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背后的马家窑

藏岩

大禹在我国的古史传说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所代表的夏族部落发祥于今天甘肃临夏一带。此后，为缓解环境变迁所带来的压力，夏人开始背井离乡，寻找新的栖息之地。其中一部分夏人沿着黄河东下，不断迁居壮大，最后在中原地区扎根发展，开启了夏代文明的先河。从大禹“导河积石”“迁三苗于三危”等文献记载来看，西部的夏族故地始终作为大本营，为东迁的夏族注入力量，这也成就了大禹治水、迁居三苗等改写中国历史进程的丰功伟绩。可以说，西部夏族故地同中原文化的发展始终有着密切联系，在整个华夏文明的传承当中有着重要地位与作用。

大夏水与大禹的传说

夏人的族源，史籍记载零散，在后世群体的自我追述与集体记忆中，夏人将黄帝、颛顼、鲧、禹作为自己供奉的先神，《国语·鲁语上》说“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这是说夏人是黄帝、颛顼的后裔，鲧和禹是夏人祭祀的宗神。但根据文献记载及相关传说，真正实现夏人身份的认同，最早应该始于大禹。《帝王世纪》记载：“尧美其绩，乃赐姓姒氏，封为夏伯，故谓之伯禹。”伯为首领的意思，将禹封为夏伯，则是封禹为夏族部落的首领。后来禹继尧、舜之位统有天下，国号“夏后”，其后代也沿用此称，以国为氏，简称“夏”。

这个“夏”是怎么来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禹以“夏后”为号的原因在于此：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

其中尧之陶唐，舜之有虞都是地名，禹以“夏”为名，可能也是出于地理名称的考虑。从字源来看，“夏”指代西部。《淮南子·地形训》说：“西北方曰大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注解“夏，中国之人也”言：

就全地言之，中国在西北一小隅，故陈公子少西字夏，郑公孙夏字西。

古人的名与字是相吻合的，陈公子少西与郑公孙夏都是春秋时代的人，可见早在春秋时人的意识中，夏在我国的西部。大禹也是西部人，《帝王世纪》记载大禹是“西夷人”，《荀子》也说“禹学于西王国”，所以大禹最早应该是活跃在西部的一支部落，帝尧独以禹封为夏伯，则是将大禹所在的“夏”这支部族作为西方部落的代表，而夏人居住的地方也被称作夏地。

夏人最早活动于今天的河湟、洮水一带，自先秦以来，这里的风土人情留存着“夏”的印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季札听到《秦风》时评价：“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秦风》是秦国的音乐，季札称为“夏声”，也是“周之旧”，这不免让人联系“夏声”与周、秦之间的关系。周人常以“有夏”自居，秦人也说自己“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秦公簋》）。所以，顾颉刚认为这里的“夏声”实际上与“夏人之旧土”有关（《顾颉刚读书笔记》）。根据典籍记载及考古发现，周人发祥于今天陕西武功一带，夏孔甲乱政后迁至今天甘肃陇东地区，秦人则在甘肃天水西南的礼县、西和一带崛起。可见周人、秦人都曾活动于今天甘肃中部以南的地区，而季札将这一片地域的诗风称作“夏声”，说明周、秦古地曾是夏人活动过的地方。此外，这里也自古流淌着夏族先民赖以生存的大夏之水。大夏水所流经的古道称大夏川，即今天的广通河，流经临夏州的广河县、和政县，最后注入洮河。据马志勇先生考证，“大夏水”的古名在春秋战国或是更早的上古时期就已经存在（《试论广河川是大禹的故乡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西汉时期在此设立大夏县，其因临近大夏水而得名，当然也与大禹所在的夏族部落有关。

大禹是大夏族人，在今天临夏的广河、积石山等地保存着许多与大禹有关的文化遗迹，如禹王庙、禹王庄，大禹导河的地方也在此处。从今天出土的文化遗址来看，过去这里是西部文化的中心，代表中国远古文明的马家窑文化就分布在这里。据易华等学者考察，大禹的神话传说可以追溯至马家窑文化，如以临夏为中心出土的马家窑彩陶纹饰，以蛙纹、漩涡纹最为丰富，易华先生认为蛙纹的存在“就表明这个地方4000年以前雨水充沛，大禹治水就有了可能”（2021年“中华文明探源暨马家窑文化考古研究座谈会”）。而漩涡翻卷的浪花纹饰也蕴含着远古先人对奔腾黄河的敬畏，展现了早期先民与洪水灾害不屈的斗争，大禹治水就是先民洪水记忆的写照。可以说，夏族先民参与了马家窑文化的创造，他们将夏人的记忆写进了马家窑文化，而“夏”能代表西部，也暗示大夏族人曾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的文化。

导河积石

远古先民对于居住环境的选择，或据天时之利，或承地势之便，古河湟、洮水流域的天时地利就为夏人提供了这样一个便宜的环境。然而距今4000年左右，我国进入一个气候异常期，西北迅速干凉的环境迫使夏族先民不得不寻找新的栖息之地。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润，资源丰富，吸引了一部分夏人向东迁徙。然而黄河中下游因气候突变正遭受洪涝灾害的侵蚀，夏人想在这片新的土地上生存下去，就必须解决水涝带来的威胁。所以，夏部族将治理水患作为东迁的首要任务，大禹治水的传说也由此而来。

相传大禹治水是从积石山开始的。《山海经》多次提及“禹所积石”“禹所导积石”，《尚书·禹贡》也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这是说大禹曾在积石一带治理黄河。据学者考证，“积石”指今天临夏西南的积石山，这里山脉连绵，由南向北，黄河从其山脉北端流出，将积石山脉拦腰截断，形成一条约长25公里的积石山峡，《山海经·西山经》说“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指的就是黄河冲谷而出的积石山关，也是大禹导河的地方。相传大禹导河于此，看到黄河被高耸绵延的积石山阻挡，河水壅聚，于是带领族人将积石山凿开一道口子，打通了黄河东进的道路，这里也留下了禹王石、大禹斬蛟崖、骆驼石、天下第一石崖等大禹导河传说的遗迹，像禹王爷治黄河，大禹导河得延喜玉、大禹赶石、大禹斩蛟崖等故事也一直在当地百姓的口耳之间不断流传。

疏通积石之后，大禹沿着黄河治水，下至中原，穿过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之间的龙门，南下由华阴向东，经砥柱（今河南三门峡东边河道）、孟津，汇洛水而到大邳（今河南浚县西南黎阳山一带）。这里地势低洼，所修的堤坝也屡屡被河水冲毁，所以大禹从大邳分水两道，引黄河主流北上，经降水（即今天漳水）达到河北地区，最后通过下游的多条支流入海。这一点我们通过考古资料即可得到印证。考古显示，黄河下游地势平坦低洼，丰水季节河流改道是常有之事，但也是围绕主流向周围蔓延。然而距今约4000年左右，黄河突然改道，经太行山东麓北流至于天津入海，这与大禹引河北上的记载相符合。可以看出，大禹治水最终将水是引向华北平原的。黄河中下游地势低洼，用谭其骧先生的话说是“一片榛莽，荒无聚落”，所以“黄河在这里改道对人类生活发生不了多大影响，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至少并不被认为是严重灾难”（《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所以大禹引河“至于大陆，播为九河”，“九”就是多的意思，大禹引水到此处，因地势低洼，水路到处蔓延，才有“同为逆河”的景象。由此可见，大禹治水重点疏导的区域在黄河中游地区，这里是中原部落的主要活动区域，也是大禹部落东迁后的落脚之地。

大禹治水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中原地区寻找夏人的生存之地，清代地理学者梁份在《秦边纪略》中说：“盖黄河入中国， 始于河州， 禹之导河积石是也。”河州即为今天的临夏回族自治州，梁份认为这里是黄河流向中华大地的入口，所以大禹选择在积石一带导河。事实上，导河于积石对大禹部落本身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大夏河在积石峡东边汇入洮水，流入黄河，大禹导河上至积石，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夏故地与中原水路的畅通。《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二世胡亥之言：

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

这是说大禹治水凿开龙门，首先考虑的是“通大夏”，即疏通大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这对于东迁的夏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夏人作为西部的一支部落，孤身挺进中原，本身具有极大的冒险性，所以加强与故土的联系对于夏人来说相当于增加了他们东进的底气，而积石山则成了东进夏人与故地联系的窗口。《尚书·禹贡》记载雍州贡赋“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是说雍州之地的物产通过积石沿黄河输送到中原地区，所以积石关口在治水之后，成为沟通中原水路的一个重要流通点，大禹疏导此处就是开通了夏人挺进中原的道路。导河积石之后，大夏部落则沿着这条治水的路线不断东进，可以说大禹治水的过程实际上是夏族部落东迁的过程，而其治水的成功也标志着夏人顺利入主中原。夏人定居中原后，将其活动区域仍称作“夏”，这实际上是对西部故土文化的追源。赵逵夫先生指出“古人在迁徙中常以旧名而名新地”（《积石与大禹导河事迹再考》），所以大禹在立主中原时，以“夏后”为名，一者强调了自己部族的来源，同时也体现出夏族故地对于东迁夏族的重要作用。

三苗部落与齐家文化

在迁徙中原的过程中，除了治水，大禹部落的另一功业是对三苗部落的分化、远徙。三苗本为南方部族，大致位置在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这支部落在尧、舜时代迅速崛起，并越过长江向北发展，由此形成了北方中原与南蛮部落旷日持久的族群纷争。《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故舜辅佐尧帝时提出“迁三苗于三危”的建议，而到了舜为部落首领时，仍将“分北三苗”视为重要内容。尧、舜都曾对三苗采取军事行动，《吕氏春秋·召类篇》记：“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三苗，更易其俗。”然而三苗势力强大，经尧、舜两代部族集团的努力仍固守南方，而大禹部落想实现中原的稳定，甚至对南方部族的统一，势必要消除三苗等南方势力的威胁。从文献记载来看，大禹是对三苗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墨子·兼爱下》记载大禹征伐三苗的誓词：

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封诸君，以征有苗。

此次战争以大禹为军事首领，并且结合了中原各方势力。而且从“济济有众”以及“率尔群封诸君”来看，此次出兵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人数众多，所以大禹在战前举行誓师之礼，鼓舞士气。

《墨子·非攻下》记载了此次战事的详细过程。从记载来看，大禹讨伐三苗带有神怪的色彩，但通过灾异、神怪，我们也可发现战事的激烈与残酷。此次军事冲突是以北方大禹部落的胜利宣告结束，对三苗集团的打击也是相当致命，从此三苗势微。但三苗势力毕竟在南方发展多年，要想彻底消灭，大禹还是采取了分化远徙的方式，《战国策·魏策》记载三苗“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具体的流放之地应该还是三危，《禹贡》记雍州之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是说迁徙后的三苗安居于三危之地。

三危地望，诸家说法不一。据《后汉书》记载：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

考察汉代河关之地，主要指河之关塞，即今天的临夏积石山县的大河家镇，两汉时期这里被设为河关县。河关之西南是指今甘肃、青海所属河湟、洮水、泯水一带，这里也是夏族人活动的地方。夏族上层领导东迁后，仍有一部分夏人留守此地，为东进的夏人守护根据之地，而大禹将战败的三苗迁往夏族故地，不仅分化了三苗势力，更有利于族人对三苗的监督，这实际上是彻底解决了三苗势力对夏族在中原地区发展的威胁。

三苗西迁夏地后，融入当地民俗。《史记·五帝本纪》说：“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史记索隐》解释：“变谓变其形及衣服，同于夷狄也。”这是说三苗入乡随俗，在服制形式上都与当地居民表现出一样的风格，逐渐成为西羌。古有“大禹出于西羌”之说，这实际上是说大禹部落与西羌及三苗之间的关系。三苗被迁移后长期与当地夏民融合发展为西羌，大禹的故事也继续在当地和被迁的三苗之间流传，“大禹出于西羌”实际强调了大禹部族曾在这片西部的土地上兴起，西羌之地是夏族的故里。当然，三苗部落的西迁也为当地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考古显示，大禹伐苗后，江汉地区本土的石家河文化开始衰落，同期在夏族故地马家窑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家文化大为发展，尤其是一些玉石、陶器在艺术风格上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如甘肃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型玉石璧、长方多孔玉刀等玉石造型，与长江中下游流行的器物表现出相同的艺术风格。而在临夏积石山县新庄坪文化遗址中采集到的泥质红陶罐形，仅见于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属于石家河文化范畴。考古学者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人类流动迁徙形成交流与渗透的结果。三苗部落将原来石家河文化的某些因素带到了遥远的西部土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齐家文化中还保留着江汉一带文化基因遗存的原因。

夏族部落的起源是在西部，而夏人的強大是沿着黄河不断的东进中实现的，遥远的西部故土始终为夏人的迁徙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大禹治水和平叛三苗都决定了以大禹为中心的夏族部落在中原地区的立足、发展，然而这些离不开西部故土的力量，所以学者祝中熹说，“甘肃同中原地区很久以前便存在着文化脉络上的‘血缘关系”，而且“甘肃地区的古文化老早就参与了我国北方诸强势文化圈之间的互动”（《古史钩沉》）。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禹文化遍布华夏九州，与夏部族的东迁有着密切联系。夏部族挺进中原后，最早实践并完成了天下一统的文明进程。古代文献中，往往将九州的规划视作大禹之功，《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左传·襄公四年》也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大禹治水之后，“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泽既彼，四海会同。六府甚脩，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赐土姓，‘祗台德先，不距联行。”（《史记·夏本纪》）可以说，各部族在此之后被纳入了一个统一的权威统属机构。而夏族在不断的分族、迁徙中，不仅将夏人的文明播撒到九州各地，并且在与其他部落文化不断交往的碰撞中，促进了像齐家、二里头等更具生命力的华夏文明。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文献与上古文学关系研究”课题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