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让我成为“外边的人”

//壹//

1981年，我从家乡的前仙中学毕业，考上了县城里的元氏一中。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前仙村前后左右高低错落排列着的那一圈山环。只有一次学骑自行车，不小心一路向东骑到了十五里地开外的南佐。南佐是个有好几万人口的大镇，有好几条通往不同方向的公路在这儿交会，于是，南佐也就成了周围四里八乡的贸易中心。我爷爷他们那代人总是走着去南佐赶集，买卖各种农副产品和家庭用品，遛遛达达走一趟正好一整天。但我这次要去的是元氏城，元氏比南佐要大得多，也比南佐要远得多，但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到底元氏有多远，在开学第一次去之前是并不清楚的。

一夏天都在心里醞酿这个即将到来的心满意足的未来。能想到的事情并不多，但都像天上的云彩和天边的彩虹一样美好而不好捉摸。比如，我知道上高中后，就会住在每人都有床睡的宿舍，我在脑子里好几次出现那个铺着干净床单的睡床的景象，而我从出生以来一直睡的都是炕。炕和床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对床产生那样如饥似渴的想象。再比如，到县城上学，就能看到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火车。小时候，一个在外边见过大世面的本家堂兄很神秘地告诉我，火车分两种，一种是拉煤的，一种是拉人的。这个堂兄在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忽然和家里人一起都出去了，去的地方叫宣化，他爹爹在那里当兵，是汽车连的连长。

小时候，凡是从村里出去的人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们小孩子只敢远远地看上几眼。他们这些人从外观上看就和村里的人迥然不同，他们往往穿着各种“外边的人”才有的“制服”。有两个人在石家庄的工厂，一个是某工厂的电焊工，一个是棉纺厂食堂的厨师，他们回村里总是精神抖擞地穿着整身的蓝色工装。比这种蓝色工装更神气的是绿色的军装，那时候从村里出去的人大多数都是在部队当兵，有的是正在当兵，有的是曾经当兵后来转业到了城里，成了穿工装的工人和干部。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高考恢复了，普通农家子弟有了又一条走出去的路。那时候，我大哥已经高中毕业在单位上班了，估计是自学了一阵子后参加了一次高考，没考上就接着上班了。二哥倒好像是高中毕业正好赶上恢复高考，但过去的基础太差了，第一次没考上，复读了一两次，还是不成功，最后终于放弃了努力，开始到社会上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谋食求生。这样，我就成了我们家走进大学的最后希望。有一天，我偶然听到村子里几个在我们家帮工的人议论我们弟兄几个，说是他们家三个小子好是好，只是没有上大学的。看人家后仙的尹家，一门三进士，多厉害！后仙是和我们前仙并列的另一个村，但其实曾经是一个村，后来变成了两个村。但周围村里的人并不说前仙也不说后仙，而是把前仙和后仙合起来叫作“相逢寨”。“相逢寨”是当地的土音，到底写出来是哪两个字，大家并不知道。直到读初一的时候，我才弄清楚所谓“相逢寨”原来是“仙翁寨”。有一天，我搬动我的课桌，桌腿从桌面上整个儿掉了下来，桌面被顺势反了过来，桌子的反面原来是一块牌匾，上刻三个遒劲的大字“仙翁寨”。“后仙的尹家”说的是尹老师家，在我用“仙翁寨”牌匾当课桌的时候，尹老师正是我的语文老师，尹老师写一手漂亮的字，横幅上的标语，黑板上的板书，过年时的春联，样样都行。他有三个儿子，大小和我们弟兄相仿。不过，他的三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一个在包头学炼钢铁，一个在石家庄学开火车，最后一个更厉害，考上了清华大学。

//贰//

到县城读高中，还不能说是“外边的人”。如果三年后考不上大学，甚至复读一年还是没考上，就会正式成为“村里的人”。

但能上县里的一中，就算是万里长征迈开了第一步。

开学的那天，是大哥带我去的。我们俩每人骑辆自行车，我的那辆是用家里一辆破败不堪的旧自行车大修后起死回生的。骑到差不多三分之一路途的时候，我的那辆老爷车链条掉了，大哥仔细观察后确定没法弄好了，于是便用一根绳子把我的自行车拴在他的自行车上，硬是拉着我走完了后边的几十里路。

一中的学生宿舍里学生们睡的的确是我梦想中的木床，但是床和床之间并没有想象中充满诗意的间隔，而是十几张床并排在一起，从形式上看，除了床板下面是空的，和我们农村的土炕区别并不大。但这只是让我多少有点失望，真正恐怖的事情发生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我睡觉的位置挨着一面墙壁，晚上躺下后侧头定睛细看，眼前的景象让我目瞪口呆，只见墙壁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一种软乎乎的虫子，问别的同学，有人很轻松地说“是潮虫”，后来看鲁迅日记，才知道鲁迅1912年5月6日第一天住进北京绍兴会馆时遇到了和我在元氏一中头一天晚上同样的遭遇。鲁迅在这天的日记上说：“上午移入山会邑馆。坐骡车赴教育部，即归。予二弟信。夜卧未半小时即见蜰？虫三四十，乃卧卓上以避之。”鲁迅遭遇的“蜰？虫”，《鲁迅全集》的注释说是“臭虫”，和我当年所见的“潮虫”不一定是同一种虫子，但恶心、吓人的效果估计差不多。鲁迅还有桌子来代替床铺睡觉，而我则没有地方可以调换，只能眼睛一闭心一横，假装那些恶心人的东西并不存在。过了一阵子，大概是天气凉了，墙壁上的潮虫不见了，但代替潮虫的是更加可恶的老鼠。有一天晚上睡觉后，感觉有个沉甸甸的东西不停地在被子上面来来去去地活动，几个来回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是老鼠在大家的肚皮上来回奔跑，但因为实在困倦极了，老鼠尽管折腾它自己的，大家都照睡不误。睡到半夜三更的时候，耳朵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用手一摸，湿呼呼的，到宿舍外面的路灯下看，才知道是被老鼠咬了一口。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和同村来的一个同学决定搬出学校，一起搬到城街上他的一个亲戚家借宿。他的亲戚家给我们住的是他家的一个小厢房，里面有一个小土炕。刚去的时候还是不冷不热的秋天，但慢慢地就到了十冬腊月的季节。晚上在学校上夜自习，回到这里还是舍不得就睡，但学习又实在是冷，只能把身子钻进极厚的棉被里面，只把脑袋探出来勉强看上一阵儿书。快要过年的时候，房东家买了半扇猪肉，猪肉冻得像石头一样硬邦邦的，就挂在我们住的小房间的房顶上。那年的冬天虽然寒冷，但也有意外的收获。有一次翻看我们屋里的一个纸箱子，发现里面有不少有用的好书，如《中国经济地理》等，这些书是大学生的教材，估计是房东家有个读地理系的大学生。我翻看了那本厚厚的十六开本《中国经济地理》，主要内容是各种物产如铁矿、铜矿、玉米、芝麻等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和我们中学学的地理课程相比，这样的地理学要有趣得多。endprint

//叁//

虽然物质条件还很艰苦，但那时候的元氏一中却集中了一批好老师。这些老师当中有相当一些人并不是我们元氏本地人，比如教过我们的两个英语老师，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北京人。我至今也并不知道他们当年是怎么沦落到元氏这个小县城的。他们和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对于当时的我們，他们很像是现在有时候会从电视上看到的在贵州山区的小学给那些泥孩子们上课的从大城市来的志愿者。对我们来说，他们的服饰打扮和举手投足比他们教给我们的知识更有魅力。当然，最厉害的还是他们说的那一口标准普通话。有的老师说的不是元氏话，但也并不是标准的普通话，如讲世界历史的老师是山东邹县人，说的估计是地道的山东话。

那时候，并不知道大学生是什么模样的人，只能从教我们的老师身上得到一些间接的感受。但是，有一年夏天我们却见到了真正的大学生。那年，一伙儿大学生到我们一中实习，校园里突然变得异样起来。他们并没有在我们年级实习，所以我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不过，总能在校园里看到他们妖娆的倩影。他们早晨在露天的洗脸池刷牙洗脸，他们用砖头铺砌一片校园的地面。在我眼里，他们中的男生个个高大潇洒，女生个个漂亮美丽。其实这只是从并不经意的偶然一瞥中得到的印象，自卑的我们不敢靠近他们，甚至不敢对他们正眼细瞧。偶然地，听某一同学说，他们是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后来，报考学校的时候，我填报的第一个志愿就是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

现在说不清楚那伙儿在一中实习的学生是否对我填报志愿发生了潜在的作用，总之，1984年9月，我就真的成为河北师院中文系的学生。

河北师范学院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石家庄距离我们村并不比元氏远，但是和元氏县城相比，石家庄就算是真正的城市了。开学的第一天，父亲亲自送我到河北师院。河北师院在石家庄西南郊的振头乡，学校正在建设中，并不多的几栋新大楼边上就是大片的空地和农田。校舍只建成了一部分，教学区只有行政楼、中文楼、历史楼、化学楼、食堂。没有图书馆，没有操场，也没有学生宿舍，所有的学生都暂时住在教学楼里，我们中文系的学生都住在中文楼。我们一个宿舍住了我们班所有的男生，十几个上下两层的铁管床横七竖八地拥挤在一起，乍一看比高中的学生宿舍也没有好多少，但实际上两者不可同日而语。高中住的是简易的平房，房子里面没有暖气，没有厕所。而这里却到处是崭新的大楼，所有的房间都冬暖夏凉，灯光明亮。安置下来后，床铺挨着的几个同学凑在一起，小心翼翼地使用各自的方言交流个人信息。知道我的高考分数后，一个来自唐山的同学有点惊讶地告诉我，他的高中同学中有的分数比我还低，但却上了更好的南开大学和山东大学。我知道南开大学和山东大学是好大学，但听了他的话，我也并没有艳羡他的同学。我不知道南开大学和山东大学长什么样，河北师院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大学，我多年来对大学的空虚意想在迈进师院大门的一刹那得到了满足。在此之前，通过房东家的大学地理教材、通过在我们中学实习的中文系学生等的中介，我已经间接地感受到了大学的气息，但在走进河北师范学院并不高大的西大门的那一刻，在崭新的行政楼前办理入学手续的那一刻，在崭新的学生食堂和父亲一起吃凉面的那一刻，都是我生命中并不多见的最强烈的临在状态，意味着此前逐渐酝酿、逐步增加的一种渴望即成为“外边的人”的最终完成。

（作者简介：钱振文，作家，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社会教育部主任，1984年考入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