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恨的分界：从《藤野先生》到《惜别》

曾子涵

1931年，鲁迅在送自己的学生增田涉回国时，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即著名的《送增田涉君归国》：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P280）

增田涉是日本人，鲁迅也曾在其人生的青春时代东渡扶桑。离别之际，一句感慨万千的“心随东棹忆华年”，忆的除了当年的自己，或许还有当时当地的那些故人。这其中，最令鲁迅无法忘怀的，便是其在仙台医专读书时的恩师——藤野先生。

壹

对于鲁迅来说，这位名讳藤野严九郎的解剖学讲师在其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家喻户晓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中，鲁迅直抒胸臆道：“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鲁迅全集》第2卷，P318）1934年，增田涉在编译日文版《鲁迅选集》的时候，曾经询问过鲁迅的意见。鲁迅在回信中说：“……请全权处理。我看要放进去的，一篇也没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鲁迅全集》第14卷，P328）而在1935年6月27日写给山本初枝的信中，鲁迅也谈到了藤野先生：“三四年前曾托友人去打听过，他已不在那里了。是否还在世，也不得而知。”（《鲁迅全集》第14卷，P363）怅然之情跃然纸上。

回忆的重点是那本藤野先生为他修改的笔记。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藤野先生每周都会收走鲁迅的笔记，用红笔在上面细细批注修改之后，再还给鲁迅。这是鲁迅所念念不忘的。藤野先生的这一行为像是一道光，不仅照亮了当时的鲁迅，也指引着鲁迅未来的路。离开仙台之后，他不光珍藏着当初的讲义，还将藤野先生临别时赠给他的写有“惜别”二字的照片挂在书桌对面，以时时提醒自己。他这样写道：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鲁迅全集》第2卷，P319）

可见对于鲁迅来说，藤野先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温暖的怀念了，而成为了前进的动力，甚至是“向世界开炮”的勇气来源。这是一种多么深挚的感情。

一般来说，感情的深沉与极端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但事情恐怕并非如此简单。根据日本学者后来对鲁迅在仙台相关人事的研究和调查，鲁迅的仙台生活绝非是“绝地求生”，藤野先生也谈不上是“沙漠”中唯一的“仙人掌”。一方面，仙台医专并非如《藤野先生》所言只有鲁迅一名中国留学生，还有一位名为“施霖”的学生，鲁迅同他还有合照为念。另一方面，据鲁迅的日本同学们回忆，相当一部分日本学生与鲁迅相处得非常好，鲁迅也曾请他们抽过昂贵的高级香烟（曹禧修：《从《藤野先生》的学术场域看日本鲁迅研究的特质》，《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P145）——如果不是以朋友相交，想必也不至于如此奢侈吧？而在藤野先生本人上也有不小的出入。从现存的鲁迅解剖学笔记来看，藤野先生确实批改得非常用心，但这很大程度上来说并不是鲁迅专有的“特殊待遇”，因为“当时仙台医专没有指定教学用书，学生把老师的课堂讲义抄下来以备后用，老师有责任通过批改学生课堂笔记来把握其学习近况”（吴真：《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敷波先生》，《读书》，2017年第11期，P9）。此外，藤野先生在学业考核方面非常严格，每年都会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倒在解剖学这门课上。对于“周君”，藤野先生同样没有手软，根据鲁迅在仙台医专第一年的成绩表，藤野先生给鲁迅打出了59.3分，并没有让鲁迅在解剖学这门课上及格——而这是鲁迅成绩最低的一门课。或许正因为如此，当晚年的藤野先生在乡间被人找到的时候，知道“周君”对自己居然怀有这么深挚的感情时，自己都感到非常惊异：“我虽然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但我所作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藤野严九郎，《谨忆周树人君》）

只是添改了一些笔记么？如果说，仙台生活并非是炼狱，甚至还颇具温情，又如果说藤野先生在事实层面上也确非太照顾鲁迅，那么为什么鲁迅会如此怀念藤野先生，以至于不惜在行文时做大量的“艺术处理”，只为凸显藤野先生的光辉形象呢？或许有人会说，这是文学家行文的策略，但我却以为并非如此。笔记只是一个引子，真正让鲁迅念念不忘的是藤野先生的态度。彼时甲午海战过去还不久，日本人对中国人大多还有敌视的情绪。纵使没有敌视，但那种因胜利而带来的“优越感”却是绝对能让敏感的鲁迅感受到的。正如魯迅在被质疑作弊之后所写的那样：“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鲁迅全集》第2卷，P317）看似轻描淡写的一番话，带出了多少那个时代在海外求学的中华学子的痛苦。这种根深蒂固的挫败与打击是同学之间再多的关爱也无法弥补的，也是鲁迅那些日本同学所无论如何无法理解的。但藤野先生却没有这样。藤野严九郎少时学习过汉文，对汉学非常推崇。“我很尊敬中国人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谨忆周树人君》）藤野先生一语道破天机。不是唯一关心过鲁迅的人——但却是唯一用平等的姿态发自内心尊重鲁迅的人，这可能便是答案。

尊重以外，更能让鲁迅感同身受的，或许是藤野先生的际遇。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曾写到，对方因为穿衣服马虎而常忘记带领结，在火车上还会被人误以为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鲁迅全集》第2卷，P314）而根据仙台医专的学生后来回忆，藤野先生具有很严重的北陆口音，教学时犹如旧时儒生诵汉书一般满口“之乎者也”。（《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敷波先生》，P6）他不会说德语，用日语上课，又不是“海龟”，对于明治维新之后崇尚西方的日本学生来说，藤野先生简直就是“土气冲天”，毫无吸引力。教学方式传统，考核也严格，“双管齐下”之下，藤野先生在学生缘上的失意也就可以想见了。而“不洋气”的结局是，藤野先生日后在仙台医专升格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时，因学历而被一刀切失去工作。无论是在工作还是与人相处上，藤野先生都可以称得上是“稚拙”，而这其实不就是鲁迅自己吗？增田涉曾回忆道，鲁迅头发胡须蓬乱，服装上也不太注意。某次为了看望一名英国人，还被当做可疑人士赶了出去，只能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七楼。（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P12）

《藤野先生》写于1926年10月，此时鲁迅身在厦门，已经颇为厌倦了此地生活的无聊，同厦门大学校长、同事间的矛盾也日益明晰起来。而在工作之外，更令他痛苦的是来自所看重的后辈高长虹的“背叛”：鲁迅南下后，韦素园接管了《莽原》的编务事宜。出于对韦素园一些工作的不满，高长虹以《狂飙》为阵地，用公开信的形式向鲁迅“开炮”。这显然令鲁迅无法接受，旋即发表《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等一系列杂文与之论争。论争说到底是对外的一种激烈姿态，而在鲁迅心中，却是一种深沉的悲哀。他在一年后的一篇文章中曾如是写过自己此时的心境：

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

（《鲁迅全集》第4卷，P18）

这是一种怎样的寂寞。在这样的寂静中，藤野先生与鲁迅仿佛一瞬间重合了。鲁迅在藤野先生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一个同样不得志、处处碰壁却又执着较真的自己。诚如白居易的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异国他乡之中，遇见一个以平等姿态尊重、关照自己的人，而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又与自己是这么的相似，这如何能让人不难以忘怀呢？我想，这便是藤野先生被鲁迅视为自己恩师的根本原因吧。

贰

鲁迅是一名爱国者。据增田涉回忆，日本和歌作者柳原白莲曾经问过鲁迅是否讨厌出生在中国，鲁迅当即否定。“他回答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那时我看见他的眼里湿润着。”（《鲁迅的印象》，P25）1932年，鲁迅曾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杨杏佛被特务残忍杀害之后，鲁迅不光冒死参加了杨杏佛的葬礼，还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鲁迅全集》第14卷，P247）但由于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之深，又由于其寓居上海期间同内山完造、增田涉等人的良好关系，他常常会被人指责成间谍、汉奸与叛徒。“去年以前说我拿俄国卢布，但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鲁迅全集》第14卷，P260）鲁迅这番颇为幽默的自白说明了很多的事情。

鲁迅当然没有拿卢布和日元，其对藤野先生的怀念与敬爱也无关国籍，但这种真挚的感情却被日本侵略者嗅到了可以利用的气息。在鲁迅去世后的1943年11月，日本牵头召开了“大东亚会议”，会议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而日本文学报国会则决定向国内小说家们提出要求，创作符合“大东亚共同宣言”精神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对应“宣言”中“独立和睦”原则的太宰治小说《惜别》诞生了。

《惜别》是以鲁迅《藤野先生》一文中的事件为主线，杂糅鲁迅多篇回忆性散文、杂文，在参考鲁迅相关传记后，又加上太宰治自身的想象而形成的一部作品，其内容和形式颇神似当今网络流行的“同人小说”。全文的主角是一个同样就读于仙台医专的虚构人物“我”，他与鲁迅因为都无法说东京腔而“惺惺相惜”。同学津田初时怀疑鲁迅是日本的间谍，矢岛认为鲁迅作弊，但在藤野先生与“我”的调解下，最终都解开了对鲁迅的误会，开始用真正的友情面对鲁迅。关于这篇文章的动机，太宰治在《〈惜别〉之意图》一文中明确表示：“所怀意图为让现代中国之年轻知识人阅读，使其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日本与支那之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之效果。”（太宰治，《〈惜别〉》之意图，董炳月译。《惜别》，于小植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P135-136）

怀揣着“东亚共荣”的想法，即使事情仍然是原先的事情，又或者太宰治仍在强调“不卑视中国人，亦绝不进行浅薄之煽动，欲以所谓洁白、独立亲睦之态度对年轻的周树人作正确、善意之描写”（《〈惜别之意图〉》，P135），一切却已经变味了。《惜别》中的藤野先生依然关心着鲁迅，改笔记事件也依然发生着，但藤野先生的形象和态度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藤野先生为什么要帮助鲁迅？藤野先生自己认为是觉得鲁迅初来日本听说日语都很吃力，学医非常辛苦，加之对方是来自汉学源头的中国人，所以要多加关照；鲁迅则在《藤野先生》中认为：“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鲁迅全集》第2卷，P318）而《惜别》中的藤野先生，在一番侃侃而谈之后，主动给出的答案是：“小而言之，是为了帮助支那创立新医学，大而言之，是我们应该合力尽快把西洋医学的精华吸收到我们东方医学中来，从而推动全世界的医学更加进步。”（《惜别》，P65-66）如果说，鲁迅的藤野先生和太宰治的藤野先生都与真实的藤野先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也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概念化、宏大化的倾向，那么至少在前者那里，藤野先生仍是一个真诚的文化传播者，而到了太宰这里，藤野先生却已经变成一个心口不一、野心勃勃想要“东体西用”的“大东亚共荣”者了。纵使加上了“帮助支那”“世界医学”等多个修饰部，但这并不会让藤野先生更加高大，反而让其虚伪化，藤野先生的态度也从纯粹的帮助变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与“布教”，这恰恰是真实的鲁迅最反感的。而在此之外，《惜别》藤野的最大变化或许是将藤野先生由一个主要人物降格成了一个功能型人物，或者说符号。在《藤野先生》中，藤野严九郎是独立的，其行为有其自有的逻辑，而在《惜别》中，无论是“鲁迅”“藤野先生”“我”，又或者是那些虚构敷衍出的同学们，一切都只是图解“大东亚共荣”观念的提线木偶，在太宰治的操纵下表演悲喜剧，或是政治口号的呼号手。为了“共荣”，所以中日文化之间的冲突要消解掉、鲁迅与日本人的内在矛盾也要一律滑过。没有怀疑、没有质问、也没有苦痛，即使有暂时的误解，其本质也是好的，最终只是，也只能是“大团圆”。竹内好对此看得很通透：“‘漏题事件和幻灯事件是作者个别提出的，因而簡单对待在幻灯中途退席则过于轻率；两个事件并未给鲁迅以沉重的打击，因而他的文学志向是受外部影响所致；他对学生干事的憎恶并不清晰，因而对藤野先生的爱也停留在较低的水平，所以不能呈现离开仙台后的鲁迅的姿态。”（竹内好，《从绝望开始》，靳丛林编译，三联书店2013年版，P176）没有了恨，也就没有了作为恨的对立面的爱。太宰治的处理方式看似和谐而又“洁净”，但却让“藤野先生”失掉了那份璀璨光芒，堕入流俗深渊。

战后，太宰治作为日本无赖派的旗手声名大噪，代表作《斜阳》《人间失格》也广为流传。《惜别》作为作者参与侵略战争的黑点，被理所应当地遗忘，湮没于历史的尘埃。即使抛开政治不言，这也是一部平庸之作。这让我不仅开始思考：在切割作品文学性的种种刀子中，究竟是“图解概念”更血腥，还是“粉饰太平”更残酷呢？

叁

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对青年人的关爱自不必言，而鲁迅与增田涉之间的关系则仿佛是藤野先生与鲁迅从仙台到上海的传承。增田涉1931年来到上海，立志翻译鲁迅的作品，鲁迅则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为这个之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每天花费几个小时，逐字逐句讲解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回到日本之后，增田涉依然保持着与鲁迅频繁的通信，聊生活上的事，也询问许多翻译上的问题。无论问题幼稚与否，鲁迅一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终这上百封信笺促成了《中国小说史略》日译版的问世，也造就了《师弟答问集》这沓厚厚的书信合集。鲁迅完美地用实践践行了藤野先生的精神。

那么，究竟什么是藤野先生的精神呢？是对弱者的同情、是医学传播的宏伟理想，还是太宰治炮制出的“大东亚共荣”狂想呢？我想，真相可能并没有如此复杂。或者说，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藤野先生的精神。就像伊藤虎丸分析的那样：“藤野先生朴素的人格与日本学生造成的丧失良知的事件之间，浮现出了鲁迅所确信的超越国籍的‘真的人的关系。”（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P7）如果硬要提炼出一种精神，那便是超越了一切的纯粹师生之爱吧。藤野先生帮鲁迅订正笔记是因为爱，关心其前途是因为爱，而鲁迅写作《藤野先生》，也是因为爱。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