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良的“得鱼”与“忘筌”

高寿仙

明朝延续了270多年，在此期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今人阅读明史时，面对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纷繁事象，有时会产生如坠浓雾的困惑感。在一篇短文中，我曾将晚明时代概括为两个字：“变”与“乱”（参看《变与乱：光怪陆离的晚明时代》，《博览群书》2012年第4期）。但对于怎样“变”，怎样“乱”，却又觉得很难说得清楚。近日拜读了陈宝良的新著《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得到很多启发，觉得自己对明朝“变”与“乱”的认识，一下子清晰、深化了不少。

近些年来，明史研究比较繁盛，而思想史和社会史都是十分活跃的领域，相关成果层出不穷。令人稍感遗憾的是，治思想史与社会史者，术有专攻，歧为两橛，两者之间缺乏深度的融合与互渗。陈先生有意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界限，因而该书借鉴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理路，力图对明代士大夫进行系统的“精神史”（Intellectual History）研究。所谓“新文化史”，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出现的一种史学新思潮，目前在当代西方史学中已蔚为大宗，正如该思潮的代表人物彼得·伯克所说：“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国内学界虽然对新文化史已做过诸多介绍，不少学者也在模仿实践，但具体成果尚不够丰富，该书可以说是这方面一个可贵的新尝试。

如果仅从表面上看，该书论题的选择和论述的方式，可能不太合乎新文化史的主流：新文化史强调眼光向下，注重地方知识，偏爱特殊人群和细小事件，而该书则是以精英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的是宏观论述的方式。可以说，如同彼得·伯克早期撰写的那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一样，该书仍是“一本高级文化的社会史”，并未完全契合新文化史“把研究的重点转向民众文化”的趣向。此外，新文化史兴起之前的古典文化史，将“文化”视作一个单数名词，因而特别注重总结文化的“时代精神”；而新文化史所说的“文化”则是复数的，特别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和话语建构的多样性。以此衡量，该书的学术理路可能更接近古典文化史，偏重对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大势的把握，以及对“时代精神”的提炼和总结。不过，在精神实质上，该书的确又体现出新文化史的色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重视描述复调而非单线的历史，在凸显主线和共性的同时，也给予支流和分歧以充分的关注，从而揭示了变动社会中士大夫群体极其复杂的心路历程。

西方史学流派纷繁复杂，新理论层出不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西方不同时代产生的史学理论一下子都涌进国内，许多人起而效之，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史学的内容、方法和视野，并促成了历史人类学等交叉学科的出现和发展。同时不可否认，将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历史，其实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做得不好，便成了以西方理论裁剪中国事实，制造出一些堆砌概念、食洋不化，甚至连表述语言也刻意模仿西文句式的论著。陈先生之借鉴新文化史理论，却是得其鱼而忘其筌，对此他有着充分的方法论自觉。他在后记中特别谈到：

我一直抱持这样的观点，新的理论模式可以启迪甚或开拓研究者的思路，却不可能取代任何具体问题的研究。与其迎合潮流，陷入模式化史学的范式陷阱，倒不如从史料出发，老老实实地从凌乱而又具体的史料中，勾勒出一条独特的内在变迁理路。

因此，作者虽然受到新文化史的影响，但在具体研究中并未生搬硬套新文化史常用的概念和词汇，而是坚持了“论从史出”实证史学传统。

走进该书所描述的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读者将会看到一幅渐次展开的色彩斑斓的巨幅长卷，从家国情怀到个人志趣，其间充满了多种多样的交融与张力。对于当时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多姿多彩和“多样化”风貌，陈先生有一段简洁而精辟的概括：

在明代的士大夫群体中，有的还在坚守传统的道德与精神，矢志不渝，甚至不乏有人成为殉道者；有的面对社会的变迁，物欲的横流，不免显得彷徨；而有的则迎合时代潮流，不再固守传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进而引领时代精神。与之相应，再来看明代士大夫的个人生活乃至私德，有的依然故我，坚守“孔颜之乐”，不为物欲所动，显得有些古板甚或道貌岸然，不过这也是他们的真性情；有的犹犹豫豫，既想恪守一贯的道德准则，却又不免对新生活心生羡慕之意，戴着一顶假帽子活着；有的则干脆抛弃旧的生活准则，充分享受物质所带来的快乐，生活总是那么活泼泼的。

明代士大夫的生活领域至为宽广，精神世界至为繁富，在一本书的篇幅内，显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巨细靡遗地予以展示。但如果只挑选一些话题进行“厚描”，又容易产生“碎片化”的弊病，使人难以洞悉明代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全貌和变迁大势。于是陈先生首先用一个超长的导论，将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放到历史长河中加以观照，对其历史定位及其在明代的转向进行了系统论述。陈先生指出，传统中国的士大夫及其精神世界，在隋唐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隋朝以前的六朝士大夫具有以下两大特点：一是士大夫基于门阀制度之上，大多出自豪族乃至贵族，亦即属于与“庶”相对的“士”阶层；二是以汉末清流势力的结集为契机，舆论亦即“清议”，在士大夫范畴的确定上，成为至关重要的一面。但自隋朝以后，基于科举制度的广泛实施，形成了一种新的士大夫形象。明代士大夫理应属于隋唐以后新型的士大夫，但与此同时，就他们过分追求“清议”，且具个性解放的特点来说，其精神世界则又是六朝士大夫的直接继承者，他们以其丰富多彩的生活而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形象。据陈先生追溯，明代的士大夫精神渊源有自，与先秦时期的孟子、魏晋风度以及宋代苏軾之学大有传承关系。陈先生还从游乐生活、人格志趣、忙与闲的互动、借助清议而对朝政的批判精神、安身立命的人生态度、人格上自我之拓展等方面，揭示了明代士大夫别具一格的精神世界，并从“求真务实”和“德才之辨”两个维度，分析了“士大夫精神史的内在转向”。从中既可以领略明代士大夫们纷繁多歧的言论和见解，又可以看出明代士大夫精神转向的清晰脉络。

在对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做出宏观描绘的基础上，陈先生挑选了当时士大夫经常面对的五大人生问题，包括君子小人之辨、出处仕隐的困惑、忠孝节义的两难境地、生死之间的抉择、雅俗之辨及其互动，各用一章篇幅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与分析。面对这些人生难题，不同时代的士大夫，以及同一时代的不同士大夫，甚至同一士大夫在不同的情境下，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而社会舆论对于各种选择的评论更是复杂多样。陈先生汇集了丰富翔实的史料，采用描述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明代士大夫面对这些人生难题时的选择，以及选择背后的心态和情感，进行了细腻而生动的揭示，使读者可以充分体会当时士大夫的欢乐与痛苦，憧憬与绝望，决绝与彷徨，坚守与沉沦。

以出处仕隐为例，自先秦以来，这便是士人一生行为抉择的大端。中国古代喜欢把士人分为“青云之士”和“岩穴之士”两类，前者出仕行道，后者隐居修身。但士人苦读力学的目的，显然是想要出仕行道，隐居修身只是不得已的选择。孔子曾为出处仕隐确定了一条基本原则：“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明代士大夫当然也传承了这种理念，正如陈先生所总结的，其出处观念与行为抉择大多具有以下两大偏向：一是不以高蹈为洁，而是以孔子栖栖于春秋、孟子营营于战国为榜样，通过济世立功，借此表正当世；二是一旦碰到“女乐馈而圣政妨，臧仓进而吾道沮”的世道，即使具有孔孟用世之心，亦不得不为“接淅穷日之行”。不过，对于士大夫来说，出处仕隐的基本原则虽然十分明确，但具体到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人物，由于面临的具体情境千差万别，是选择出仕，还是选择处隐，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很多人要经历痛苦的心灵挣扎。明代士大夫围绕出处仕隐做过许多讨论，本身就反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他们面对这个问题的矛盾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伴随明代社会的剧烈变化，明代士大夫的出处仕隐观念也与时俱进，不少人试图把“出世”与“经世”“身隐”与“心隐”融合起来，最终出现了一种“大隐”观念，即将隐居境界分为“避世”与“玩世”两个层次。所谓避世，就是隐居不仕；所谓玩世，就是出仕而有隐居之心。避世不过是小隐，而玩世才是大隐。

再如生死抉择，人生之大事莫过于此。自古以来，儒佛道对生死问题各有主张，到明代则出现了儒佛道生死观念合流的趋向。据陈先生總结，明代士大夫的生死观念，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人终究不免一死，但揆之人之死状，却有等第之差；其二，同是一死，或死得慷慨，或死得从容，于是也就有了“从容”之死与“激烈”之死的区别；其三，人固有一死，但很多人的死，与“气”有关，无关乎“道”；其四，人能直面死亡，尽管与“气”有关，但必须上升到“道”的高度，使之成为“殉道”“殉节”，才不枉一死。事实上，与出处仕隐的经常性不同，生死抉择平时并非时常面对，但当出现改朝换代这样的重大事变时，又往往成为全体士大夫都需要面对的抉择。明清易代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剧变，当时士大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者固然不少，以各种名义选择不死者为数更多。围绕生死问题，当时的士大夫做过许多讨论，观点纷纭，立场歧异，对其复杂情形，陈先生做了非常细致的勾勒与分析。其中一点很值得关注，就是当时士大夫对于“不死”甚或“怕死”，已经不再一味指责，而是抱着一种审慎的态度给以理性的分析，出现了对忍辱不死、“念死难”、不轻死者的谅解。

近些年来，明代社会变迁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课题，陆续发表了大量成果。当然，学者们的看法也差异极大，从令人眼花缭乱的晚明时代，有人看到了旭日的霞光，有人看到了落日的余晖；有人看到了变化和生机，有人看到了混乱和灭亡。该书从“精神史”的角度切入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采用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到士大夫群体的精神世界之中，揭示了他们复杂而曲折的心路历程，借此阐明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的渐进乃至复杂，大大加深了对于明代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变迁的认识。

（作者系北京行政学院校刊编辑部主任、《新视野》主编、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