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的遗产

张佳

1880年5月8日11点至12点之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居斯塔夫·福楼拜，在克鲁瓦塞的书房中逝世，留下一部没有完成的《布瓦尔和佩库歇》。福楼拜原计划翌日前往巴黎，见老朋友屠格涅夫，谈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学生莫泊桑，还有自己正在创作的那本小说，但这一切被突如其来的中风阻断。在写给屠格涅夫的最后一封信中，作家谈及写作《布瓦尔和佩库歇》的艰辛，他称“我的书应当结束了，不然，就是我的生命应当结束了”（福楼拜著，丁世中译：《文学书简》，《福楼拜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P208），这不幸成为他生命的谶言。福楼拜去世时不满59岁，一生只留下四部长篇、三个短篇和一部未竟作，但这为数不多的作品却使他在文学史中步入大师的行列。他开启了现代派小说的先河，留下了对文学的精深探索和学生莫泊桑。

莫泊桑初识福楼拜还是一个18岁的中学生，而后者已经出版了《包法利夫人》和《萨朗波》，并即将完成《情感教育》，距离逝世也只有12年时间。他们的交往源于亲缘关系。福楼拜与莫泊桑的父亲是鲁昂高乃依中学的校友，福楼拜的母亲河莫泊桑的外婆是寄宿学校的同学，他和莫泊桑的舅舅友情甚笃，小说《圣安东尼的诱惑》的献词就是“纪念吾友阿尔弗雷德·勒普瓦特万”（张英伦：《发人深思的社会风俗画卷》，《莫泊桑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P4）。

Ⅰ

二人的密切交往要到1872年3月莫泊桑在巴黎海军部工作以后。他每周五参加福楼拜的聚会，结识了屠格涅夫、左拉、都德、龚古尔兄弟；周日则是师徒二人的晤谈时间。长篇小说《皮埃尔和让》的前言《论小说》是体现莫泊桑创作观的经典文本，他在文中回忆称，那七年里，福楼拜阅读他所写的诗歌、小说和剧本，并在星期天吃饭时展开评论，他将福楼拜的教诲概括成一个写作原则——“如果一个人有他自己的独创性，首先就应当将它发挥出来；如果他没有，他必须磨砺出一份”（莫泊桑著，刘益庾译：《皮埃尔和让》的前言《论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P241）。福楼拜曾让他观察門口的杂货店老板、抽烟斗的看门人、出租马车的车站，描述他们独特的姿态、精神，而不能与其他任何人混淆。独创性来自于观察，观察得益于耐性。这是莫泊桑从福楼拜的教导中得到的最大收获。而在《论小说》中，莫泊桑则称自己发展了福楼拜关于风格的观点。他强调，耐心观察的事物通过作家主观加工形诸笔下，作品的风格即是作家个人气质的体现，“才华来自于独创性，而独创性就是思维、观察、理解和判断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如前，P231）。他反对批评家从自己喜欢的作品中得出艺术的法度和创作规则，以此批评全新风格的艺术气质。他认为，“对于这些迥然不同的艺术理论，必须兼容并蓄，在评判它们所创作的作品时，首先应当接受创作此类作品的总体观念，再以它们的艺术价值作为唯一的着眼点”（如前，P233）。这些话无疑是针对他写实风格的批评言论，而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仍具有极大的讽刺色彩和参考意义。

福楼拜在对莫泊桑的指导中，注重通过耐心观察产生独特性，而莫泊桑则认为作家的主观观察使得独特性赋有个人气质。但这并不意味他反对福楼拜客观、冷峻的写作风格。莫泊桑对作品中蕴含的作家主观因素的强调，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指出批评家的误区，因为他在其后比较心理分析与写实手法时，又重新回归了后者，认为其更为真诚，又区别于作家自身（如前，P238）。可以发现，这正是福楼拜的创作观点。福楼拜认为，第三人称叙事中的心理描写不够真实，作家无法知道人物具体的心理活动，只能通过动作、语言等描写刻画人物性格。这是聚集在福楼拜周围的布封、左拉、泰纳、龚古尔兄弟共同的观点，而莫泊桑无疑也继承了这种自然主义倾向。同时，《论小说》中表现的对读者的不信任、对准确用词的要求，也和福楼拜一脉相承。

而在福楼拜留下的书信中，我们难以找到他教授莫泊桑的具体内容，但对他的教育方法和姿态可见一斑。

在给莫泊桑的书信中，福楼拜多次自称为“您的老头儿”，称对方为“我亲爱的好友”“亲爱的居伊”，言辞中毫无师长姿态，没有克制矜持和故作冷淡，嬉笑怒骂充斥字里行间。在这些信件中，他不加掩饰地向学生诉说自己的爱憎，称“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等名词是“同样口径的蠢话、或者说同等的蠢话”（莫泊桑著，丁世中，刘方译：《文学书简》，《福楼拜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P245）；当《布瓦尔和佩库歇》的写作遇到困难时，他也直呼“我受不了啦！我累坏了，已筋疲力尽！”（如前，P248）；对于莫泊桑的困惑他循循善诱，“不要发愁”，“付出更多的劳动”（如前，P246-247）；而面对《羊脂球》的成功，他毫无保留地热烈称赞，并要求收集关于此作的各种评论（如前，P249-251）。这些关心和赞誉，也同样出现在作家写给莫泊桑的母亲和屠格涅夫等人的信中，将其作品向各方力荐。可以发现，福楼拜对于学生的姿态是平等的，或者说，是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为文学新手引路。这些诚恳言辞和性情表达，帮助莫泊桑克服情欲困苦和写作歧途，成为短篇小说巨匠。这是福楼拜别出心裁的教育方法，但更多的，或许是作家的性格使然。

Ⅱ

福楼拜同文学史上诸多伟大作家一样，局外的性格往往陷入困惑的引诱，思考力压抑了行动力，对价值的怀疑和意义的追问使其难以进入世俗事业。我们无法苛求一位忧悒的艺术家通过凡常的教育行为获得成就，对莫泊桑的引导或许只是无意使然，是他对自我性情的任意抒发和身为艺术家的专业反思，感染了这位聪颖的年轻人。在作家留下的屈指可数的作品和书信中，我们难以找到他教育事业的规划和目标，相反，却可以发现他对教师身份和教育行为的质疑。教育是福楼拜作品中的母题之一，但正如其他题旨一样，教育也往往成为作家怀疑的对象。

这在他中年写作的《情感教育》中初露端倪。小说中，主人公弗雷德里克·莫罗先后与阿尔努夫人、萝莎奈特和当布勒兹夫人相恋，在世俗社会的真实与虚妄间沉浮，最终走向精神幻灭。书中的情感关系无不是情人出轨或虚假谎言，而这一切却涵盖在“情感教育”的题目之下，产生出强烈的反讽意味。

这种怀疑在作家晚年创作的《布瓦尔和佩库歇》中更为明显。小说讲述抄写员布瓦尔和佩库歇在继承遗产后，购置地产，抄阅大量书籍，研究各门科学，但无一例外均告失败，最终一事无成。在作家的计划中，作品应为两卷，上卷共十篇，探讨不同学科；下卷为布瓦尔和佩库歇所读书籍的摘录，后附二人整理的《庸见词典》。作家临终前未能完成上卷的第十章，在写给屠格涅夫的信中，他称第十章的题旨正是教育（莫泊桑著，丁世中、刘方译：《文学书简》，《福楼拜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P207）。根据现有文本来看，福楼拜在第十章中叙述了布瓦尔和佩库歇失败的儿童教育经历，未写出的篇章或许关于二人开办成人学校，认为教育“在成人身上可能会容易些”（莫泊桑著，刘方译：《布瓦尔和佩库歇》，《福楼拜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P408）。而在关于儿童教育的内容中，作者借布瓦尔和佩库歇之口表达了对教育的困惑和质疑，大致可分为四方面。

首先是教育过程中面对固化观念的阻碍。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乡村警察、吉尔巴尔和上尉都认为父亲有权对儿子实行专制，称这样做“是为了孩子们的利益”，而布瓦尔和佩库歇则持相反意见（如前，P381-382）。同样的问题在后文中以马作喻，古依大爹认为自己拥有马的所有权，可以对其施加打骂；而佩库歇则称“动物也有它们的权利，因为，只要我们有灵魂，它们同我们一样也有灵魂！”这番话却被认为是“亵渎宗教”（如前，P389）。无疑，这一问题表现在教育尝试中，固有的等级偏见所造成阻碍。孩子无法拥有独立人格而接受教育，其教育行为始终处于父权的威慑中，而难以达到目的。

其次，二人对教育的方法感到困惑。他们用专业名词讲解食物的组成部分和血液的更新方法，使两个学生“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的极端思维将教育方法问题变成了“钻牛角尖”的思辨困惑，不知道应从事实还是原则入手，才能使讲解清晰易懂。“你想从事实出发，最简单的事实都要求你讲出极复杂的道理；你如首先谈原则，就得从绝对存在开始，从信仰上帝开始。”而倘若让理性和经验结合，“双重方法达到单一目的恰巧与有条理的教学方法背道而驰”（如前，P386）。这一性格造成的困境迫使二人不得不放弃讲解科学知识。

再次，对孩子的道德教育也让他们无理可循。在对责任和义务的辨析中，佩库歇称责任是“保养自己的身体，防止身体受到任何损伤”；而义务则是“对人永远忠实、温厚，甚至亲如手足，因为人类是一个大家庭”。对于前者，孩子们完全理解；而对后者，孩子们却无从知晓待人亲善的理由。这无疑追究到了维特根斯坦的问题：如果撒谎对自己有利，为什么还要诚实。布瓦尔继而尝试讲述历史故事、展示好人和坏人的生活图画，告之以“劳动光荣，而富豪有时很不幸”，但这些说教显然与生活常识相悖。他们最终只得以面子、舆论、荣誉感加以引导（如前，P390-391）。

最后，面对孩子们的不端行为，他们考虑惩罚，但又担心残酷的惩罚反而造成不良影响，遂改变教育大纲，带孩子学习宗教，而学生却在教堂盗窃、辱没圣贤（如前，P394-395）。

在小说最后，学生维克托琳娜和維克托分别出现淫乱和盗窃的行为，二人的教育事业宣告失败（如前，P406-407）。可以发现，布瓦尔和佩库歇在教育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皆是二人性格使然，出世的内心无法支持世俗行为，极端的艺术化人格难以实现庸常的随意和妥协，对形而上的偏好往往使他们陷入自身的思辨和怀疑，这一性格使他们注定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一事无成的结局也在情理之中。而宏观来看，如罗兰·巴特所言，布瓦尔和佩库歇迁居抄书的目的正是“为了教育，作为书与其应用之过渡期的教育”（罗兰·巴特著，李幼蒸译：《小说的准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343）。在作家的写作计划中，二人最终对阅读和抄写感到厌倦，放弃了教育目的，从而使全书表现对教育的迷惘。福楼拜借助布瓦尔和佩库歇展露自己的犹疑，对教育可行性的否认、意义的怀疑、身份的反思，这当中不难看出很强的虚无主义倾向。

Ⅲ

虚无是福楼拜作品的审美底色，是作家世界观在作品中的表露，它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先声和指引，对我们今天的文学认知仍具有教育意义。在他的作品中，包法利夫人对浪漫爱情的追求走向死亡，弗雷德里克摆脱肉体的精神爱恋只是自我安慰，圣安东尼对欲望的压抑抵制不住内心的骚动，布瓦尔和佩库歇的抄写行为也终究沦入无意义深渊。他笔下的人物无不被愚昧局限，梦想的追求终成虚妄。福楼拜极力取消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客观冷峻的笔调使这种谋划得以实现，他在1852年1月16日给女友路易斯·科莱的信中直言：“我愿意写的，是一本不谈任何问题的书，一本无任何外在困缚物的书，这书只靠文笔的内在力量支撑，犹如没有支撑物的地球悬在空中。这本书几乎没有主题，或者说，如果可能，至少它的主题几乎看不出来。”（福楼拜著，丁世中译：《文学书简》，《福楼拜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P34）无疑，《布瓦尔和佩库歇》是最接近他理想的作品。这种作品中内涵的缺失现象，被加拿大学者格雷厄姆·福尔考纳称为“福楼拜问题”（王钦峰：《论“福楼拜问题”》，《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P5）。

这种虚无主义倾向，当然要归因于作家的忧悒性格、22岁罹患癫痫病，及其所处时代物对人的压制。但也不能排除，作家亲眼见证的1848年革命、普法战争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成立，对政治形式的厌恶造成其与时代历史的疏离，他认为动荡中所产生的低俗的民主，使得人民无法理解美和艺术（李嘉懿，蒯佳：《个人与时代的悲剧——简评福楼拜的悲观与虚无》，《山花》，2015年10月，B版）。可见，这种悲观、怀疑、封闭的态度导致福楼拜对读者的不信任。在作家留下的书信中，这样的言论随处可见：“‘深得民心看上去似乎可以发展天才，其实是使天才庸俗化，因为真正的美并非为群众所有，尤其在法国”（福楼拜著，丁世中译：《文学书简》，《福楼拜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P19）；“永远别去考虑公众，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如前，P154）。这种观念和他在出版上遇到的法律和经济方面的困难，一同导致他对文学作品作为商品出版的批判。在1872年10月写给居斯塔夫·莫泊桑夫人的信中，他质疑货币对劳动的度量作用，认为人的努力无法被估量，“余下的就是作品的商业价值”，“为此就必须取消介于生产者和购买者之间的中间环节”。他认为自己对当下读者的不信任，使其写作出的“商品不可能在目前被消费，它并非专门为当代人制造”，其劳动无有明确对象，因而作品价值无法用货币估量（如前，P243）。他主张视写作为个人消遣（如前，P21），不以出名、满足虚荣心为目标（如前，P124）。在这样的观念下，他扩充作品的思想内涵与理趣色彩，这在《情感教育》中大篇幅探讨革命政治问题上已初露端倪，而在《布瓦尔和佩库歇》中则得到更为全面的表露。卡尔维诺在推崇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时，将其视为此类小说的原型（卡尔维诺著，萧天佑译：《美国讲稿》，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P109）。而这样的写作，诚然和福楼拜的虚无主义倾向密不可分。

福楼拜的文学观对后世写作无疑是有教育意义的。布尔迪厄在分析《情感教育》时，称赞福楼拜“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使之不受制于场外的经济、政治话语（布尔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P22-25）。然而也正如其所言，文学场的运作始终通过占位、命名和斗争，难以摆脱权力场的渗透。这使得后世作家的写作意图集中于场域，而非艺术本身。人们将“为艺术而艺术”解释成消除作品中的社会意义，只呈现语言和技巧，拒绝提供价值，如萨特所言，生活在矛盾和自欺之中，把写作变成一种形而上的工作，称仅为自己或上帝写作，但对资产阶级毫无恶意，甚至不怀疑其统治权（萨特著，施康强译，《什么是文学》，《萨特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P185）。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应当回归福楼拜的写作语境，他的文学观念和写作内容都产生了对文学产业、文学场域的对抗，他的写作本身就具备了指点后学的师者意蕴。

可以说，福楼拜对莫泊桑的教导仅仅是写作的耐性和师长关怀，后者的作品并未体现他超越时代、拒绝读者、消解意义的倾向。福楼拜对教育的怀疑来自于性格中的虚无主义，而这种虚无也导致了他“纯艺术”写作观的形成。后人往往视其为现代写作技巧的鼻祖，但对“廉价美学”的过分推崇，使人们放弃价值坚守，文学场沦入权力场的裹挟，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重读福楼拜无疑具有特殊的教育意义。在此，福楼拜的遗产形成一个颇具讽刺性的悖论圆环，它诱使人们走向“艺术”，却又给这种虚妄的“艺术”以致命一击。这位质疑教育的作家，最终也使其作品具备了教育内涵。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