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从屈骚之诗性而起

彭安湘

屈骚“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不仅展现了鲜明的楚地物色人情的现实空间，而且，诗中人物“思九州、横四海、登九天、冯昆仑”等书写，也显现了一个个荒忽骇怪、飞舞腾挪的想象空间。自汉代以来，人们偏重于对屈骚中的地名进行实证性的探究，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一因文本的开放性，屈宋辞人之言，事实半为采藻所掩，尤有扑朔迷离之感；二因历代研究者受诸多非地理因素的影响而异说纷呈，导致至今难有令人信服的解答。其实，屈骚虚实相生空间中的地理物象及其承载的灵魂与精神，恰巧构设成了一个个“诗性空间”。这些“诗性空间”是屈原运用想象力开拓的基于现实空间又超越现实的一个新的场域。

地学渊源：“俯以察于地理”

展读屈原作品，可发现当中存在相当多的表示地域、方位的词。对此，有学者认为“文学作品中这一类词通常表明作者创作时，其头脑中活动的空间内容，因而他们具有指明作者创作时知识渊源的意义”（李诚《楚辞论稿》）。显然，这一个“知识渊源”主要涉及了“屈骚时代”的地理知识与地理观念。

“屈骚时代”以前，人们“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系辞传》），已将地理学意义的“地”与天文学意义的“天”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得出了一些对天地寰宇结构的看法与认知：一关乎“天地之体”。“天圆地方”应该是最普遍的一种，后又演化为“盖天说”。二关乎“天地之轴”。连通天地的“轴”或为高山，或为高树。《山海经》中“帝之下都”昆仑山和《淮南子·地形训》所载“众帝所自上下”的建木即是。这个天地寰宇的大框架是其时人们认知到的基本空间框架，在这样一个框架内人们凭借其经验知识与想象知识，对脚下的“大方”之地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解读。第一，“地之质”的描述。《周易·坤卦》描述地的形质为“直方大”。《文言》释为：“生物不邪，谓之直也；地体安静，是其方也；无物不载，是其大也。”这意味着人们认识到了大地孕生万物、方正均衡、广博无疆和“静、稳、厚、定”的质性。第二，“地之序”的构想。《禹贡》以“中州”为中心将天下分为“九州”，以“王畿”为中心将天下分为“五服”，虽有自然地理区划和政治地理构想之分，但以中央为中心向四方延伸却是其共性，“真实地反映了其时人们思想世界中的理想空间秩序”（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三，“地之用”的发现。时人认识到厚生载物的大地是重要的实用资源。如《国语·楚语下》曰：“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周易·系辞上》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均充分意识到了地之厚利和用地之需。第四，“地之类”的诠分。《管子·地员》《尔雅》分别从实践和语义的角度，按地形要素、山川地貌、地理名称和五土所生细加类分，既注重客观世界的序位性（或远近、或高低、或大小），又包含着以人之道德品性来知类世界的人文性。以上四点大体建立了“屈骚时代”人们对“大方之地”观察的知识角度，包含了认知地理的知识架构和知识要素。

而以上这些地学知识经由日常习用和典籍载记渐次扩展为时人的地学素养。首先是专职人员。《周礼》中即记载有近20种专门从事掌管各种地图与地理资料的官员，像大司徒、小宰、土训、职方氏、司险、冢人、墓大夫等。他们熟知“九州形势，山川所宜”的自然地理，又具备较为丰富的人文和经济地理知识。其次是史官和士人。其论著体现了自觉的地理认知动机。如《国语·楚语下》载有楚昭王对“天地不通”的疑惑以及楚大夫观射父对“绝地天通”的解释；《庄子·天运篇》所载庄子对天地之体的追问以及巫咸祒的解答；《管子·九守》和《鬼谷子·符言》也载有天地人及方位的同一个追问等等。

显然，以上这些地学知识和地理認知是屈原地学修养形成的背景和土壤，而承袭、诠释、运用和提升这些地学知识则与屈原本人的天赋及职司相关。屈原为楚王同宗，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学成之后曾任左徒、三闾大夫、掌梦诸职。据考证，前两种职司兼政职、宗职和神职三种功能（赵敏俐《屈原职务与其创作之关系》）。无疑，在图议国事、应对诸侯、培育子弟、掌佐祭乐上，屈原掌握了大量与职司相应的专业化的知识，地学知识必定包含其中。而掌梦一职，赵逵夫认为“是管理这片地方的林木禽兽货源和君王大臣游猎的有关事宜”（《屈原与他的时代》），则更是与地学知识密切相关。可见，“屈骚时代”由“人神”转入“人文”的地学思想和地学观念当是屈骚“诗性空间”艺术生成的知识源头。

艺术手段：“千古未有之格”

屈骚是屈原神思、学养、胸次三者合一的杰构。就其心营意造的“诗性空间”而论，所运用的艺术手段主要体现如下。

一，突显属意方位。在屈骚构筑的“诗性空间”中，绝对方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屈原对四方的态度不一样，对西方、南方的感情最深厚”（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若从艺术表现来讲，《天问》《招魂》《远游》中出现的西方和南方，是诗人营造的神域世界的方位所在。而神灵世界多以西方为尊，目的是以方位挈领内容、组合意象，营造可怖、可喜、至高、至险、至大、至广、至神的空间视觉图式和对天地四方崇仰、敬畏的深层心理图景。

二，建构神性场域。屈骚主人公遭遇“时俗之迫阨”后，继而以远游的方式离开逼仄的现实空间、驰骋追寻虚幻的神性场域。

第一，昆仑仙境。《离骚》中有两次远游昆仑仙境。第一次诗人主要表现的是时空冲突，并无仙境的描写，只有一闪而过的地名和频繁出现的时间词。时间流逝之飞速被放大，而昆仑仙境之神幻被凝缩。第二次是有准备的盛大出游：有车驾舆马、侍从仪仗、通神娱神的歌舞以及繁多的地名，共同营造出一个邈远、辽阔、高峻、奇幻的境域。另外，在《悲回风》《涉江》《河伯》《远游》《招魂》中也有神游昆仑仙境的叙事。

第二，南楚神境。与南楚神境相关的人物，一是虞舜，一是湘君、湘夫人。《离骚》中“就重华而陈辞”和《涉江》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均与虞舜相关。《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描写的为湘水配偶神，其游乘的空间均与水域相关。这样一个空间芬芳浪漫、灵动秀美。可见，这一个由繁复楚地符号构筑的南楚神境，是诗人想象中的、能安然栖居的故土。

第三，帝宫天境。如果说前面的仙境和神境是从水平的四方寻求“生活向度”的出游，那么神游帝宫天境则扩展至上下垂直求索的“神圣向度”。在诗人笔下帝宫天境因阊阖的阻隔而分为帝宫外境与帝宫内境两个区域。帝宫外境无情冰冷、戒备森严。在丰隆的助力下得入天门，帝宫内境才得以全景式地展现出来，这里仙山楼阁、宏伟瑰丽、光华灿烂、云气氤氲。通往帝宫天境是艰难的，进入帝宫后就完成了诗人的“自我圣化”。

三，勾画江山地景。在地域特征明显的屈骚中，多有描写楚地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内容。这些真幻结合、虚实相生的自然景观有：浩渺而萧瑟的洞庭秋景、春气奋扬而清绝的南楚春景、高峻而幽晦的巫山与溆浦山景，还有或缓或急的沅湘、江潭水景等。无疑，这些是诗人于不同时空中呈现的显性景物。这些景物与诗人之情志互相指涉，却又不仅为单纯的情景交融，而是诗人主体认知反刍后的景观。

除此以外，人文景观亦不时出现在屈骚中。一是神话建筑。如阊阖、春宫、瑶台等。《离骚》中提及的这三处神话建筑“具有现实建筑物的性质和象征意义。阊阖以‘门的形制象征君门多重、谏言难进，瑶台、春宫则分别以形制华丽、政治地位高贵，喻理想之美好，表现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周建忠、王佳《论〈离骚〉中三处神话建筑的文化象征意义》）。二是祭祀场所。如《九歌》中出现的“庙、堂、房、庭、坛”等均是室内祭祀场所。三是楚国宫室和国都郢。后两种景观不仅体现了楚地浓郁的巫风习俗和高超的建筑艺术，更是诗人对楚国文化的认同，它们已然在诗人心目中具有了象征家国的深层意蕴。

四，铺展行游道路。诗人铺展行游之路，一则交待行程的明确起始点，多以“朝某、夕某”的句式来表示。如“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离骚》）、“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涉江》）。二是描绘所游历道路的特征，以“卓远、超远、远忽、修远、辽远”修饰路之远；以“多艰、险难”点染路之险；以“修路幽蔽”（《怀沙》）、“同极而异路”（《惜诵》）谓路之幽、歧；以“曾不知路之曲直兮”（《抽思》）、“媒绝路阻兮”（《思美人》），谓路之迷、隔。高妙的是，诗人并未止步于行游四方大地、驰骋天宇的具体生命形式的描述，而是将之升格到形而上的生命思索，具象之路便也指向了生命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诗人对生命之路的期待、热忱、焦虑、坚韧，在最后的求索中延伸拓展到极致。屈原将道路之具象与抽象、感性与知性、抒情性与超验性三者合一，使之成为其所营造的“诗性空间”中重要的一部分。

精神内核：“哀故都之日远”

“怀念楚国，思慕旧故”的“原乡情结”是根植于屈原的骨血之中的，亦是他所创造的“诗性空间”包孕的精神内核。“原乡情结”具体指向两个层面，一是地学意义上的乡土故园，二是文化层面上的精神家园。

屈骚中地学意义上的乡土故园，是屈原基于“个人地理”经验搭建起来的生身之地。屈原的“个人地理”经验，既包括《天问》中宏观的对天地框架的反思和《远游》中对“唯天地无穷兮”的天地质性的认知；也包括中观的对“总九州之博大兮”（《离骚》）、“览冀州兮有馀，橫四海兮焉穷”（《云中君》）等地表空间秩序的体察；还包括近观的对“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哀郢》）的生身之地郢都地情地貌的熟稔。这种多层级的“个人地理”经验认知，使诗人笔下思慕乡土故园的视角出现多重化的内蕴。

第一，临空俯瞰时的思慕。“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离骚》中这种临空俯瞰的空间大视野将乡土故园全景式呈现出来，一草一木，一城一水，尽在眼底，令人思慕尤切。这种视角及情感在《远游》中又一次得到强化：“涉青云以泛滥游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思旧故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

第二，登高远望时的思慕。“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郢》描绘了郢都的城市面貌和发达的水陆路线，并以水路和郢都之城门来体现所恋故土的空间感。在诗中，郢都之城门亦不断被闪回：由国门而闾门，由龙门而东门。门是伴随着屋宇而存在的，故其最原始的意味是指向家园的，而国都之门，更有着深广的家国象征意味。“哀故都之日远”，诗人于是选择“登大坟以远望”的方式，企图凭借一望无际的视野纾解忧心，无奈竟勾起更深沉的思念。末尾的“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更是将这种思慕之情推向了极致。

可见，屈骚中“旧乡、故乡、故土、故都、故居、故宇、故室”等具有复现关系的语词或表述之所以一再出现在诗篇中，正是基于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地理空间。诗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归属感，因“去终古之所居”而产生的弃逐感、失落感和“魂一夕而九逝”的回归感，全部含融其中、流转其中，最终在“至今九年而不复”的时空阻隔中化为无穷无尽的思慕。

从文化层面来讲，诗人钟意于西方和南方，除了表层的地理指向意义外，还有深层的原因，即它们正是诗人的精神家园所在。诗人一从溯源角度追忆楚部族的筚路兴起，一从现实角度希冀楚国复兴强大，种种关于空间的描写，皆凝结着楚地历史与地理，释放着对于家国圣洁而光明的暖意和眷恋回归的想望。

（作者系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