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恩师

谈陈守实教授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复旦大学流传着复旦教授有“八怪”的说法。十年前，我有一次在上海前复旦大学负责人王零先生家中聊天时，王老还对我说：“你知道吗？陈守实先生也是八怪之一。”我虽然是1955年才进复旦读书的，跟陈守实先生当研究生，又是1960年秋，但在入学以后，经过各种渠道，便听到守实先生的一些怪事。例如：1950年“土改”时，组织老教授参加安徽的“土改”工作队，陈先生在出发前夕，人已到了上海北火车站，但突然又掉头返校，表示不去；“思想改造”时，要老教授们人人表态，挖“思想霉素”，陈先生从不发言，党委的一位负责人，亲自找他谈话，他竟说：“你就是掏出手枪来对住我，我也不谈！”又有一次，他在复旦大礼堂——登辉堂上马列主义基础课（陈先生是解放后第一个在复旦大学开马列主义课程的），讲到工人阶级在旧社会、新社会的不同政治地位时，曾说：“现在的工人可不同了，阿猫、阿狗也当上人民代表了！”当即有学生递字条给他，说他污蔑工人阶级，是立场问题。陈先生很气愤，从此拒绝再开这门课。现在看来，在人类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陈守实先生也不例外。他的行为方式，也许不无可议之处，但要说怪，其实也不怪。透过种种怪事，倒是可以看出陈先生是个不停地闪烁着思想火花的人，具有刚正不阿的品格。就以上述几件事而难忘风雨故人来论，组织“土改”工作队，难道有必要非把老教授也赶到乡下去参加运动不可吗？这里，我不想全面评价20世纪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同“胡风分子”张中晓所说，为“追求思想的平均分数”，要每个人都表态、作检查，显然是不对的。陈守实先生在历史上一贯进步，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即在《资本论》翻译者之一郭大力等人的影响下，开始学习《资本论》等马列著作，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在抗日战争中，他不仅自己曾投笔从戎，参加过新四军；且其爱女陈次青，毅然参加东江游击纵队，后牺牲。对于这样一位不断追求进步、光明的老教授，不分青红皂白地要他作思想检查，他能不拍案而起吗？至于说“阿猫、阿狗也当上人民代表”，他不过是偶举一例罢了。对这件区区小事，有人竟给陈先生无限上纲，扣上那么大的政治帽子，难怪他拂袖而去了。

忆周予同先生

周予同（1898—1981）教授是教我们历史文选、经学史的老师。当年“五四运动”时，他是爱国学生的骨干，参加了火烧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他待人宽厚，简直是位好好先生。

予同先生的随和，充分显示在课堂教学中。他幽默风趣，谈笑风生。一次，说起他当年拜钱玄同先生为师，真的跪在地上，向钱先生磕了头。接着说：“现在多好，我教你们，是你们的老师，但都不要你们向我磕头了！”他本人、我们全班同学，都忍俊不禁地笑起来。他曾几次在课堂上笑着说：“中华民族的特点是什么？我看是吃饭、养儿子。”大家闻之大笑。周先生说：“我不是随便说的。中国儒家最讲究‘民以食为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两点对中国历史影响太大了，确实成了中华民族的特点。”1961年冬，在上海史学会的年会上，予同先生发言时重申他的这一观点后，还开玩笑说：“所以我劝在座的青年同志，凡是有了朋友还没有结婚的，赶快结婚。”周先生的这一观点，“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猛烈批判，被扣上“歪曲历史”“污蔑中华民族”的大帽子。其实，今天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周先生的话，就不难发现，他说的绝非戏言。看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如果不懂得中国人自古以来最重视“民以食为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精神传统，是很难透彻理解中国历史的。

予同先生从不伤害别人。1958年的一天在复旦工会小礼堂批判蔡尚思教授。予同先生迫不得已，只好上台讲几句，却一如既往幽默地说：“蔡先生的大著《蔡元培先生学术思想大传》，第一页就是蔡元培先生的照片，上面还有蔡元培先生的题字‘尚思吾兄，如何如何，大概蔡先生是要读者知道，他跟蔡元培先生是本家吧？”引起哄堂大笑。我想，这样的评判，绝不属于“革命大批判”，伤害不了蔡先生的一根毫毛的。当时，除了予同先生，谁又能作这样的发言呢？

忆蔡尚思先生

蔡尚思先生以104岁的高龄辞世，创造了中国历代史学家的长寿纪录。我作为这位人瑞的众多弟子之一，悲哀之余，又深感自豪。

蔡先生所以能享高寿，固然与他长期坚持体育锻炼、75岁时还在操场跳高、一直洗冷水澡有关。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童心未泯，个性率真，胸怀坦荡，遇事每特立独行，老而弥坚。

我是1955年考入复旦历史系的。蔡先生是系主任。开见面会时，老师们当然都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有几位至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谭其骧教授当时显得很年轻，手里拿着一把很精致的折扇，一边摇一边说：“我本来喜欢文学，但最后还是研究历史，历史很迷人。”靳文瀚教授说：“我研究过政治学、法学、军事学——在美国留学时，对各种武器的性能，非常感兴趣，但转来转去，还是觉得研究历史好，便研究世界现代史了。”针对有些同学被录取到历史系并非第一志愿，因而闷闷不乐，陈仁炳教授说：“旧社会男女结婚，很多并非是双方自愿的，但进了洞房后，就慢慢两情相悦了。我相信这部分同学与历史专业也能建立起感情。”他说得很形象，不少同学都笑了。但是，蔡先生的讲话，却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说：“我出生在农民家庭，小时愚钝，又不努力，读小学时所有功课全不及格！我哥哥也一样，真是难兄难弟啊！”同学们听了，不禁大笑。蔡先生嗓门洪亮，而且富有表情，我立即感到，这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师。他又说：“不过，我后来发愤苦读，北上京华问学，在南京国学图书馆，每天读书十七八个小时，除诗集外，该馆的经、史、子、集，我全部读了一遍，抄录的资料，装了几个麻袋，终于成了历史学家。你们比我聪明，只要认真读书，将来也一定会有成就！”环顾当代历史学家，管窥所及，说自己儿时笨、成绩差的，除了蔡先生外，只有谢国桢先生了。

事实上，蔡先生有时真像个老顽童。我清楚地记得，他在给我们讲授《中国现代思想史》时，认为吴稚晖是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说：“吴稚晖居然说茅厕里的石头也是有生命的！唔唔唔，这个吴老狗，这个吴老狗……”一边说，一边连连摇头，满脸不屑，一只脚还不断踢着。我们都哈哈大笑。1996年5月18日，我到上海后，即去复旦第一宿舍探望蔡先生。这一年，蔡先生已91岁。他与我聊天时，依然谈笑风生，甚至是手舞足蹈。他说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去苏州拜望章太炎，看到老先生为人写字，润格甚丰，好大一堆钞票啊，看得他都傻眼了，边说边离开座位，蹲在地上，眼睛斜视，似乎正看着太炎先生数钱，并伸出舌头。我一边笑，一边赶紧把他老人家扶起，他连连说，我不要紧的。我当时就想，中国不可能找出第二个这样可爱的老学者。在另一次交谈时，他说好多年前，他有一只牙坏了，感到其他的牙也不是好东西，要医生全部拔光。陈圭如教授（胡曲园先生夫人）闻讯，说：“世界上哪有你这样的拔牙法！”我觉得这很可笑，但他却表情严肃。他批评时下有些人写文章瞎编乱造，有个记者写他“毕业于德化中学”，他说：“其实，当时德化只有小学，根本没有中学，我就是小学生嘛！”这一天，我的日记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时在1999年9月27日。我拿出一把紙扇，堪称不同凡响，上面有我认识的文坛、学苑师友亲笔签名。如于光远、丁聪、方成、王元化、王蒙、冯其庸、乔羽、朱正、李锐、李普、李慎之、杜导正、吴江、何满子、牧惠、柳萌、张思之、流沙河、贾植芳、梅志、曾彦修、黄宗江等数十人。这年蔡先生已94岁。前一年，因胃癌开刀，不久前又因气管炎住院，刚回家不久。人比过去消瘦，但思维、精神、嗓门依旧。我请他在扇面上签名，并开玩笑说：“您老签了名，这把扇子就是革命文物。”他说“不够格”。我将扇面摊平，蔡先生放在大腿上，签上名。他本来手有些抖。签名时，却一点未抖，字迹遒劲，宛如刀刻，真奇迹也。我请他写上94岁。好让我们也沾点福气，他提高嗓门说：“我从来是忘我，不记得自己年龄的。”拒绝。endprint

蔡先生是中共党员，带头在复旦工会小礼堂召开全系师生大会，批判自己。二位老师的发言最为特别。陈守实先生说：“你的书与文章，光是骂人，有什么用？你要是想骂我陈守实。我躺在地上让你随便骂好了！”此话很尖刻。（据刘伯涵学长生前1980年告诉我，陈守实师是当年陈望道先生主编的杂文、小品杂志《太白》的发起人之一，说话常带杂文味。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市委宣传部请他做宗教问题的演讲，结果听众寥寥。他在教研组里说：“下次请我做报告，干脆就到楼梯洞里算了！”）陈先生的发言，使蔡先生很尴尬。周予同先生素来宅心仁厚，他本来不愿批判蔡先生，但系领导要他发言，他只好很幽默地说：“蔡先生的大著《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第一页就是蔡元培先生的相片，上面还有他的题字‘尚思吾兄如何如何，大概蔡先生是要读者知道，蔡元培是本家吧？”周先生是笑着说的，分明是开玩笑，会场上也是笑声一片。但这样一来，似乎让人会误解成蔡先生有攀附之嫌，这同样使蔡先生尴尬，我记得当时蔡先生脸都红了。会议结束，蔡先生发言，对陈、周二先生的发言，不但没有怨言，还感谢帮助，称这二位都是他的前辈。1992年6月28日、29日，香港《大公报》刊出我回忆陈守实、周予同、王造时三位老师的文章，文中曾述及这次小礼堂的大批判。次年冬，我在团结出版社出版了《阿Q的祖先——老牛堂随笔》一书，内收此文。1994年初夏，我给蔡先生寄去一本，目的是供老先生消遣。但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7月26日，他给我寄来一封信，说了些夸奖的话后，写道：“关于195页所述周予同先生说我编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要让读者知道我与蔡元培是本家一事，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几年前有来访问的一个日本代表对我说：东京有人传说您是蔡元培的侄子。还有一个安徽的读者来信称我是蔡元培的儿子。我都立即声明：他只是我的老师而没有任何关系。他是‘浙江蔡，我是‘福建蔡……我一向反对攀龙附凤，妄认亲戚。假使周先生有此笑话，我一点也不怪他。”“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蔡先生一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

蔡先生治学，从不迷信权威，从事实出发，不断挑战权威。他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花了很大力气批判，解放初就出版了《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补编》，还著文批评梁启超对袁枚的不公，著《王船山思想体系》一书，纠正章太炎、梁启超、熊十力、钱穆、侯外庐等人对王船山的片面夸大之词。1963年秋，我在复旦历史系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论l657年后的顾炎武》（正式发表时定名《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通过大量事实考证，推翻了梁启超、章太炎以及当代某些史家的顾炎武北上抗清说。从系里把论文提纲打印出来，征求各大学历史系以及学部、历史所意见，到1964年4月我的论文答辩会上（我的导师是陈守实先生，毕业论文由他指导，当时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的负责人朱永嘉也参与了指导。），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黄云眉先生、吴泽先生、李旭先生等是支持我的观点的，但也有一些先生持反对意见，李学勤、张岂之二位联名的意见，对我的论文完全否定。在答辩委员会主席周予同先生主持下，经过答辩、投票，我的毕业论文通过了。但这场争论引起了蔡先生的注意。他向系里要了一份我的论文打印稿，看后，约我到他家长谈。他热情地鼓励我说：“你的论文引起争议，这是好事，就怕文章写得不痛不痒。我读完文章了，你敢于纠正前贤及时贤的论点，很有说服力！我支持你，文章由《复旦学报》发表。”我听了很感动。这时《复旦学报》的主编正是蔡先生。虽然此后不久，“四清”来了，“文革”来了，“左”风猖獗，文章未能在《复旦学报》刊出，直到1979年冬，才在《中国史研究》刊出。但蔡先生当年对我挑战学界权威的支持、鼓励，我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20世纪90年代，国学大师“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与蔡先生聊起这些人。他正色道：“他们一个也不合格！中国的国学大师只有三个：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一定要说有四个，只能勉强加上胡适。现在陈寅恪被大大圣化，其实他也不是国学大师；虽然懂不少门外语，看了不少外国书，但中国史书、文献，仍读得不算很多。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世界文明无出佛教其右者，这是什么话？”他后来不但向记者发表谈话，还写了文章，公开阐明他的这些看法。我举双手赞同蔡先生的观点。时下的国学大师，不过是学界某些老人，甚至是老朽的纸糊高帽，不值几文钱。

顾炎武有诗谓：“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蔡尚思就是这样的“苍龙”“老树”。他的雨露滋润着学生、读者的心田，他的大量学术文章，是开不败的花朵。

忆王造时先生

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课堂秩序极好，上课前，班长要按花名册一一点名。但尽管如此，仍有同学悄悄流动到别的年级，甚至别的系去听课。我就曾经溜到高年级去听抗日救国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教授的课。他教的是世界近代史。时正夏日，酷热难当，不少同学神情倦怠，有的竟已打起瞌睡。王造时（1902—1971）先生见状，立刻说：“诸位，现在我开始讲拿破仑与约瑟芬的恋爱故事！”全体同学立刻眼睛一亮，竖起耳朵。王先生非常生动，但很扼要地讲完了这段举世闻名、扣人心弦的故事后，马上就转入正题，继续讲课。情绪既然已经被鼓动起来，当然再没有人打哈欠、睁不开眼皮了。从这种小事可以看出，王先生不愧是位著名政治家，他是深知如何在关键时刻，去鼓动人们的情绪的。他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后来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回国后，他教授政治学，后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成了政治活动家。王先生的口才很好，嗓音洪亮。1955年，他在复旦大礼堂做纪念抗日战争的报告，说到他曾去鼓动张学良抗日，语重情长地问少帅：“张先生，别说报国了，难道你连令尊大人的仇都不想报了吗？”少帅默然无语。他的报告，不时激起一阵阵掌声。

王先生对学生、对年轻人，是很关心爱护的。他的助教结婚时，王先生买了一只大衣柜作贺礼。这在几十年前，是相当可观的礼品了。1957年后，他不幸被打入另册，贬到资料室工作。我当研究生时，随中国古代史教研组活动，特别是政治学习。王先生也参加这个组学习，这样接触就多起来。有时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總是一边吸着烟斗，一边耐心解答。“文革”开始不久，王先生即被诬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关在提篮桥监狱，后含冤病死狱中。几年前，我的一位老同学请我去她家吃饭，她的丈夫是“文革”中上海人几乎家喻户晓的杨仲池。在1967年夏天的上海柴油机厂事件中，他被“四人帮”逮捕，横遭迫害，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被平反，调来北京工作。与老杨交谈才得知，他在提篮桥监狱，竟有幸与王造时先生关在一个房间。虽然王先生已经年迈，并患黄疸病，身上浮肿，仍然偷偷地教老杨英语，传授给他很多知识。这样的诲人不倦，真可谓“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endprint

忆周谷城先生

周谷城先生被称为周谷老，并非始于他当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后人们对他的敬称。早在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对时已年过半百的周谷城教授、周予同教授、陈守实教授，便称之为谷老、予老、守老。这不仅是因为三老年高，更在于他们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因此，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叫周谷城先生为谷老，既是尊称，也是爱称。作为他的学生，我当然也不例外，见面写信都一样。

1955年，我在复旦历史系读一年级时，世界古代史这门课，便是由周谷老讲授的。虽说岁月无声逐逝波，41年过去了，但谷老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情景，至今宛如昨日事，历历在目。教室里坐得满满的，也有外系学生慕名而来，想一睹谷老风采。他与毛主席的友谊，当时已广为人知，据说“复旦大学”这四个遒劲潇洒的字，就是根据毛主席给他写信的信封上的字制版的。谷老走进教室，我们不禁眼睛一亮：一身笔挺的西装，领带生辉，皮鞋锃亮。他微笑着向我们点头答礼后，弯下身来，侧着头，吹掉讲台上的灰尘，便放下讲义，开始讲课。他把章节写在黑板上，然后看着讲义， 一句一句地念下去。他的湖南口音很重，有的字，我并未听懂。

几堂课听下来，我们都有些失望：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周谷老，讲课竟是这种填鸭式般照本宣科，索然无味。但不久，我又觉得听谷老的课是太有滋味了。原来，谷老作了一点教学改革：在第二节课快结束时，掏出怀表看一下，留下几分钟，给我们介绍国内外史学动态，有时也提到与一些史学家的友谊。有一次说到郭沫若，他竖起大拇指，赞道：“有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是个全才，我很佩服。”不过，关于中国的奴隶制，他批评郭老的观点，认为郭老没有深入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因此对中国奴隶制的解说就不够妥当，并幽默地说，你们可不要把我的看法告诉郭老，否则郭老会说，周谷城这位老朋友怎么不够朋友啊？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有时，有同学递字条给他，请他讲讲会见毛主席的情景。他虽然不能多说，但也总是介绍一些可以介绍的情况。他的浑厚的声音，似乎仍在我的耳畔回响：“主席生龙活虎般的姿态，于学无所不窥。”后来他曾笑谈毛主席请他在游泳池游泳，他不大会游，只敢待在浅水处，毛主席招呼他往深水区游，他只好说：“主席，您是由深入浅，我是由浅入深。”

说列国内外一些著名史学家，包括系内教授，他都很敬重，从来没有鄙薄过谁。一次说到周予同先生，他竖起大拇指，笑道：“他是经学史专家，国宝。他要是死了，经学史就没人懂了！”联想予同先生去世已十几年了，经学史虽然还有人懂，但何能望予老项背？甚至“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竟也侈谈经学史，令人叹息。他也盛赞谭其骧教授是历史地理学的权威，国宝级专家。谭先生谢世后，他在晚年培养的得意门生葛剑雄教授有一次对我说：“我们在某一点上，可以超过谭先生，但在历史地理学的总体上，不可能超过他。再产生一个谭先生这样的专家，需要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以为剑雄的话洵为至论，绝非谀师之词。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谷老四十年前对周予老、谭先生的评价，可谓知人。

谷老很重视师生情谊。即以我而论，不过是复旦历史系一个普通的毕业生，而且从大学到研究生的八年多时间里，与他并无私下往来。但1978年，我为了工作调动事，去求教对我非常关心的谭其骧先生。谭师考虑再三，说：“谷老的面子最大。最好请他给胡乔木同志写一封信。”我说，我与谷老并不熟，而且1964年批判他时，我也写了文章。谭师说，那是市委、党委布置的，你敢拒绝吗？谷老才不会计较这种事呢。谭师还特地给谷老写了一封信，夸奖我一番，请他务必帮忙。

我持此信去泰安路谷老的家登门拜访，受到他的热情接待。说起陈守实先生，他叹息道：“守老很可怜，是被气死的，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不会生食道癌。最后被活活饿死。”对于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就与他结下深谊的、被上海学术界与他共称“东西周”的周予同先生，他更是不胜唏嘘，说：“予老可怜啊！眼睛失明，把他拉到曲阜批斗，吓坏了。他头发很长，指甲也很长，原先都不肯剪，怕有人害他，还是我与太太一起去，哄着替他剪了。他一听到我的声音，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起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古诗。他笑着说：“那是打油诗。年轻时，我喜欢跳舞，现在老了，跳不动了，就写诗。工作时要紧张，工作完了要放松。”谷老是多么坦诚。

虽然，谷老认为没有必要专门给乔木写信，并说进京开会见到乔木时，一定帮我说话。而事实上，在尹达同志和北京、上海市委的领导刘导生、王一平同志的关心下，不久我就办好了调进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手续。但是，谷老的谈话，仍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谷老进京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暂住中组部招待所。我受《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编委会的委托，去请谷老题书名。他满口答应：“要得，要得。”并深情地说：“吴晗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61年我进京开会，他特地请我吃饭。那个时候困难啊，要不是他请我吃饭，哪里能吃到那样好的饭菜？”说着，当场就用毛笔写了书名。后来，我受人之托，几次写信给他，为书籍、县志题签，他都写来寄我。值得一提的是，谷老给朋友、学生写信，从来都是亲自动手，而不用秘书代笔，包括贺年卡。他身居高位，平等待人。有一次我代表《中国史研究》写信向他约稿，他很快回信，寄来文章。他的信，外人看了，不会看出是老师写给学生的，而会认为是写给朋友的。为师不以师自居，这并不是每位老师都做得到的，何况是名重当世的谷老。他的信、贺卡，我一直保存着，如今成了珍贵的纪念品了。

1990年深秋，我应邀参加故宫的学术讨论会，与谷老不期而遇。他是坐着轮椅来祝贺的。我去向他请安，交谈中，他叹息道：“我现在跟康大姐一样，脑子还清楚，就是不能走路，没办法。”看着他消瘦苍老的容颜，我不禁黯然神伤。但没有想到，此次见面，竟成永别。

周谷老是史学家，也是哲学家。得知他逝世的消息，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哲人不再。是的，像一片叶落，像大海退潮，像星辰隐去，像钟声渐远，周谷老走了，走得那样平静。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永远也不会从这个世界消失。

忆谭其骧先生

亡友马雍教授生前常跟我聊天。马兄口才甚佳，嗓音洪亮。有一次我恭维他的口才，他连忙说：“我的口才算什么！我看当今史学家中，没人能赶上谭其骧（1911—1992）先生。我听过他的课，也听过他的学术演讲。条理分明，生动活泼。”1955年秋至1964年春，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多次听过谭先生的讲话、报告、历史地理课。“四人帮”粉碎后，更过往从密，我可以证实马雍兄盛赞谭先生的口才极佳，绝非虚誉。1958年“大跃进”时，谭先生是历史系系主任。当时很时髦的一件事是学生给老师、系领导提意见。我所在年级的两位未免过于天真的学姐，给谭先生提了一条意见：“我们毕业后，有可能去当中学教师。但系里从不开历史教学法这门课程，将来我们上不了讲台怎么办？”谭先生当众答道：“你们放心好了。我虽然没学过历史教学法，但教了几十年书，从来就没有被学生轰下台过！”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包括那两位学姐。

1959年春，史学界因为郭沫若先生写了《替曹操翻案》而掀起了讨论曹操的高潮。谭先生基本上对郭老的论点持异议，在复旦工会礼堂为全系师生作《论曹操》的学术演讲。谈到史料上记载曹操先后两次攻打徐州，杀人太多时，谭先生说：“固然‘多所残戮‘鸡犬亦尽之類的记载是形容词，难免夸大。就拿‘鸡犬亦尽来说，总不会在一场大战后，打扫战场时，有人突然惊叫一声：‘哟，这里还有一只鸡呢。”一全场立刻哄堂大笑。谭先生说：“尽管如此，《吴书》《魏志》等史料记载曹操大量杀人还是可信的，郭老予以否定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用亡友谢天佑教授的话说，历史地理学“是在典籍字缝里做文章的大学问”，颇费考证功夫，相当枯燥。但谭先生讲这门课时，从来不带讲稿，至多带几张卡片，各种地名的沿革了如指掌，娓娓道来，谈笑风生。哪怕是炎夏，学生也没有一个打瞌睡的。

谭师谢世12年了。望断南天无觅处……唉！

（作者简介：王春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