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鹰的批评是否也是“明亮的阳光”

谭鲜

肖鹰以1990年发表于《文学评论》第5期的硕士论文《近年非理性主义小说批判》步入文学批评领域，开始了他作为美学学者对当代文学的持续关注。肖鹰的批评文章多是就实时评论所作，散见于网络报刊各处，后经过集结，主要集中收录在批评选集《天地一指——文化批评文集》《说与不说——肖鹰文学批评集》及《肖鹰文集初编——批评卷》此三部文集中。虽被冠以文化批评家的头衔，但也从未将批评眼光完全局限于此，他的文化批评实践可以抽象出两个不同的重点侧向，前期纯学术批评下所践行的正是建构了“作为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后期参与社会热点文化评论后所朝向的“文化讨论的文化批评”范畴。

自文学批评扩展到社会文化批评后，批评风格的新锐性和独到性，犀利直接、鞭辟入里的批评文字，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争议，一时成为风口浪尖的人物。面对毁誉参半的社会反响，肖鹰从未避讳自己的批评选择，直言过往所有的批评均是“秉承着一个人文学者应持的良知和理性而为”，无愧于心。正是这样的原则和坚守，使得他一直能以公正之心去剖析批评对象，践行自己的批评理念。

对自我生命体验的忠实

任何批评家的批评姿态都深深地倒映在其成长经历及学术道路之中。肖鹰直言，他自幼便受到了祖父母关于做一个有良知的人的教导，之后便在父亲的军事化管理以及母亲亦师亦友的陪伴下形成了独立的人格。北大多年的求学经历给予他影响最大的便是“老师们洋溢在神情举止中的治学精神和人格品质”，由此可见肖鹰严谨的学术风格、独立自由的精神来源。这些都是深深地烙印在他的骨血之中的原则，而后他的美学研究又直接给予他文学批评以更深切、更直接的滋养。美学领域的辛耘躬耕，使得肖鹰自持一种全球化、多元化的研究视角，能够将文学和文化认同等问题纳入一个更广阔的场域中进行思考。肖鹰对于传统美学具有自己精妙而独到的见解，他研究并钟爱老庄、王阳明、李贽、王国维等美学家。正是从这些美学家之中，肖鹰找到了与之相契合的灵魂，并且树立了与他们相似的批评道路走向。肖鹰向我们所展现的正是追寻着我国千年文学史以来的优秀美学家们之途的集大成者——一位真性情有血性的批评家之途。

得益于其美学家的身份，肖鹰对文学的批评更多的是放在审美和主题的范畴，同时他也是有着很高的精神纯净度的人，他倡导的是一种较为高雅的文学风格指向。在他看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心灵最微妙的表达。作者在对现实的苦难和困厄进行揭示的时候，心里应该怀着真挚的大爱，应该带着对社会、人生悲悯的情怀和祝福”。

从2007年以批评于丹对《庄子》《论语》的误读开始介入文化批评的道路，自此在大众媒体中便开始频频在场。他钟爱电影，敢于对当下影视创作中的问题发表直率犀利的意见。前后陆续发表电影评论文章近20余篇，所涉及的影片包括张艺谋、冯小刚系列电影，众星云集的文艺片《无问西东》、享誉海外的主旋律片《战狼》等，其中对韩寒电影《后会有期》的炮轰，更是成为社会上著名的文化事件。肖鹰在评论电影中最突出也是最为难得的一点便是他从未将视角拘泥于国内或者是某一区域的小圈子内来加以分析，而是以国际化开放的视角来评论，进行比较性的评判。细数肖鹰所参与的社会事件，可谓是不胜枚举，所批评过的人“更是一个个长长的名单”，郭敬明、韩寒、赵本山、于丹……但是肖鹰绝对不是一个四处妄议的人，正如他所言，自己从所发的所有文字都是“必需、应当、值得”，即都是“血性之作不得不发……以真心尽学者批评之责，是自己学人生命的真价值”。

肖鹰明白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肩负的责任，不仅是躬耕于严肃文学，更要发挥对于社会的道德的指引，所以始终身体力行地以问题场域为文本去践行文化批评。除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肖鹰博客及肖鹰美学公众号都成为其发声的重要途径，针对贾浅浅诗歌的争议，以《也谈“贾浅浅现象”——研究父亲贾平凹不是错》一文，站在客观公正的问题上来指出贾浅浅事件的根本问题所在；《她是殉美而去》借女性整容问题对青少年的审美进行纠正；《“夜郎古国”的资本野心》对农村土地资源的使用进行关切。肖鹰关注的是当代文化，尤其是当代文化中亟待关注的问题，也正是话题的敏感度，使得他的批评活动演变为一个个文化事件，让他深陷社会漩涡之中。

姿态、风格与语言

肖鹰将鲁迅视为弘扬现代学者“独立自由之意志”的伟大典范，无真实即无论辩，认为现今的世俗社会必须要有“鲁迅式的批评者的精神担当和诚勇的战斗”。真正的批评家不仅需要有说真话的勇气，又要具有发自内心的责任与担当意识。《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曾发起过一次题为“批评该对谁负责”的讨论，对于当今文坛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引起学界的剧烈反响。在肖鹰看来，具有社会教化的担当精神便是一位批评家最重要的品质，而这亦是他一直以来坚守独立自主的批评姿态。

当今常见的文学批评文章大都是对社会功效进行阐释性言说，鲜有从审美价值的层面着重介入，肖鹰的批评也大都属于“外部批评”，但多是指出问题，提出否定的意见，区别惯常的追捧式评论。2005年，阎连科推出新作《受活》，学术界本都是一派赞歌，但是肖鹰却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评，甚至称是“一部糟糕到打击批评家的阅读勇气的小说”。在肯定阎连科试图在《受活》的创作中摆脱某种主义给定的现实尝试的努力的同时，对其超越了社会现实而沦为一种狂想主义的主观臆想进行了批评，并通过对比昔日佳作《日光流年》，指出《受活》不仅情节简单，而且具有主题钳制小说叙事的发展倾向，是作家创作明显退步的体现。肖鹰立足对现实主义的反思，通过对《受活》的批评，体现出对当代文学生命内核的呼唤以及对实力作家的真诚期待。

看似乖戾和不近人情的背后，体现的是一位学者的对于异己力量从未停止的抗争。新颖的角度和关注走向，是他几乎大多数文章都能引起极大的争议和讨论的缘由，然而作为一位实证性的批评家，肖鹰的结论总是经过多方比较和在严格勘探的基础上得出的。2009年肖鹰对于赵本山的二人转进行批评，认为其不仅没有承担社会道德教化作用，反而向低俗，甚至惡俗的文化症候妥协，是“灰色的二人秀”，言辞犀利，观点突出，风格鲜明，在网络上引起重大讨论。在此之前，他已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前往东北观看二人转、看剧演出，并邀请20余位二人转的专家、表演者进行座谈，在充分的思辨之下才得出此批评观点。可见肖鹰对于学术及文字，都是极其严谨的，批评建立在翔实的实证基础之上。

作为美学研究者，他具有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及阅读视野。翔实的论述、旁征博引是他批评的特点。2011年，作《“范曾现象”的文化解析》一文对“国画大师”范曾一夜之间变为“国学大师”的事件发表看法，从国学精义的梳理、中西哲学的辩证等方面层层论述，指出范曾对于庄子、柏拉图哲学的误读，认为范曾美学认知具有“根本缺失”，论述引经据典，融贯东西，显示了其广阔的学术视野。正如杨光祖教授所言：

我们太需要肖鹰这样的兼通中西美学的批评家了。他用自己的慧眼帮我们剥下了那些伪大师的华衮，让他们回到他们应该回到的地方去。可惜的是，中国文坛太多一知半解之辈，西学不懂，中学也未必懂，却自我感觉良好。

肖鹰从哲学跨界对文学进行批评，体现的便是文学无界的特点，“以自觉的哲学意识为光源来照亮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具体而微的剖析研究度向，将理性和诗性有机的结合”，显示出论述风格的清透明晰。

跨界批评给予他别样的视角，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别样的隐患。2009年末，王蒙及陈晓明对当下文学“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评价掀起了重估当代文学价值的热潮，其中肖鹰和陈晓明的论战和争论尤为突出。肖鹰认为当下文学界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在“在走下坡路”并言辞激烈的对当下文学颓靡的现状进行直言。有知名学者直接针对肖鹰的论述“最近十年，我很少读作品，可以说2000年以来，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读者，我现在只是作为一个对当下中国文学有所关注的学者表达我对当下文学现状的看法”，质疑到“既然很少读作品，没看过几本像样的作品，怎么得出的‘走下坡路的結论”；还有学者将陈晓明与肖鹰在此问题上的争论比作辛勤耕耘的农夫和游牧人，认为身份不同带来评论的争议合情合理，但在一定程度上，“肖鹰的批评缺少针对性”。的确，如同前述学者所提到的比喻，游牧人策马归来的指点江山与农户长年累月的呵护态度自然会有所不同，我们尊重且需要农夫的劳动，可田园的繁盛同样少不了游牧人来自外部拳拳真心的建言。但需要明确的是任何的评论都是需要建立在全面地了解与阅读的基础之上的，应当是一种知其全貌的评价，在深刻忧患的同时，也还是需要进行一些反思，是否陷入了自身逻辑的窠臼。

正如他在批评集汇编自序中所写到的，所有的批评都自觉秉承着“真实、自由和以平等为前提地对人的尊重”下展开，怀着恳切的热望之于其中。不是简单的着眼事件本身仅仅提出批评意见，而是由此深发，切近到时代、文坛的大环境下对社会的现状进行思索，希望能够尽力对批评界、对社会风气起到一些正向作用。

热切的呼唤：文艺批评为何

现今，有些学院作家、学院派批评家所面临的现状是学术沦为评职称、竞争以及获奖的利器，许多学者将其作为了谋名谋利的工具。肖鹰却不以为意，他称任何的“任务论文”及“命题论文”在自己这几乎是不存在的，越是被限制，越是不可行。兴趣是其创作的最大的驱动力，相信作品之于生命的契机之时，便会相浮现，以此也就致使学术写作是“‘不为所用的，既不为自己所用，也不为外界所用”，可见肖鹰所做的便是坚持了一位学者的本心与创作的良知，同时还能够打破了身份定势，破碎文坛某些默认的权力划分。因为他对于当代的批评文坛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所以一直都以一种最为决绝的姿态投入其中，能够代表大众对热点事件进行发言，从某一事件入手，去深入探索其背后所映射出的社会现象，发出警示。同时作为精英学者，肖鹰也为大众提供了一种逆向超越的视野，具有穿透事物表象直达本质的能力，为社会正音，启迪民智，提高社会思想境界的用途。

但也正是因为肖鹰的敢于直言，渗透在批评文字中的犀利风骨，使得他常常被指称为批评的“火药味太浓”，也因此遭受了众多的负面评论。肖鹰从一开始便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走向，其对于学术的严谨和高要求毋庸置疑是值得赞赏和引以为典范的，他的批评虽然如刀一般，句句沁血，却是一位作家自省、进步最好的良药。只有敞开怀抱倾听否定的声音，才会具有文学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是批评并不意味着是一味地批驳，对于一些青年作家、学者，以及一些创作中的无心之过，我认为是应该给予谅解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同情的理解”，在人性世界内部提倡真实客观，且有温度的批评。尤其是当前的网络时代下，高度的数字化传播使得信息的即时性得到提高，影响力也大大加大，任何评论都会相较于以往产生更大的辐射度的可能，《文学报》总编陈歆耕在《批评也是明亮的阳光》一文中提到肖鹰是“文化批评的快枪手”，每次有文化热点出现的时候，他的文章定是立马同步到编辑部，但是由于快，在正式刊出前，也总是在不断地修订和修改。由此可见肖鹰确有极强的反应力和对大众文化言说，引导大众舆论的热情，但激情或者是灵感迸现的结果下，可能存在事件来龙去脉了解不全等信息差而造成观点的片面化，故任何时候发言都应当多一些理性的沉淀和思考，尤其是对于公共媒体的激烈言行更应斟酌全面，三思而后行，做一位负责任的发声者。

肖鹰如一位孤绝的勇士，以笔为剑，仗义执言。“尖锐犀利且持之以恒的批评家，都是抱有巨大理想而深刻温情的人”，以庄子、李贽、鲁迅为典范，肖鹰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以及人文学者对社会现状的深刻忧思和责任担当。他以炙热激情进行的发声、严厉的态度践行着自己的批评实践，企图恢复对于文学的信仰，还批评以尊严。

（作者系湖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20？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