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里的知识分子

文人集会可谓我国古代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景观。先秦的稷下学宫、汉代的梁园雅集、魏晋南朝的山水风流、唐宋元明清的诗酒之会，历代文人在属于他们的时代氛围下呼朋引伴会聚在一起，沟通情感、交流思想、切磋技艺，既充实了他们的人生经验，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思想和艺术资源。文人们集会所产生的思想火花、艺术结晶、逸闻趣事，甚至与之相关的名胜古迹都是值得我们珍惜和神往的。

本期的四篇文章为读者再现了四个时代的四种文人集会的风貌，并对其所引发的文化史话题进行了思考。李政富主要依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并参照《史记·滑稽列传》《孟子》等典籍，再现了孟子、驺衍、淳于髡和荀子等稷下学宫一线人物的思辨风采，并通过反观历史，进一步对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存在价值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王英娜着眼于会集在西汉梁孝王周围的梁园文士们，他们在梁孝王的感召和礼遇下，徜徉于天人相参、自然成趣的梁园，创作了大量辞赋。文章主要分析了这些梁园赋作的创新性特点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王荣林带着对初唐文学天才王勃的崇敬之情，对滕王阁雅集进行了独具特色的重述，着重从骈文艺术的角度赏析了《滕王阁序》高超的对仗技法，并将《滕王阁诗》放置在与《滕王阁序》以及初盛唐七律名作的对照下，凸显其特点和价值。王鑫带我们走进晚明以“三袁”为中心的文人社集，并从这些社集“诗坛兼法社”的特点中观照晚明文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命体验，指出文人和居士的身份都是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望使读者诸君对晚明文人的认识更加具体清晰。

——曹丽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战国时齐国的稷下学宫向来被学界所艳称，无论是研究教育史、思想史还是知识分子史，都视为重要的关节点。

稷下学宫创立于齐桓公时（徐幹《中论·亡国》）。齐国历史上有两位桓公，一是姜齐的，即春秋五霸之一的公子小白，另一位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田齐之田午。为何两位国君谥号会重？当是田午景仰小白的辉煌霸业，他的后人就以之奉上，证据在《陈侯因齐敦》铭文：“其唯因齐，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因齐即齐威王，他要高举父亲田午的光荣传统：远则祖述黄帝，近则继承齐桓晋文（从郭沫若说，见《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因此不避重复，把父亲的谥号也定为“桓”。齐威王是齐历史上第一个称王的君主，把自己的父亲上比齐桓公，既是抬高父亲，也是在为自己壮声威。

稷下学宫为何会出现在齐国？首先齐在春秋战国两个时期都是强国、富国，纵横策士们曾盛赞齐都临淄的繁荣，“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战国策·齐策一》）。纵横家言虽不无夸大之处，面其国君谈其国势，当不致差之过远。齐拥四塞之坚，山河之险，鱼盐之利，国都临淄是其缩影。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学宫准备了充足的物质支持。再就是齐国开放的社会风气。姜齐时从太公起就“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田齐因循，为积聚自家声势，更有非常之举，“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七尺以上为后宫，后宫以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余男”（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真兼容并包使其能容得下各种奇谈怪论。

关于稷下学宫的直接史料并不多，最关键的有两条，一出自《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另一出自《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以上史料对学宫内的具体情形并无细致交代，想了解稷下先生的活动，最好参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如学者们已指出，这当是“稷下先生的合传”（孙以楷《稷下学宫考述》，《文史》第二十三辑，P45）。据列传，学宫的一线人物是孟子、驺衍、淳于髡和荀子。

司马迁明显是以孟子为基准，罕见放在传前的“太史公曰”专就《孟子》立论，强调驺忌“先孟子”，驺衍“后孟子”。可惜司马迁对孟子着墨并不多，或许也是“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孟子不得志于齐、魏，还不是齐、魏不用人，像魏重用过吴起，齐重用过孙膑、田忌，实在是孟子宣扬的一套理论不合实际。当时诸强国均以攻伐为上，无人理会孟子到处推销的“仁政”。在那个时代，孔孟学说是最不实用的。人们不禁要问，儒家后来在汉武帝时为何那么吃香？我们说儒家不实用，但可装点门面，安抚百姓。儒家的实践途径很困难，但所高扬的终极目标人们都认可。“治世重儒，乱世弃儒”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律。汉代的儒家吸收了先前的很多实用因素，它们多来自稷下的其他学派。对于孟子是否属于稷下先生，学者有过争论，钱穆认为“孟子不列稷下”，孟子即使未入主学宫，但他在学宫最盛的齐宣王时游齐，当与稷下学士有所接触。

古书中的淳于髡是个多面人物，在《史记·滑稽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孟子》《战国策》中的表现各有不同。在《滑稽列传》中淳于髡是真正的主角，他的主要事迹在《史记》中分在两处写，除了《滑稽列传》，还有《孟子荀卿列传》。淳于髡本是齐人，生活于齐威王时期。《滑稽列传》中的三件事都发生在淳于髡与齐威王之间。体会文意，二人当很相熟，所以在左右莫敢谏时，淳于髡大胆进说大鸟不飞不鸣的隐语。也只有相熟，才能在威王面前铺排陈说“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各种情形。《滑稽列传》中突出人物的机智言谈，能够随时应景，巧譬设喻，主文谲谏，言语要带机锋。读罢《滑稽列传》，再看“孟荀列传”，我们会有人格分裂之感，“慕晏婴之为人”，晏子本傳中介绍晏婴是危言危行，与淳于髡的滑稽戏谑简直是大相径庭。在“孟荀列传”中，淳于髡会见的是梁惠王，因为是初遇，向以能言善辩著称的淳于髡，两次终无言。之后的对答都是为了强调他的“承意观色”，对梁惠王的谏说则全部省略。

由淳于髡我们可以推测，稷下学宫里绝不是至少不全是纯粹的理论派。无论他们本人，还是教授弟子，都很重视当时的现实情况。他们会见君主时，很注意“承意观色”，甫一见面，就知其“志在驱逐”“志在音声”，且事后证明若合符契，很有点“欲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但至少说明他很注意细微体察君主的神情心态，同时也为自己的进说寻找时机。时机不到无一言，火候恰到好处时则能“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言尽即止，不恋权位，“终身不仕”。淳于髡能最好地体现“不治而议论”的特点。

身教甚于言教，那个时代，能到学宫，均非处士，多数人都会有功利目的，“货卖帝王家”是稷下学士们的较好出路。“孟荀列传”中说稷下先生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名义上“不治而议论”，实际上却是仕途训练场。

《孟子》中所记淳于髡与孟子的对谈，言辞十分锋利，毫无退让，连好辩的孟子在几个回合中也有疲于应付之感，淳于髡是唯一能与孟子针锋相对的辩者。他们之间才真正是对等的，既不必承意观色，也不必危言危行。面对孟子，淳于髡丝毫不假辞色，呈现一副咄咄逼人之势，语气完全是指责的。这样的辩论共有两处，一处就是著名的“嫂溺援之以手”（《孟子·离娄上》），淳于髡责让孟子不援天下，孟子反驳说像救嫂那样以手援天下，何时是个尽头，我虽无具体作为，但我在时时处处宣传“道”，这才是援天下的根本。这一次孟子似乎略占上风。

另一处辩论则更为尖锐，淳于髡直接指责孟子在其位不谋其政，质问“仁者固如此乎”？孟子反驳说仁的形式有很多种，不必同一。淳于髡继续追问贤的问题，鲁缪公时有贤者在，可鲁国不断地被削弱，贤者有什么用。孟子以百里奚为例，虞国不用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有贤者在，削弱已是好的了。淳于髡进一步追言有贤者在，定会有所表现，我在你身上并没有看到。孟子举孔子为例，以“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推脱。（《孟子·告子下》）仁、贤是孔孟学说的核心，淳于髡所指可谓正中要害。儒家在那个时代少有实际事功，本次辩论孟子似乎底气不足。

《滑稽列传》、“孟荀列传”、《孟子》，三种情境，淳于髡表现出三种样貌，哪种是真实可信的？我们认为都能说通。作为乱世中的多面人，淳于髡难哉！《战国策》中的淳于髡与《滑稽列传》中最为相近，有些言辞明褒暗贬，有时还颇具纵横家风貌。 但《战国策》的说法好多靠不住。司马迁对淳于髡是有所肯定的，“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比起“谈天衍”“雕龙奭”的屠龙术来，“炙毂过髡”（此语难解，大意为毂锅盛油，炙烤即流出，以供润滑之用）的实际价值大一些。

“孟荀列传”中占篇幅最多的要数驺衍，也是最得志的。驺衍的理论主要着眼于一个“推”字，即推衍（他的名字是否由此而来？）。由小物推到无垠（空间），由近前推到远古（时间），由所见推至所不见（物类）。他的理论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是五德终始说，也是一种推阐，而且是循环的。“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这是一种五行相克的顺序。每一代占一德，有与之配合的颜色、符瑞等。我们看古书中相关的论述，牵强附会得厉害，可古人对之却坚信不疑。原因何在？想还是与中国人重直观的思维方式有关。五行相胜的现象，在自然界中能实实在在地看到，似乎就有了天然的合理合法性。人们见惯了生老病死、春夏秋冬、日升日落的循环往复，也更容易接受这种循环无尽的历史观。

驺衍是战国时的香饽饽，比不被看重的儒家得志得多。在齐、魏、赵、燕等大国，都受到格外的优待。我们不禁要问为何会如此？这些大国都有统一天下的野心，除自身奋发图强、富国强兵外，还都需要一种理论道义上的支持，五德终始正好符合这一要求。我们想象驺衍之徒到一国便会言说这一国符合五德更始的天命，他们很会选择对象国，很会“画饼”，国君们自然会把他们尊为上宾。

空间推衍里最有名的一例就是大小九州说。与五服说的同心圆模式不同，大小九州说更像是原子核裂变。中国内的九州不作数，在一个大空间内，像中国这样的领域共有九个，这才是真正的九州，空间再扩展，像九州这样的又是九个，即所谓的大九州。这种推想看似荒诞不经，却受到当时人的普遍欢迎。底层人们想逃脱苦难的现实，有了“适彼乐土”的目的地。上层君王想寻仙，也有了日思梦想的理想国。后来条件一允许，秦始皇等就付诸实施了。驺衍们很会投人所好，司马迁却大不以为然，批评了他们的阿世苟合。当然若是只当进身之阶，还是可以原谅的。

在超重视现实的中国人这里，驺衍是罕见的浪漫派。

荀子入齐，是稷下学宫最后的辉煌。在学宫“三为祭酒”，一方面因为荀子“有秀才”（刘向《荀子叙录》），同时也说明稷下后继乏人。荀子是当时最博学的人，孔子以后他对古典最为熟悉，“善为《诗》《礼》《易》《春秋》”（刘向《荀子叙录》），在“处士横议”的时代，荀子并非埋首故纸堆，他游历过赵、齐、秦、楚四国，均是强国（汪中《荀卿子年表》），几占中国的三分之二。荀子有知识，有经验，可谓是给稷下学宫画上完美句号的人。荀子继承了儒家的优秀传统，就像孟子，看不惯纷乱的世俗，又无法改变社会，最终的归宿是“序列著数万言”。儒家有一优点，道不行则退而整理文献，如孔子；或著书，如孟子、荀子。这都为学派后人的复出埋下了伏笔。

在古代的记述或现代人的研究中，多是把稷下学宫理想化了，更有人把它类比为希腊的雅典学园。稷下学宫确有过辉煌，为战国众多的“士”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家思想的平台。我们看上面那两条原始史料，齐宣王高度重视稷下学宫，对先生们崇以高位，在康庄之衢建高门华屋以居之，待遇可谓优厚，还不必从事具体事务，“不治而议论”，似乎耍耍嘴皮子就万事大吉。这确乎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向往的天堂。今人的研究更呈现为理想之理想，事情过于理想就会不真实。

从各种资料来看，稷下学宫的鼎盛期是齐宣王时期。就是这位齐宣王，是难得的一位在中国妇孺皆知的君主，当然是因为那个著名的“滥竽充数”的成语故事。“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韩非子·内储说上》）《韩非子》中的寓言与《庄子》等的不同，多有客观事实依据。齐宣王喜欢的是讲排场，听竽时是这样，办学宫更是追求如此效果。稷下先生有“七十六人”（数字很具体，可见有明确史料依据），学士“且数百千人”，在那个时代规模足够庞大。“孟荀列传”里说得很清楚，“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是让天下人看的，典型的面子工程。孟子的遭遇最能说明问题，几次会见齐宣王（多见于《孟子·梁惠王下》），哪怕是合理的建议也不被接纳。之后荀子的水平在稷下学宫被公认，可仅因为齐人的谗言，就被迫离齐去楚。

中国人喜欢从结果论问题，不管把稷下學宫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可它所在国的下场是打脸的。人们总也想不通，为什么如此强大有优势且重视士人的齐国，最终还是被野蛮落后虎狼一样的秦国灭掉了？齐想争霸，想称帝，很想统一天下，从这个角度来说，学宫白办了，喜欢以成败论英雄的国人一定会问，以优厚的条件养士到底有什么用？

我们反思这段历史，最终会归结到知识分子的独立问题，他们的存在价值问题。虽说“不治而议论”，但议论的主要方面还是“治乱之事”。虽不在朝为官，可仍要做事。他们要接受咨询、推荐官吏、出使他国、制造舆论（白奚《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9月第1版，P57-61），“吃谁向着谁”，稷下士人们当然是希望齐统一天下。可政治愿望破灭后，这些知识分子仍有自己的精神追求，那便是自家学术思想的传承。经过学宫的洗礼，即使像儒家那样的显学也不再纯粹，在稷下先生们的互动中有了充分的融合。即以最为抽象的名家为例，儒、墨、道、法家都对其有所涵纳。后人以汉人编订的书解剖先秦诸子时，常有一人而兼跨两家或三家的情况。稷下士人们学术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就是后来编订的几部大书，除大家熟知的《管子》外，经过现代学者的细心研究，公认的还有《周礼》《吕氏春秋》。先生们“各著书”，像《汉志》中收录，后世唯有辑本的“小子”（如《鬻子》《尸子》等），或也多由稷下流出。

反观这段历史，葛兆光先生曾经感叹：“思想的统一往往是以特色的泯灭为代价的，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而无可奈何的事情常常就是历史。”（《百家争鸣的尾声》，《文史知识》1993年第7期）我们再次反观，会发现无奈中的“有奈”，齐虽亡国了，可稷下诸子们的思想却借尸还魂般地流传下来。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