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父追日故事史影追踪

祝中熹

20世纪90年代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面世，揭开了秦史、秦文化研究的新篇章。原属海岱文化圈东夷集团嬴姓族系的一支西迁陇右，在汉渭文化圈内建立了嬴秦方国，经过世代相继的奋发经营，成为雄踞西方的强势诸侯，最终完成了九州岛一统的大业。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学界已形成共识，但在这支嬴族何时何故西迁的问题上，仍存在不同的看法。

阳鸟部族的西迁

在人类文明时代的育兴期，对天体运行和物候变化最为关注，这是早期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直接需要。所以，通过对天象尤其是对太阳的细密观察和测量，获得历法知识向群众公布以指导生产，即所谓“敬授民时”，是部落联盟中央必行的头等大事。故《尧典》讲尧的伟大功绩，开宗明义先交代尧指令羲和四子分赴东南西北四方标位点即所谓“四极”，负责天象观测及对太阳的祭祀。之所以让羲和四子承担这一任务，是因为羲和家族乃阳鸟部族的核心成员，世掌天文历法事务。

包括古本《竹书纪年》在内的一些先秦文献，对东夷集团多有所载。他们共分9大族系，合称“九夷”，是大汶口文化及其衍展而盛的山东龙山文化的创育者。以鸟为图腾的少昊部族，当属九夷中的风夷，即凤夷；以日为图腾的颛顼部族当属九夷中的阳夷。这两大部族居地相连，关系密切，彼此通婚，结成了古人类学详述过的普那鲁亚式“两和婚姻联盟”。文献记载， 颛顼的幼、少年期是在少昊族内度过的，后来曾“佐少昊”，乃至继少昊之后成为东夷集团的首领。事实上，他们就是群婚制时代联姻族体间的甥舅关系。后世嬴秦既视少昊为祖神，又认颛顼为始祖，这正是两合婚姻联盟导致的双祖现象。我称他们的联盟为“阳鸟部族”，因为两族联盟后的图腾并合形象，即为日与鸟的组配。我国新石器时代后期，阳鸟部族是个极为强盛的族系，影响深远，其复合图腾形象，在许多史前遗存中都能窥其影迹。其中大汶口文化多处发现过的由山、鸟、日组成的那种陶符，最具代表性。

阳鸟部族的形成，同远古时代“天有十日，轮番运照”的理念相互辉映，血脉贯通。我们今天视这个理念为神话故事，但先民曾深信不疑。诸如羿射九日、夸父追日、羲和御日等传说，均由此理念衍生而出。综合古文籍对这一理念（或者说故事）的记载，其要旨是：太阳原本有十个，由一只大鸟负载，依次在天空运行，轮换值班。一日落下，一日升起，东方旸谷的扶桑树为升落的交接点。长沙马王堆所出西汉帛画，即是对此理念的直观描绘：高大茂盛的扶桑树上，错落相间地画了九轮红日。之所以画九轮，是因为另一轮正在天空运行。树顶一轮红日特大，日轮中有一只大鸟，正蓄势待发。近些年来不断公布的四川广汉三星堆的辉煌发现中，那高大雄伟举世瞩目的青銅神树，也在九条分枝上栖立着九只凤鸟。在我看来，那就是起落阳鸟的扶桑铸像。可见阳鸟崇拜影响之深广。

我们说十日运照是一种理念，因为它在上古社会现实生活中，直接发挥着作用。先民赋予每个太阳以名称，那就是自甲至癸的所谓十干，通称“天干”。天干在哲学、历象、宗法等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商王即以天干为庙号，虽然在日名源自何处的问题上有争论，但殷商坚信十个太阳依次运照则是肯定的。十天为太阳轮照的周期，由此产生了“旬”的概念。旬在当时是最通行的计时单位，甲骨卜辞常以数字配旬表示时段。《说文》之所以训“旬”为“遍”，就是因为此字本义指十日轮飞了一遍。和天干对应，后来人们又给每个月安了个名字，构成12个“地支”。那时早已发明并熟练使用序数了，但却要用较复杂的干支交配法（以60为一周期）来纪年。这种纪年法的正统地位居然保持了三千年以上。这只能用十日轮照理念在传统文化中的权威性做解释。先秦贵族政治宣扬人分十等，根据便是天有十日。

大鸟负日飞行的情景，并不出现在人的视觉中，故后来异化为鸟在日中的图像。前言大汶口文化的阳鸟陶符，山顶大鸟奋展双翼以载日的意蕴尚一望可知，而流行在战国至秦汉的装饰性阳鸟图案中，已经把鸟画在日中了。再后来又出现了日中之鸟为“三足乌”的说法以及形象。其实，最初那是把正面立鸟的垂尾认作一足了，这种误视又被东夷黑陶文化盛行的陶鬶所强化。东夷是阳鸟崇拜的源起地，鬶类容器多做成鸟形；器必有三足，而且是黑陶，遂成为日中“三足乌”的实物印证。

和仲属羲和家族，这个家族向上追索便是重黎家族。而重和黎又分别是少昊和颛顼的后代。天象观测和历法的制定，依靠持续不断的资料积累，需要世代相继的族体来完成，阳鸟部族从一开始即具有这种世袭的文化特性。文献记载中的颛顼，能“履时以象天”，不仅有指挥重黎施行“绝地天通”宗教大改革的功业，同时又建“星与北辰之位”而“初作历象”。有“历宗”之称。秦代使用的历法，就被称为“颛顼历”。当然，颛顼时代的历法不可能留存至秦汉，但后世历法依托颛顼之名，至少反映了颛顼在原始历法领域有突出成就。至于少昊族系的擅长天文历法，更为古今熟知，《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载郯子讲述其祖少昊的那段著名文字，便是最有力的证据。总之，作为嬴秦祖族的和仲一族，属于阳鸟族系，无可置疑。

和仲一族执行尧的指令，为完成测日祭日使命而远徙陇右，居于“西地”，测日祭日点为“昧谷”，即《淮南子》所言羲和御日于黄昏时沦入之“蒙谷”，《尚书大传》则称之为“卯谷”。昧、蒙、卯乃一声之转，实为一地。《尧典》载羲和四子分赴四方，其居地分别曰旸谷、明都、昧谷、幽都，地名皆以太阳的光照程度为征。故先儒一致说此谷为日落之地，日落则冥暗，故谓之昧谷。其地望古今学者多有考证，实即今流经甘肃礼县同天水市秦州区交接地带礼县一侧的红河。此水《水经注》称杨廉川，而晚至唐宋时的碑刻还名之为茅城谷，当地群众则一直呼之为茆水河。今地图标为冒水河，保留了古音。作为日落之处，此地在古文献中又称“崦嵫”或“弇兹”。《离骚》载羲和御屈原西行“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曰：“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泉。”《穆天子传》言穆王“升于弇山”，郭璞注曰：“弇山，弇兹山，日入所也。”当代工具书释此山，也都说为传说中的日入之地，位置在今天水以西，也与昧谷地望相符。

夸父追日对史事的折射

和仲一族的西行，无疑是我国文明前夕的轰动性大事件。在那个时代，一个族群由海岱地区远徙至陇山以西，必须有充分的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要经历漫长的岁月，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这样的豪行壮举，必然在群体记忆中留下深刻印痕，经世代口耳递传，形成壮丽的神话故事。这便是流传至今一直脍炙人口的夸父追日传说，最初缘起的文化背景。和仲一族敢于接受并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不单纯基于天文历法的族体特性，也因为他们属阳鸟部族，具有崇日情结。远古时代先民对太阳充满神秘感，既产生了飞鸟载日的想象，也将萌发了解太阳归宿的愿望。已知太阳升起于东方的大海，落入何处则是个谜。西行的和仲族群，肯定为强烈的图腾崇拜精神所驱动。夸父追日故事，体现的就是这种抱定信念，不畏艰险，虽死不渝的气魄。既已成神话传说，当然不可能反映史事原型的轮廓，但从隐存的珠光片羽中，我们还是可以窥知一些零星的史影。

夸父的故事，许多古籍都曾述及，以《山海经》的记载最为丰富而且典型。《海外北经》云：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大荒北经》云：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先考察一下夸父的来历。夸字从大，本表大义。《山海经》言夸父国又名博父国。博也训大。夸、博意在显示夸父族身材之魁伟高大。山东诸嬴姓古国中有个奄国，是殷商的重要盟邦，当为周初三监之乱的主体性力量，故周公东征又被称为“践奄”。近世出土的清华战国简《系年》言及奄国，说嬴秦先祖飞廉参与叛乱，战败被杀，商奄之民被迁至陇右。奄字也从大，和夸、博一样本表大义，其覆盖义由大义引伸而出。故有学者认为奄国就是传说中古代东方的“大人国”，也即夸父一族所属之国。此说不谓无据。奄、秦同为嬴姓，秦人在古代也被视为身材高大之人。且奄国战败后余族不迁他处而西迁陇右，就是因为陇右原本就存在一个和仲后裔飞廉族所建嬴姓方国。

夸字在甲骨卜辞中多表示方国名，金文中此字形也极像族徽。值得注意的是，商周时代有些以鹰鸟为标志的青铜器，夸字图徽旁配有日字形符。这也提示我们思考夸父国与阳鸟部族的族源关系。《山海经》说夸父和“噎”都是后土的后代，同时又说“噎”是重黎的后代；而这个与夸父、重黎同一族系的“噎”，又是“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行次”的人物。这也透露了夸父属于阳鸟族系的信息。此外，《西山经》说夸父形象如同一种“四翼”“音如鹊”的鸟，而这种鸟“名曰嚣”。这似乎在影射鸟图腾部族首领少昊，因为少昊就有“玄嚣”的名号。

再来看夸父所到达过的地域。前引《山海经》言夸父“入日”，当然不是说进入太阳之内，而是说到达日入之处。饮于“河渭”之河渭，指黄河及其支流渭水，大致范围在甘肃中部。夸父国所在的“积石山”，即《禹贡》述禹“导河積石”之山，古今无异名，位置明确，也在甘肃中部。夸父所逮之“禺”谷。又称隅谷，亦名虞渊。在古文献记载中，该地和昧谷一样，被视为日落之处，故经文说夸父“入日”。上节文中引王逸《离骚》注之“虞泉”，即虞渊，处于崦嵫山下的谷中。《吕氏春秋》载禹巡行四方，曾西至“犬戎之国，夸父之野，禺疆之所，积水、积石之山”，此文不仅与《山海经》相呼应，将夸父所至的“禺”地归之于积石山；还又提到“犬戎之国”，而犬戎族的活动中心区域很明确，就同和仲一族后裔嬴秦所建方国相邻。显然，夸父之所“逮”，和仲之所“宅”，为同一地带。

《山海经·中山经》言“夸父之山”，并说山北有“桃林，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郝懿行注谓夸父之山又名秦山。而桃林，古今学者都认为即夸父弃杖所化之“邓林”，邓、桃同声。众所周知，嬴族向以善于畜马、驯马而著称，其先祖造父献给周穆王的“八骏”，就是从桃林培养、挑选出来的。在有关桃林的记载里，也隐现了夸父族同嬴秦勾连的蛛丝马迹。

综上所述种种信息加以分析可知，不论从族源脉络上看，还是从活动地域上看，夸父都应属阳鸟族系，其长途跋涉、苦苦逐日的故事，折射着和仲一族肩负测日祭日使命而奋然西行的史影。

必须指出的是，神话故事虽然萌生自童年期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感受，包含着许多史实因子，但毕竟神话色彩浓重，且经过不同时代的加工修饰而异化，塑成了远离现实社会的另一片天。我们说夸父故事折射着和仲西行的史影，并不等于说夸父族与和仲族就是同一个群体。而且，和仲族定居于汉水最上游的“西”地，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当年的西行就到此为止。他们肩负的使命如此伟重，必然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强势族体；天长日久地进行测日工作，需要选择一处生态环境相对优越的地带。昧谷所在的“西”地，东依陇坻，西望河湟，北接泾渭，南通巴蜀。这一带气候温润，山川秀美，又盛产池盐，农畜兼宜。确是一片适于一个氏邦族群繁衍生息的理想地域。后来被开发为嬴秦方国的都邑区，绝非偶然。但作为在图腾信仰感召下，决意探寻太阳归宿的部族来说，这里不可能是行程的终点。

我认为，这支阳鸟部族西行最远已到达青海湖畔。《山海经》说夸父之国在积石山之西，也正是青海湖的大致方位；经典文献说颛顼的族势已“西至流沙”，实非虚言。那时的青海湖比现在大得多，北为高峻连绵的祁连山系，南为浩瀚无际的沙漠荒滩，远行者至此只能止步。更重要的是，太阳归宿追寻者至此已获得了答案：升起于东方大海的太阳，绕行穹空后落入了西方的大海。这是西行的阳鸟部族在青海湖畔的真实视觉。这种判断并非凭空想象。《淮南子·天文训》云：“日出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前文述及《离骚》“望崦嵫而勿迫”的句子，下节即言“饮余马于咸池”，并要“折若木以拂日”。崦嵫和若木都是羲和御日西行的终点，即日落之处，故咸池当指青海湖。此湖又名“鲜水”，咸、鲜字异音同，源自湖水的含盐；古书又称此湖为“天池”，源自处位的海拔之高。今青海湖东有座“日月山”，登此山可眺望日、月之落。山名甚古，《山海经·大荒西经》称此山为“天枢”，为“日、月所入”处。《史记·天官书》述天体星象之“五宫”，四方之宫分别称苍龙、朱雀、玄武、咸池。东南北三宫皆以传统文化盛赞的“四灵”为名，唯西宫不称白虎却称咸池。愚见此事显示咸池为日入处而象征西方的文化认知，在社会生活中已成定说，以至于能进入星象命名领域。咸池和崦嵫声近义同，《离骚》二词联用，一就水而言，一就山而言，这可以避复。汉唐诸儒常把崦嵫和昧谷说成一地，那是因为它们都被视为日落之处。事实上崦嵫即咸池当与青海湖相联系，远在昧谷即今日红河流域之西。我们可只关注神话传说所隐约折射的史实影迹，不可能在细节上作完全合辙的对应。

（作者系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