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去国怀乡”

说起离别，我首先想到的是吴文英的词。他曾写《唐多令·惜别》，上半阕说：“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很显然，吴文英在玩拆字游戏，因为“愁”被他上下分开，就成了离别者的“心”上之“秋”。这么解读一下，忽然就让抽象的“愁”有了许多感性内容。

不知道关于离愁别绪，今人与古人的感受是不是没有差别？且看这几位作者捋出的深意。舒翔发现，离别诗中通常有一个沉默的时刻，这种沉默是叙事的终止，也是抒情的开端。这一论述令人耳目一新。凌子面向当年的留法学生，思考的是他们去国怀乡的特殊意义：“如果说古代科举制度下的学子远赴京师是为了考取功名，光宗耀祖。那么对这群留法俭学生而言，求学则是落空雨夜无觅处，寻得星点返人间。”雷来才在分析林海音的名作《城南旧事》时意识到，人生往往经历多种离别：与童年作别，与故乡道别，此外还有生死相别。正是这种依依惜别周游于小说之中，才让这个作品具有了一种悲音。王菁琢磨那篇被无数次分析过的《背影》，依然发现了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特殊含义：父亲为朱自清买橘子的那个桥段是“厚描”，也是现代性体验之外的一种亲情经验。于是，父亲的“背影”有了一种“光晕”的味道。由此我们便会想到，离别在今天之所以似已变得稀松平常，原因之一应该是现代性体验把那些前现代的离愁别绪冲淡了。

当然，即便是现代性体验，也还是可以入诗入文的。黄遵宪曾写有《今别离》四首，说的就是火车、轮船、电信、照片和时差在离愁别绪中扮演的角色。读这样的诗，再想想“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差别还是蛮大的。因为现代人已被现代科技和“快”武装起来，即便远隔千山万水，只要打个电话，或是视频一下，立马就有了“天涯若比邻”的错觉。既然可以“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那么，伤感岂不也就减弱了许多。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

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

（蔡和森《少年行》）

新民学会创始人之一蔡和森离开长沙赴北京，坐木船途经洞庭湖时，正逢风雨大作、因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当时他和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创立了新民学会，而他们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已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写信给毛泽东，告诉他有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彼时的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纷争不休，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你方唱罢我登台，乱纷纷犹如龙争蛇斗。而像蔡和森这样的少年们为了追求真理，寻找中国未来的出路，顶风冒雨，乘舟远行，踏上了茫茫征程。

从师万里外，访友人文渊

“隆……隆……”在法国的马赛港，1919年5月10日迎来了一艘从黄浦江驶来的巨轮。在船上的旅客中，有89名年轻的中国学生，他们是首批“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此后一直到1920年末，陆陆续续有1600多名中国学生远渡重洋。这群人中最小13岁，最大51岁。其中就包括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赵世炎、李维汉等，他们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离别”对于这群朝气蓬勃的学子而言并不是感时伤逝之事。尽管法国正面经历着一战后的萧条，来法的勤工俭学生们也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但这并未影响他们求学救国的热情。对于留法的勤工俭学生而言，他们很少能真正直接与法国学生一起上课，接触法国的教育体制。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他们在最初经历了与法国现实社会的隔离。于是，硬啃语言、连翻带蒙、读书看报便成了他们理解当地文化，吸收欧洲先进思想的重要渠道。1920年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道：

蒙达尔纪中学的课程内容都很浅显，而我想深入地学习，我不想去教室，喜欢随身带着一本字典和两页报纸……此刻，我完全听不懂法语也不会说法语，但我并没有失去阅读能力。我自己慢慢建立了一种读报纸的学习方法，现在每天可以看懂一个或两个有关各国社会运动的信息，我想把这些信息汇集起来，当作资料，跟你分享。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一大前后（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P123）

对于当时像蔡和森这样的留学生而言，他们大多家境普通，来法后生活拮据、条件困难，但“救国”目标使得他们对背井离乡之苦无任何抱怨情绪。“在船上经历了各种疲惫和难受”之后，他们一到巴黎，就开始训练“法语沟通能力和听力”，大量阅读“报纸和杂志”，围绕中国现阶段面临的问题，深入研究“所有国家资料”。在城市与农村、精英与平民文化、中国与法国之间，这群学子在异国文化的冲击下，延续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自觉寻找着武装中国制度的精神武器。

为这场大规模“离乡”运动努力的，不只有亲身留学的学子们，还有远在大洋的此岸的知识分子。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很快临近巴黎。蔡元培在听到中华民国政府接收日本帝国“对华二十一条”后，愤然悲痛，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决定对工人实行启蒙教育，并在同年6月创立了华法教育会，两个月后开始发行《旅欧杂志》月刊，向中国介绍欧洲事务，以及勤工俭学会的活动和华工情况。而华法教育会发行的《旅欧教育运动》小册子，是当时赴法留学的必读书，它将法国“科学真理”“人道主义”输往了中国（黄利群《留法勤工俭学简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P7）。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1916年之后的法国劳动力极为缺乏，因而通过政府公使康悌与交通银行经理梁汝成磋商后成立的“惠民公司”开始专门招募赴法华工。而华法教育会把参战华工的教育作为它的首要任务。除了创办华工学校，由蔡元培、李煜灜担任教师，教育会还在巴黎开办了“翻译讲习班”与“函授科”，以弥补中国教育之不足，为中国民族工业培养熟练工人和公布工程技术人员。而当时实业界也普遍支持去国外的勤工俭学运动，如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所长王显华、浙江财阀钱永铭、中国实业银行的李雍等人都为青年赴法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而这种注重产学结合的传统还可追溯到《青年》杂志的创刊，在俄国革命与欧洲其他國家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传统精英教育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被抛弃。以1918年6月成立于湖南的“新民学会”为例，作为一个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改造中国”为宗旨的团体，他们通过和华法教育会的交涉，在蔡元培的帮助下，于北京长辛店京汉铁路工厂开办了留法俭学班。除此之外，四川、广东、江西、长沙、上海等地也陆续成立了预备班，为青年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知识、了解工人生产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

海上生明月，波涛汹涌时

“广泽生明月，苍山夹乱流”（马戴《楚江怀古》）。在古代，受交通不便，社会动荡、疾病难医之苦，离别常是相思泪、幽怀谷、如泣如诉，因而《古诗十九首》有云：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世界不同区域的交流也日渐频繁。尤其对于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而言，离别不再是“达摩弘法”“鉴真东渡”式的宣经传道，也非“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的毅然决然。走异路，逃异地，在祖国内忧外患之际，“离别”成了承诺未来的自觉选择。

杜维明把这种海外华人、世界汉学界以及中国政府称为“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三大主要力量”。在一个半世纪以来，伴随着对中国和海外华人关系性质的探索，留法勤工俭学生的“中心”和“边缘”身份的有机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孔飞力把这种中国的变迁与外部世界整体发展趋势追溯到18世纪，自1700年开始的中国人口的急速增长，包括人口压力、贸易网络或移民活动大大加速，而这种“近代中国的人口流动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具有相同的特征”。

正如当代美国虽为世界留学生汇聚之中心，走向世界的美国学生也并不少见：

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1万名美国学生，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P3）

这为美国在1930年后的迅速崛起，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教育科研中心奠定了基础。

对于中国的勤工俭学生而言，在留法的开始岁月中，中国学子与法国当时的本土文化仍有较大隔阂。蔡和森在信中写道，“我完全听不懂法语也不会说法语，因为我没有吧注意力放到学法语上，也不与法国人直接接触。”更糟糕的是，随着大量外来劳动力的涌入，法国当地因战争而空出的职位也逐渐被填满。在1919至1931年之间，“估计外来男性人数大约有100万，相当于战争损失人数的四分之三” 。伴随着物价上涨、华法教育会不再拨款、当地职位优先法国本土人群，这一时期的赴法留学生遭遇着工作条件与生活环境的双重困境。除了艰苦的条件，最主要的还是失去了社会地位。1920年，克鲁梭施耐特公司雇佣中国工人，不管这些工人的年龄和技术，他们都要干学徒工，工资为一天10法郎，相当于当时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杰拉德·诺里尔，《法国社会的劳工》，塞伊出版社1986年版，P150）。总之，战后不久，尽管法国社会整体朝年轻化以及复苏的趋势，外省工人的工资得到了改善，但巴黎大区的情况并没有改观，而年轻的中国学生大多集中在巴黎大区，加之民国政府的补助金消失殆尽，不仅是华法教育会与学生的关系，学生的生活也跌入了谷底。

从“边缘”到“中心”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如此，对留法勤工俭学生亦如是。在1919年至1921年前后，大批留学生面临死亡的威胁。在何长工的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触目惊心的描述：

人死了，我们就开追悼会，我最怕参加这样的追悼会，一进会场，就禁不住流眼泪，同时也会想，下一回是不是会轮到自己。

而让他能难以面对的是，由于这些学子平时吃的是最便宜又烧得半生不熟的“豆饼土豆”，医院解剖尸体时，“发现胃里全是一個一个球形的土豆，像是铁疙瘩”（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P46）。在生死存亡之际，蔡和森和赵世炎在蒙达尔纪的森林中进行了整整三天的交谈，两人达成的一致看法是，个人无论是勤工还是俭学，都需要自己组织起来，自己拯救自己。而以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生群体新民学会、觉悟社和少年中国学会为例，这群留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五四的熏陶下已经获得了运动组织的能力。如对方法掌握的蔡和森，主张女性解放的向警予、蔡畅、拥有领导能力和被监禁过的周恩来，他们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动员、示威、游行的经验与“求学”“救国”的口号联系起来（王永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P69），1920年7月初，新民学会在蒙达尔纪召开的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把口号定为“改变中国、改变世界”，从此与工读主义划清界限，并在1921向法国内政部递交了示威活动请愿书，以寻求留法完成学业的办法。这场运动从公使馆一直延续到乐蓬马歇百货广场，并在法国报刊上展开了大型论战活动。这场运动不仅使留法勤工俭学生在众多赴法工人中脱颖而出，诉求得到了看见，也在中国国内产生了巨大反响，自此大多数留法学生不仅对法国有了全新的印象，他们对帝国主义的剖析也逐渐加深。

山茶殊奈久，探月古春风

“惟有山茶殊奈久，独能探月古春风。”（曾季貍《句·其七》）对于这群去国怀乡的勤工俭学生而言，“他山之石”不仅是社会制度之变革方法，也有科学技术与人文情怀。宋代诗人曾巩弟之孙，曾季貍的诗文被陆游称“文辞冲澹简远”，其早年科考虽不顺，又无意仕途，却师事江西诗派吕本中、韩驹，又与朱熹、张栻有书信往返，终成《论语训解》《艇斋诗话》，论其作悠悠造物何所为，贤愚共滞令人悲。他的命运也与800年后的赴法勤工俭学生们相互呼应，虽遍经坎坷，但四季常青、历久弥新。在1924年俭学生朱洗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到巴黎连生活都成问题，一共做了4年多工，进了半年公学，钱尽了又去做工，可以说是千挫百折，尝尽了人生的苦味。

翻砂工、车床工、磨床工、钻工……勤工的经历让朱洗拥有一双巧手，更磨砺了他求学的意志。1925年，留法5年的朱洗，靠着做工积攒的学费，终于来到了蒙彼利埃大学。出身于中医世家的朱洗，以其勤奋的态度和精湛的技术，得到了法国科学院院士巴德荣教授的青睐，成了他的得意门生，并与其联名发表多篇新型胚胎学论文14篇。在回忆中他写道：

我知道自己走进校门的不易，因此学习很勤奋，在实验室里专心致志地做细胞切片，加之我有点工笔画的基础，图也绘得精确细致。这一切，可能引起了教授的注意。（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P338）

而巴德荣教授也常常赞叹，“朱洗挖掘了我的全部知识”。

如果说离开祖国，奔赴异地求学意味着忍饥挨饿、朝不保夕，那么在黑暗中坚定前行则需要过人意志与博大胸怀。就在朱洗致力于新兴的胚胎学研究时，积攒的学费却又将用尽。1927年，已勤工俭学7年的朱洗和已成为居里夫人学生的郑大章一样，再次面临失学的危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如果说古代科举制度下的学子远赴京师是为了考取功名，光宗耀祖，那么对这群留法俭学生而言，求学则是落空雨夜无觅处，寻得星点返人间。“放荡思无涯”非昔日“龌龊不足夸”之权力。自始至终，远渡重洋都非个人之事，而与国家之兴衰命运勾连在一起。为了解决积贫积弱之弊病，更多的勤工俭学生选择主攻现代科学，王书堂，在经历了8年勤工苦修之后，于1927年考入号称“工程师的摇篮”的法国国立机械大学，在这里开始了1天12个小时的学习与作业。“莽莽中原逐鹿场，登高感慨长，回浦波平赤城赤，壮哉吾故乡。”浙江省回浦中学校歌的歌词正是这群学子的写照。在1922年，23岁的聂荣臻在给父母的家书中写道：

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物也。（聂荣臻《聂荣臻写给父母的家书》，1922年6月）

在勤工俭学生争回里昂中法大学学习权运动失败后，他于当年年底考入比利时沙罗瓦劳动大学预备班学习，他践行着儿时课桌上“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誓言，素报之志，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

在离别的背后，赴法勤工俭学生门延续着“少年中国”之梦想：就像在革命失败的时候，做一个英雄是很难的事情。在留法期间有更好的平台而选择回国建设也需要超乎常人的魄力与勇气。曾在法国考入法尔曼飞机学校，学习航空机械和理论的俭学生刘云，是我國第一位飞行员，在1930年将从伏龙芝陆军大学毕业之际，他毅然告别新婚妻子，回国参与武汉龟山蛇山的地形勘察，不幸被捕，就义前以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表明心志，年仅26岁。1932年11月，朱洗也婉辞了巴德荣教授盛情挽留他在法国工作的要求，用多年的积蓄，买了一批书籍和实验仪器，告别了老师，抱着“科学救国”的满腔热情，启程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为后来中国科学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逝者已矣，生者尤且前行，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其志不可不量。

“自种山茶，老母爱之，今留纸上，朝（旦）夕见之。”这是朱洗在他亲手作的山茶花手绘上写下的诗句。师从万里，虽波涛汹涌，但海上明月、春风舒朗，花香久远。这群赴法的勤工俭学生在海外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完成了各自人生的演绎。其生命价值因所紧密连接的祖国的未来而得到不断绵延。这一方面得益于个人赤诚的、热烈的、毫无保留的奋斗和探索，更因其探索本身汇入了时代的洪流，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千钧一发、虎口之下，背井离乡的年轻学子沾染了五四的“新民”之气，“山之涯，海之角，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长相忆。奋斗到底，唯我少年，有此志气。”1920年在上海赴法勤工俭学的船上，19岁的赵世炎作此歌明志。正如山谷回声般与《少年中国说》应和，“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彼时之志全在我少年，而未来之志则在今日，方殷未已。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2021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