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三个张光年

梅杰

作为《黄河大合唱》的作者，且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要领导的张光年，何以被称作“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呢？其实，只要翻一翻近30年来通行的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教材就可以知道这绝非危言耸听了。唐弢版的《现代文学史》曾风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中关于张光年的诗歌有约800百字的介绍，是放在《田间等人的诗歌创作》一节里，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众多新版现代文学史教材，却不再评述张光年的作品。至于当代文学史教材，以目前最为通行的洪子诚版为例，对张光年文艺理论的评介只字未提。至此，张光年俨然已经失踪于时下高校的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当中。这是否符合文学史的实际呢？类似张光年这类消失于“重写文学史”思潮中的作家，与“重写”思潮中挖掘出的大量“出土文物”般的“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有无比较意义呢？张光年在新时代有无当下价值呢？要思考这些问题，不得不读新近出版的《张光年全集》。

张光年为湖北光化（今老河口）人，曾在武汉就读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是地道的楚产名人，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张光年全集》可谓“义不容辞”。主编严辉在华中师范大学深耕张光年研究多年，此前已推出《张光年文学研究集》等，长期搜集、整理张光年佚文、遗稿，积累了厚重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近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永远的“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创作传播编年1938—2019》等文献资料汇编，都为张光年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有了这些前缘铺垫和准备，《张光年全集》自然呼之欲出。这部新出版的《张光年全集》，将为重审张光年的文学史地位、文学价值，提供权威、完备、可信的文本依据，一定可以还张光年一个科学、客观、公正的文学史地位。

张光年以“光未然”出名，这是“第一个张光年”，即诗人的张光年。张光年能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有一席之地，与“诗人光未然”密不可分。《張光年全集》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了张光年全部诗歌作品，包括“歌词”“新诗”“旧体诗”“诗歌体译述”四辑，其中大量作品“来自最初发表的报刊或作者的手稿，系首次编集”（见严辉“本卷说明”）。重视初刊本和手稿，体现了新版《张光年全集》具有明确而强烈的文献意识，增强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不仅诗歌卷如此，其他各卷也都保持了这一学术特色）。张光年最负盛名的作品，无疑是1939年创作的《黄河大合唱》，被人称有“民族史诗”之誉。此作一经问世，就成了社会产物，几乎人人参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许多大型朗诵会上的保留篇目。然而，可能因为《黄河大合唱》是歌词，很多人不认为是新诗，所以在很多新诗鉴赏辞典、新诗史里也找不到它的踪影。这种视角上的误区，可能是导致光未然消失于文学史的一大主要原因。这分明是不符合现代文学史的实际的，恢复光未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有必要的。

张光年同时又是一位文艺理论家。他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从事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工作。1949年以后，张光年作为中国文坛的主要领导之一，这一时期他主要是文艺理论研究者和文学组织领导者，文学创作只是偶尔为之。“十七年”时期的张光年为“第二个张光年”。这一时期，从1955年开始，到1964年，张光年响应周扬的文艺思想，倡导“集体创作好处多”，并写了大量批判文章，涉及胡风、冯雪峰、秦兆阳、周勃、黄药眠、何其芳、丁玲、陈企霞、萧乾、吴祖光、徐懋庸、刘绍棠、唐达成、陈涌、郭小川、李何林、巴人、邵荃麟等20多位作家、理论家。其火药味之浓，已不是“檄文”可以名之。直至1977年，张光年继续在《人民日报》发表《驳“文艺黑线专政”论》，在驳斥林彪、江青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同时，又不忘继续批判胡风、秦兆阳、邵荃麟等人的“写真实论”“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中间人物”论等思想。在后来《张光年文集》出版时，张光年却将这些文章全部抽出了，使得我们难以全面认识张光年，尤其这“第二个张光年”。较之于《张光年文集》，《张光年全集》征得张光年子女同意，全数收入这一时期的大批判文章（见《张光年全集》第四卷、第五卷），是该书重要的亮点和特色。“第二个张光年”，是一面重要的镜子，对于研究当代文学史，尤其“十七年”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张光年全集》披露这些文章后，应该为文学史家关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张光年的文艺思想逐渐开明。这是“第三个张光年”。从1979年开始，张光年多次在多篇文章中表示“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光年以一个“痛定思痛”的开明的文艺理论家形象示人，同时在中国作协的领导岗位上，表达“解放思想”“创作自由”，甚至提出过“文学体制改革”。可以说，“第三个张光年”，是新时期文学的见证者、组织者，也是当代文学的反思者，他这一时期的文学论述，是当代文学理论的宝贵文献，也理当作为一个鲜明、突出的个案，在新时期文学史上记上一笔。

当然，要全面了解张光年，也需要阅读作为剧作家、剧论家的张光年的作品（见《张光年全集》第三卷），甚至应该阅读张光年大量未披露的书信、日记。通过张光年的《向阳日记：诗人干校蒙难纪实》等，就完全可以理解“第二个张光年”是如何走向“第三个张光年”的。类似这些书信、日记，或杂文、散文（即将收入《张光年全集》第六、七、八、九卷），对于研究作为诗人和文艺理论家的张光年，也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一个作家能否进入文学史是一件见仁见智，同时本身又是很难判断的事。张光年写出过有影响的《黄河大合唱》，又长期担任中国文坛的主要领导，都有可能被挤出文学史，充分说明了文学史的门槛很高、文学史的书写难度很大。然而，在新的时代，应该正是恢复张光年科学、客观、公正的文学史地位的时候了。出版《张光年全集》，正是其时，它可以为读者提供追寻三个张光年的路径。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