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城南旧事》的离别

雷来才

离别是深刻的，也是沉重的，发生在童年的离别因横亘着久远的时空，显得更为动人和感伤。我们都记得中小学课本上那树随着父亲死亡凋落的夹竹桃，对那句“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印象深刻，也记得那冬日中咀嚼草料的骆驼和骆驼队清脆的铃铛声，还有伴随着毕业典礼高唱的《骊歌》。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中用她独有的细腻感受还原了童年经历的多次离别，这让温暖、带着回忆光影的故事带上了悲伤的底色，她用饱含情感浓度的事件拼凑起童年的片段，终局是与人、事、景的离别。不同的离别催促小英子成长，英子逐渐明白人事的无常，她的童稚时光断裂性结束在了父亲的死亡节点。我们需要探求林海音在中年时期回眺过往，重新书写童年故事的缘由所在，也经由作品抵达她所刻画的离别本身。

与童年离别

童年是人的生命起点，也是人的精神源头，是人的记忆开始的地方。童年内在影响了人如何看待世界，在这个初始阶段留下的生命烙印随着岁月流逝逐渐变浅，等待着被记起的那一刻，重新唤回失落的时光。林海音在《城南旧事》用五个时间顺序排列的小故事串联她在北京城南生活的少年时光，讲述了小英子在六年间的成长故事——从7岁到13岁，从要进小学到毕业的历程，用孩童口吻写出了她所看见的世界。

林海音自陈这是以“愚騃童心的眼光”写下的故事，书写的都是记忆深刻的人物和故事：

有的有趣，有的感人，真真假假，却着实地把那时代的生活形态如北平的大街小巷、日常用物、城墙骆驼、富连成学戏的孩子、捡煤核的、换洋火的、横胡同、井窝子……都在无意间写入我的小说。（傅光明、童仁编《城南旧影——林海音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P329）

童年在记忆中是逐渐失色的，但林海音试图借助文字书写凝固下这些时刻，现实的童年虽早已逝去，但在书页间，心灵的童年实现了永存，书页构成对时光的物质性悲悼和追忆。

在这五则故事中，小英子以童稚的眼光观察大人的世界，却更加启发人，孩童有他们自己的观察视角和行事逻辑，能引发一些啼笑皆非又笑泪难分的故事。孩童是缺乏正常和疯癫、好和坏的界限观念的，就像分不清蓝天和大海，分不清太阳究竟是从蓝色海面升起，还是从天空中升起。

对小英子来说，各种事物并不存在绝对的定义和二分界限，别人都指认惠安馆的秀贞为疯子，将她的悲惨经历当作谈资，小英子却把秀贞当成了朋友看待。在英子看来，秀贞和旁人是一样的，不过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姑娘，默默地朝着人笑，笑起来脸上还有两个泪坑儿，是可亲可爱的。所以英子并不惧怕她，反而经常去听秀贞讲她的小桂子，陪她一起进行那些在旁人看来怪异的事情，英子可以体悟到秀贞内心的悲痛和对小桂子的无限思念，被这些真挚的情感感染，所以在秀贞哭泣的时候，小英子说：“我替秀贞难过，也想念我并不认识的小桂子，我的眼泪掉下来了。”（林海音《城南旧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P14）这是尚未成熟的儿童心灵的真实感受，只有原初的感动，没有道德、伦理和理智的规制，孩童想大笑便大笑了，想大哭就大哭了，常常缺乏“为什么”的理智考量。

小英子在宋妈的闲聊中偷听到了思康没有履行约定回来迎娶秀贞，秀贞生下的孩子被丢弃的大致故事。凭借泪坑、身世、印记等线索，英子推理出朋友妞儿就是秀贞的女儿小桂子，在朴素的情感驅动下，她帮助秀贞和妞儿相认，并拿来母亲的镯子给她们当盘缠。最后，秀贞带上妞儿试图去天津寻找思康，却在火车站丧生，英子因为发烧没能跟上她们，只能在宋妈和妈妈的谈话中间接推测一切。大人不明白故事原委，凭借思维惯性将秀贞看成疯子，认为是她发病要拐走英子和妞儿，在限制性视角中，这当然是一种合理的猜测，但又带有深刻的偏见。

英子从十天的昏睡中醒来，只是疑惑母亲的金镯子和自己送给小桂子的手表怎么又出现在了医院里，忧心的是记忆中那两个人究竟怎么样了，但仿佛又记不真切。在英子和成人的双重叙事中存有矛盾，作品似乎有意提醒一种叙事的模糊性，我们并不知晓英子所述的完整故事究竟是真相还是带有孩童视角的想象，抑或高烧的幻象，宋妈说的版本是否真的毫无道理？虚实真假的难以判别故意留置了罅隙，这种裂隙引入了时间的维度，故事是回溯，不是真实现场，重要的不是还原的故事真相，是表述本身。作品凭借城南旧事的追忆要抵达的是细节，正是这些可能触及心灵甚至时代的细节，与寻获到的实在物象一起构成童年的内质。

英子的童年是仓促的，在13岁的年纪，她就担起了不是小孩子需要负的责任，人生段落的切割如此迅速，以至于作家笔下无忧无虑、纯真快乐的童年异常短暂可贵。林海音重写童年，想让这段时间变得永恒，但又通过细节的描写让这种永恒被时间的短暂性和易逝性穿透了，挽歌性质的追忆也冲淡了故事的快乐属性，《城南旧事》构成与童年的一场盛大离别。

与故乡离别

《我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纪录片中林海音专题的标题是《两地》——也就是台北和北京、台湾与大陆，纪录片将“两”的概念进行了全面的诠释。片中展示了林海音女儿夏祖丽去北京探寻母亲旧地的过程，与林海音本人寻访北京的影像并置，营造出两两相望感，暗示着空间上的变换和情感、血脉的延续。以两地视角来回看《城南旧事》，我们可以观察出浓厚的乡愁情怀。

林海音出生于日本大阪，3岁时随着父母回到台湾，5岁回到北京，在北京城南生活了25年，1948年赴台。因逃难来到台湾城南的林海音隔海追忆着她少年成长的另一个城南，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写下关于北京城南的篇章，在1960年集结为《城南旧事》出版，这本书字里行间寄予着对北平的深深思念，也暗含时代政治之下一代人的无奈。1990年，林海音回到了阔别40余年的北京，乡音不改，影像记录中，她用口音地道的京音与周边人打着招呼，她曾说北京构成了她的第二故乡，这种思念一直延续到了她生命的尽头。

《城南旧事》到处都渗透着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老北京的追念，各种胡同、做小买卖的吆喝声、水井、英子多次纠正母亲的北京话、桂花油、鸡毛掸子掸尘的习惯、虎坊桥的灯会、城南游艺园的戏剧等，都像一幅幅老北京风俗画。人物对话和叙述语言，也都是地道的北京话，所以阎纯德曾评价“她是‘北平化的台湾作家，也是‘台湾化的北京作家。她把对于这两个地方的爱都倾注在自己的每一篇作品之中，熔铸于每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阎纯德《论林海音的文学史地位》，《华文文学》，2003年第5期）

另一层面，两地在书中虽不带意识形态属性，北平旧事的回忆中仍旧带有时代的烙印，虽然在英子视角里，这些内容超越了她的认知能力，而变成她难以觉察的深层的东西。《惠安馆》中悲剧并不全在于思康对秀贞的背弃，也来自时代伦理对女性的规制，维护名声的道德要求让秀贞父母把小桂子丢在齐化门，秀贞失去了孩子而发疯，内里有大时代的背景。偷东西的男子是因生计所迫，弟弟要出国留洋的理想与进步浪潮一致；兰姨娘3岁被卖，20岁时跟了68岁的施大，经历人生浮沉，与时代动荡有关；宋妈为了孩子在林家干活，她的丈夫隐瞒了儿子淹死、女儿出生就被卖的事实，只是每月来找宋妈要钱，也以小人物透视了大时代。“我”和二妹在门墩上等着看“出红差”，作为孩童，并不明白这是对革命学生的处死，只是觉得人群热闹，父亲则在这样的动荡乱世收留了进步青年德先叔。这些事件都有历史的痕迹。

作家视点虽然是自我中心的，但以小见大，延展开了社会维度，关注着更为广阔的社会样态。秀贞和思康、兰姨娘和德先叔的爱情故事，折射出当时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出红差”、看枪毙则说明了当时的革命斗争，故事脱离不开具体的大时代背景。反过来，小人物的故事有了大背景的前提，才更具有合理性。作家思念的北平并不是剥离开时间和地点的抽象符号，而是带有丰富、具体的时代环境的。

《城南旧事》经由地理的记忆术，还原了少年林海音的空间记忆，也陈述了与故乡北平的离别，经由两地视角弥漫开更广的民族创伤感。这种情感也流露在其他作品，在1962年的《苦念北平》中，林海音在细雨滴答中再次追念北平：

不能忘怀的北平！那里我住得太久了，像树生了根一样。童年、少女，而妇人，一生的一半生命都在那里度过。快乐与悲哀，欢笑和哭泣，那个古城曾倾泻我所有的感情，春来秋往，我是如何熟悉那里的季节啊！（林海音《英子的乡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P37）

这是如何直接而炙热的情感啊！

生死的离别

后记中，林海音提醒道：

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那时我13岁，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傅光明、童仁编《城南旧影——林海音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P322）

英子的生命以13岁为分界点，她在经历父亲死亡之后匆促长大，承担起长姐的责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我们可以注意父亲死亡的时刻，也是英子小学毕业的时刻。英子参加典礼的时候，衣襟上别着一朵粉红色的夹竹桃，妈妈告诉她这就像父亲也在场一样。6年前，英子参与当时毕业生的欢送会时，父亲告诉她好好用功，6年后也代表同学领取毕业证书和致谢词，英子做到了，可是父亲却不能出席。小学毕业是人生阶段性的结束，父亲缺席了这场仪式，他再也不能陪伴英子度过一切波折困难了，他只能一次次告诫英子要闯练，硬着头皮面对一切困难。

听同学们唱骊歌时，英子哭了，她对成长很畏惧：

我們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呀！（林海音《城南旧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P135）

但现实是她不得不长大，经历了生死离别后，她真的成长了，做到了父亲说的那样勇敢，面对老高传来的噩耗，她想到自己是家中最大的小孩，是小小的大人，以从未有过的冷静和镇定对待一切。死亡是成长的莫大代价。

书中对两次死亡事件的描写都很间接，不直接涉及死亡空间：秀贞和妞儿的死讯是通过宋妈和妈妈在医院的谈话中揭露的，父亲的死亡讯息是高叔回家告诉英子的，英子没有直接目睹死亡的现场。但这种死亡讯息也无限恐怖，因其简短的内容和有限的可知性，带来的是心灵的瞬间震颤。

本雅明在《柏林童年》的《一则死讯》中写这种感受带来的气氛久久不散，这种曾体验的某个瞬间造就的惊异感会以某种声响形态复归，此种返归现象“是可以用一个词使我们发呆的震惊，宛如一个词可以唤起我们对自己卧室里已忘却气味的回忆一样。就像这样的震惊使我们想到了一些疏异的东西一样，有些词或节律也会使我们想到那种目睹不见的疏异物：使我们忘却疏异的未来”（[德国]本雅明著《柏林童年》，王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44）。父亲向5岁的本雅明传达堂兄死讯的瞬间在本雅明那里积攒为瞬间的恐怖感，而这种感觉在未来岁月不可避免会被唤醒。英子经历过的这两次恐惧经验，被书写再次唤醒和定格了，即便没有死亡的直接描写，我们也可感受在幼稚心灵留下的痛苦。

相对于文字，电影的改编则多了很多空间上的展示。父亲生病住院的时候，担心传染孩子，在医院形成一个空间区隔；电影中有英子在医院探视父亲的场景；父亲死亡后，展示了红色枫叶和低矮的坟墓；父亲去世后，宋妈也离开了林家，英子和宋妈被设定为相背远去，以此结尾，人生的别离在空间上的具象化被铺张了。

由此，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中铺陈了多重离别，以生死离别作为童年终结的尾声，以对童年的追忆和对故乡的思念为文本的骨肉，熔铸出了一曲离别的悲歌。当那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作为画外音响起，我们被重新召回了离别的情境，感受到了普遍的失落和悲伤，也逐渐释怀了离别的存在。

如里尔克所说：

首先预期离别吧，

仿佛它在你

身后，恰如刚过的冬天。

因为在所有冬天里这一次漫长无比，

为了过冬，你的心总得忍着点。

（[奥]里尔克著《里尔克诗选》，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P513）面对离别，我们要学会直面，因为离别带来的终局或许不是遗忘，而是更为深刻的记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