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凡夫到伟人

邵声

1799年12月14日深夜，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自己心爱的弗农山庄溘然长辞。哀讯传来，举国悲痛，美国有四百多个城镇和村落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在诸多悼文中，流传最广的当属亨利·李（Henry Lee）的悼词。他盛赞华盛顿是“战乱之时第一人，承平之世第一人，国人心中第一人”，简洁、精准、文雅地概括了华盛顿的三大历史功绩：领导北美殖民地独立，缔造美利坚共和国，塑造美利坚民族。凭着这些不朽功勋，华盛顿从美国众多“建国之父”中脱颖而出，被公认为“国父之父”，在美国文化中享有牢不可破、历久弥新的象征地位。每一代美国人都习惯把华盛顿当作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资源，用著书立传的方式去不断记忆和建构华盛顿，以回应他们自己所处时代的现实需要，华盛顿的形象及其历史叙事也因之变得复杂多样。美国史家约瑟夫·埃利斯（Joseph J. Ellis）在2004年出版的《阁下：乔治·华盛顿》（His Excellency： George Washington）一书则希望通过深入华盛顿的内心世界来还原其真实面貌，突破既有华盛顿传记中存在着的局限。

华盛顿的性格及其领袖地位

与同时代的杰斐逊、汉密尔顿等人相比，华盛顿在才智上并不出众，但他却能够深孚众望，成为同辈人一致认可的领袖，关键就在于他的性格。《阁下》全书即以华盛顿的性格为线索，以时间和事件为经纬，叙述华盛顿的人生经历是如何塑造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又是如何反过来在他人生的各个重要阶段影响他的命运，而他的命运又是如何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并最终影响美国的民族国家构建和历史进程。

华盛顿出生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一个中等种植园主家庭，因其不是家中长子，无法从父亲那继承足够的地产进入弗吉尼亚的绅士阶层，所以他从小就怀有极强的雄心和进取心，热衷于追求土地和声望，渴望成为绅士并跻身弗吉尼亚的上流社会。然则按照18世纪的标准，合格的绅士必须具备大公无私、礼让谦逊、学识良好、举止优雅等品格。因此，华盛顿又总是竭力克制和隐藏自己的巨大抱负和真实情感，防止给人留下贪厌、狂妄、轻浮等印象，以免损害自己的名誉、形象和地位。在此过程中，他发展出一种自我保护的自制力，懂得把驯化个人的雄心和情感作为自己在复杂环境中的生存技巧。在学识方面，由于华盛顿早年丧父辍学而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所以他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都源于自身的实践和经历，而非书本和理论。但埃利斯认为，这不仅没有制约他的思维，反而培养出他的现实主义精神，使其不容易被复杂精深的先入之见所束缚，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许多重大问题，并做出明智的判断。为实现梦想，青年时期的华盛顿曾积极到俄亥俄地区参加探险和远征，期冀通过获得更多的土地和军功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这段经历进一步塑造了他的性格。残酷的战争令他对利益和权力、人性和世道都有了清醒的认识，对任何超越现实的理论和理想都不抱幻想。埃利斯认为，正是基于对利益的驱动能力和权力的运作方式有着深刻的理解，华盛顿才会拥有那种超乎常人的判断力和自制力。在埃利斯看来，华盛顿后来之所以能成为“国父之父”，正是源于他的现实主义和自制力的有机结合。

华盛顿的国父之路始于独立战争时期，而他性格中的内在力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显露出来。埃利斯指出，华盛顿最初参加革命的原因非常现实，不是为了响应革命意识形态的号召，而是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不过在投身革命以后，华盛顿个人的利益、性格和命运就与国家的利益、性格和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发展。在独立战争时期，总揽全局的华盛顿要比其他人更早地发现美好的革命理想与严酷的战争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因为前者主张削弱政府权力，而后者则要求增强政府权力。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大陆会议没有征税等权力，北美就没有能力调动资源支持战争；如果大陆会议无法组建常备军，北美就不可能在戰争中取得胜利。他公开承认，这两项内容都直接违背了革命所宣扬的理念，但它们却是实现革命目标的必要手段。为取得胜利，他在对英作战时，不惜克制自己喜欢进攻的个性和追求荣誉的欲望，采用费边战略与英军周旋。正是因为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有如此现实主义的精神，并凭借其崇高的威望和强大的自制力将其贯彻到战略战术之中，美国革命才得以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赢得最终的胜利。

当战争结束时，华盛顿没有像凯撒、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等西方历史上的著名军事领袖那样以自己的功勋、声望和兵权为筹码，建立起军事独裁政权，而是在安纳波利斯把象征兵权的佩剑交给了代表人民的大陆会议。此举震惊了当时的西方世界，据说连英王乔治三世都表示“他将是世上最伟大的人”。但埃利斯认为，华盛顿此举并非纯粹出于大公无私，而是有追求名垂青史的深远考虑。在美国革命以前，华盛顿的声誉是建立在他的地产之上的，并且只属于地方性的，不为弗吉尼亚以外的人所知晓。而在约克镇战役之后，他获得了全国性的荣誉，而且这种荣誉是来自于革命的考验和洗礼，是他此前不可求也不可望的，所以他对之倍加珍惜，并在余生用尽全力来捍卫，希望能使之流芳于后世。因此，埃利斯建议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华盛顿放弃兵权的行为。从理想的角度而言，尽管华盛顿深知他帝王般的地位是美国革命获得成功的必要保障，但他拒绝把自己看作是革命不可或缺的领袖。在华盛顿看来，“所有的领袖，不管其作用多么不可小觑，最终都应当是可以替代的，这正是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的终极含义”。从个人的角度而言，华盛顿此时的内心已锤炼出非凡的自制力，能有效控制自己的激情和野心，使其服从更高的历史使命。但埃利斯强调，这不代表华盛顿已经征服了自己的野心，而是他早已洞穿人性和权力，懂得只有“通过交出权力，而不是扩大权力，他的历史地位才会上升”。事实上，他的解甲归田为他博得的声望远远超过他的军事成就给他所带来的。

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的性格继续在他领导的美利坚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埃利斯指出，虽然北美在1783年赢得了独立，但战争时期围绕政府权力而暴露出来的革命理想与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却并未解决，反而日益尖锐，直接威胁到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存亡。为捍卫革命的果实，美国在国家层面必须出现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他能从国家的长远利益着眼，用自己的显赫声望和务实精神，帮助共和国度过它最为脆弱的初始阶段，而华盛顿是当时唯一能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的人物。独立战争的经历使华盛顿相信，合众国若只是单纯的国家联盟，而不是统一、集权的民族国家，就将面临四分五裂的结局。

为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府，美国的建国之父们筹划于1787年在费城召开联邦制宪会议，并力邀华盛顿出席主持大局。然而华盛顿起初并不愿意参加，担心卷入这个前途未卜的会议将危及自己的声誉。但当得知自己此举会引发公众误解并损害个人声誉时，他于是改而选择出任联邦制宪会议主席，进而无意之间以其巨大声望赋予这一未经法律授权的闭门会议以合法性。联邦宪法生效以后，他又在众人的极力要求下接过总统一职，凭借自己的威望不断充实总统的权力，在很多特定领域为行政部门开创了一系列制度先例，使联邦政府逐渐羽翼丰满。为了让共和国能够顺利成长，华盛顿还尽力维护国家的内部团结和外部独立。他积极推动国内的公路、运河、邮局的建设，从地理上将各个地区整合在一起，并巧妙利用自己的象征地位，从精神上将各个地区的民众凝聚起来，促进他们之间的民族认同和情感。他在1789年和1791年进行了两次全国性的巡游，把中央政府的权威带到国家的每个角落，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和效忠。在党派政治出现以后，他靠着卓绝的自制力，以超然的态度凌驾于政治纷扰之上，防止党派冲突撕裂美国。然而，一旦涉及外交政策等重大问题时，他又会选择直接介入，基于现实主义的原则，做出最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华盛顿始终相信，国家的行为是由利益而不是理想驱动的，绝不能将美国的理想混同于美国的利益。埃利斯认为，正因有了华盛顿这样一位务实、权威、自制、谨慎的领袖，美国的共和试验才得以成功。但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在美利坚共和国的联邦体制、总统职能、外交政策等领域留下了自己难以磨灭的印记，为美国的国家性格注入了现实主义的精神。

埃利斯在叙述华盛顿的性格和命运的过程中，还着力呈现其性格和心理的复杂和张力。如前所述，埃利斯认为华盛顿无论是投身革命，还是解甲归田，亦或是出席制宪会议，其务实的性格、巨大的抱负和卓越的自制力使他的心理活动经常处于复杂、多元，甚至矛盾的状态，因而在衡量华盛顿的许多决策和行为时，人们必须历史、全面地看待他的动机，从而才能中肯地评价他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形象。埃利斯就此专门讨论了美国学界和社会长期争议的华盛顿与奴隶制的问题。埃利斯指出，华盛顿在考虑奴隶制时也一直秉持现实主义的原则。早在18世纪60年代，华盛顿就因经营庄园时发现奴隶劳动效率低、成本高，而对作为经济制度的奴隶制失去好感。到了独立战争时期，他又逐渐认识到作为国家制度的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与美国革命宣扬的理念相抵触。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自己登上政治生涯的巅峰，他又开始担心奴隶制会影响到他身后的名声。在经济、道德和名声三重动机的驱策下，华盛顿最终在遗嘱中留下了释放自己全权拥有的奴隶的遗言。对于华盛顿此举，埃利斯并未因它背后潜含着道德之外的考虑，就视其“动機不纯”，并斥之“虚伪”，而是充分肯定了它在当时的进步意义，强调华盛顿是弗吉尼亚地区唯一一位将解放奴隶的理念付诸实践的建国之父。埃利斯的这种观点显然是基于历史主义的原则得出的，而不是出于理想主义的道德标准，后者是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时，容易犯下的通病。在《阁下》一书中，埃利斯把这种历史主义的写作态度贯彻于各个章节，既不回避华盛顿作为凡人的复杂人性，也不否定他作为伟人的卓越成就，而且还专门突出了他的领袖地位之于美利坚民族国家缔造的关键影响，从而给出了他关于华盛顿成为“国父之父”的历史答案。

《阁下》带来的思考和启发

华盛顿生性沉默寡言，善于隐藏自己的情感和想法，其真实形象很容易让人感到冰冷威严、神秘莫测，难以准确认知和描摹。而后人在还原华盛顿真实形象的过程中，往往难于摆脱与自己所处时代的复杂纠葛，进而更加容易导致华盛顿形象的失真。《阁下》无疑是21世纪英语的产物，但它是否是一部21世纪版本的华盛顿传记，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然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阁下》所富含的美国学界在华盛顿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方法和新动向，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新关于华盛顿及其所处时代的识见，还能为我们观察和评价其他历史人物提供有益的启迪，尤其是埃利斯在还原华盛顿真实形象时所选取的以下几个角度和路径，更是值得我们留意。

首先，《阁下》力图将华盛顿放回到他所处的历史情境之中，据此来理解华盛顿的行为和动机。埃利斯认为，华盛顿所处的是一个贵族文化和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盛行的时代，贵族文化促使他积极地追求财富和权力，以便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而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则迫使他必须以辛辛纳图斯等古典英雄为楷模，在公众面前要始终保持不恋权位、淡漠名利、大公无私的形象，进而保护自己的声望，甚至赢得更大的声望。埃利斯指出，华盛顿在其政治生涯中之所以一再“上演”放弃权力而又重获权力的戏码，正是源于这种独特的时代文化和社会心理，而他的“表演”之所以会取得成功，则在于他比同时代人更加谨守当时的道德准则，更加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并能够敏锐地感知和顺应时代潮流，扮演好自己的历史角色，因而他的每一次放弃都使他获得更大的回报。

其次，《阁下》不仅揭示了华盛顿从一介凡夫成长为一代伟人的性格密码，还叙述了他性格和思想的成长历程，从而勾画出一位处在持续成长之中的华盛顿。事实上，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并非他天生是伟人，而是因为他拥有一种成长为伟人的能力。埃利斯通过呈现华盛顿性格的发展和思想的演变，突显了华盛顿身上所具备的自我成长能力。埃利斯注意到，华盛顿在革命之初原以为革命的目标就是推翻英国国会对殖民地的控制，并相信美德是北美人民赢得独立战争的最重要因素。然则当革命事业因为大陆会议的软弱无力而屡陷困境时，务实的华盛顿逐渐意识到，革命的成败并不完全依赖于人的品质和意志，而依赖于能够快速调动资源的制度，因而美国革命不光是要摧毁君主制和缔造共和国，更要建立一个具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来捍卫共和国。在这一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华盛顿以惊人的自制力将其雄心和激情服务于超越个人利益和荣辱的伟大事业，从而使自己由一位昔日的庄园贵族成长为一代革命英雄和建国领袖。但埃利斯同时也指出，华盛顿并未因此而走出贵族文化长期以来对他的影响，他对美国革命始终抱有精英主义的情结，相信它是一场重大的政治革命，但不是一场社会革命，不追求摧毁社会中的特权、等级和服从关系。通过这样的论述，埃利斯笔下的华盛顿的成长历程显得更加复杂，但也更加立体和真实。

再次，埃利斯还试图展现华盛顿与美国历史之间一些近乎悖论的关系。埃利斯指出，华盛顿能够成为美国革命的领袖，除了他的性格和能力以外，也得益于他早年在英国贵族制庇护下所积累的名望、地位和财富，尤其是他获得的大量地产和奴隶，为他后来“扮演”公众所期望的古典共和英雄的角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事实上，华盛顿初起的革命动机是为了防止自己的经济利益遭到英国的侵害，但他参加革命后所获得的经济回报，却远远无法和他在年轻时代为英王效忠所得到的报偿相提并论。更为吊诡的是，华盛顿必须以一种半君主式的超然地位来领导一场反君主制的革命，并采取与革命的意识形态相冲突的政治手段来捍卫革命的果实，但这又使他的角色和政策饱受对君权充满恐惧的美国人的质疑和攻击，以致他最终无法维持超然的领袖角色。正如埃利斯所说：“华盛顿的处境十分具有讽刺意味：如果他不站在中心位置，这个国家的政治试验或许早已宣告失败。他的存在，也主要因为他，才使这场事业得以成功，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所代表的超越了党派的价值观开始变得不合时宜。”换言之，华盛顿的权威地位令美利坚民族国家得以建立，并度过它最初的、最脆弱的成长阶段，避免因为革命意识形态中的激进民主思想而陷入党派之争并走向分裂。然而一旦共和国羽翼丰满，民主思想便有了茁壮发展的安定环境，美国的政治也随之趋于民主化，从而使政党开始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而伟人不再是美国政府运行的必需品。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