泊。湖水由多条河流和泉水汇聚而成，现今湖面东西宽约9公里，南北长约20公里，面积约113平方公里。……游人沿着一条用浮筒铺成的桥面，经过一大片沼泽，向湖中走去，离湖岸远了，湖水渐渐变得清澈起来，四围的山影倒映水中，人们才能感受到湖光山色之美。次日我们驱车沿湖岸而行，从车窗向湖上眺望，一片水天苍茫，充分感受到了这个高原大湖的壮美。

今天的巴里坤，全称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这是一个人口只有10多万的小县，据出租车司机说，县城总共有90辆出租车，但畜牧业和农业都很发达。走出蒲类海大酒店，迎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草原与城市零距离地贴近，这样的城市风光真是令人陶醉。

唐人唐诗、科学数据、作者观感、美丽风光，科学与人文，历史与现实，互相印证，相映成辉。多么有感情的科学，多么有科学的人文！“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写“大唐芙蓉园”。一看到孟郊诗句所作的标题，那个46岁才科举成功了的寒苦诗人形象便浮现眼前，而新科进士骑马看花的荣耀无不让今人深受感染。但作者的这一节却从当下西安“大唐芙蓉园”的景观写起。在写了这一景观三个标志性建筑的方位后，作者提出了严肃的学术问题：“大唐芙蓉园与唐代的美蓉苑（园）是不是在同一位置上？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接着引证列举了数条唐人至今人的诗文及研究资料：

晚唐诗人林宽《寄何绍余》诗有句：“芙蓉苑北曲江岸，期看终南新雪晴。”说得很明白，芙蓉苑之北是曲江换句话说，芙蓉苑在曲江之南。《乐游园歌》有句：“青春波浪蓉园。”清杨伦《杜诗镜》注引宋张礼《游城南记》：“芙蓉园在曲江之西南。”杜市的名篇《秋兴八首》有句“美蓉小苑入边愁”，叶嘉莹《杜市秋兴八首集说》所附《唐代长安图》，英蓉园位于曲江的西南方。宋宋敏求《长安志》“曲江”下引晚唐人康骈《剧谈录》：“曲江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所记曲江之南有蓉苑。元李好文编绘《长安志图》，其《城南名胜古迹图》也将“蓉园”绘于曲江的西南位置。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在“西京外郭城”下记：“曲江……次南芙蓉园。”并引《太平寰宇记》：“曲江与芙蓉园相连。”以上资料都表明芙蓉园是在曲江之南或西南。但是，现在的大唐芙蓉园却位于曲江遗址公园的西北方向。有关资料介绍说，芙蓉园“建于原唐代芙蓉园遗址以北”，“以北”怎样理解？是不是向北以至越过了曲江？我这里只是顺手把问题提出来，确定的答案应该由历史地理学、考古学、长安学的专家做出。

虽然这一段话是文献引证，却带领读者从当下“闪回”盛唐、晚唐，带着问题，去问清人，去问宋人，问当代学者，问历史地理学、考古学、长安学的专家。带着问题，一边游赏一边思考。面对现实，回顾历史，考问当下，进行研究，求解答案，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人文与科学，科学与人文，“负阴抱阳，独立不改。”科学不是技术，是精神创造活动，需要文化沃土，而且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样，得有“生我养我”的故土乡愁。有学者论述得好：

人文价值不仅在科学的理论构成之内，而且可以说，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科学不是自然的产物。在演化中，不可能自发产生科学。科学是文化，而且是特定文化的产物。

（唐逸《科学与人文价值》）“以文化人”“以人为本”，尊重人性，抒发性灵，是人文价值的理念与追求。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里将中外学问分作科学、史学、文学，并界定说：

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

《从长安到天山——丝绸之路访唐诗》一书，将历史文献、诗歌作品、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其间有充分的科学考证，有浓郁的故园情、师生情、同窗情、朋友情，有深厚的现实关怀，崇尚的学术情怀，无不以“人”为本，真正体现了出入科学、史学之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的文学本色。

读罢《從长安到天山——丝绸之路访唐诗》，掩卷沉思，感觉这一研究的确具备了新文科之跨学科、大数据、论域拓展等“新”特点。而这些新特点的呈现，倘若没有雄厚的文学专业基础，没有几十年的边疆生活坚守，没有从长安到天山的艰难行走，没有丝绸之路访唐诗的亲历目睹，什么样的“新”似乎都谈不上，也实现不了。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技术等科学技术的确给文科赋予了巨大的能量，使文献检索“竭泽而渔”“一网打尽”完全得到了实现，一幅电子唐诗地图瞬间就能将唐代诗人行走历程直观表现，但话又说回来，大至文学史的研究，小到一篇经典作品的鉴赏，如果没有文学、语言学、文献学、文艺学的支撑，没有扎实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专业知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脱开了“人文”根本，任何一种创新，都难成就一个“新文科”。不得不说，“新文科”之“新”的根本，仍然在扎稳、靠牢人文专业的基础，仍然在深植人文情怀，铸就人文精神。

（作者系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