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的传说与仰韶文化

程方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其所代表的黄帝部族发祥于甘肃东部，为谋求进一步发展，黄帝率领部族向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的黄河中下游平原迁移，在其迁移和发展的过程中，黄帝部族打败其他部族，融合多部族形成了华夏族，并创造了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将仰韶文化推向了高潮，使得华夏大地形成了文化共同体，为华夏文明奠定了根基。

黄帝是黄帝部族的首领，关于他的出生，《国语·晋语四》中说：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将炎、黄二帝都归为少典的后代，认为黄帝出生后在姬水边长大，炎帝则在姜水边长大，因而黄帝姓姬， 炎帝姓姜。《史记·五帝本纪》也说黄帝为少典之子，并称他“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皇甫谧《帝王世纪》在写黄帝出生时赋予了黄帝更多的神异色彩，记叙了黄帝母亲附宝在郊野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怀孕25月而生黄帝之事，并将黄帝的出生成长之地指向寿丘和姬水：“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水经注》“渭水”之“又东过上邽县”条下注在说明“渭水”流向之时，提及西北方向注入的轩辕谷水和此水源出的南山轩辕溪，引姚瞻和皇甫谧的观点说：

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皇甫谧云生寿丘，丘在鲁东门北，未知孰是也。

上邽即今天天水市清水县的古称。同样认为黄帝生于天水的还有清代梁玉绳《汉书人表考》：“以戊己日生黄帝于天水。”清修《甘肃通志》卷六“清水县”也记载：“轩辕谷，在东南七十里，相传黄帝生于此。”上述这些记载均将黄帝的出生成长地指向了姬水、寿丘和天水。

关于姬水的具体位置，学者刘起釪认为应该在甘肃境内，他推测可能与姬家川有关系：

今甘肃临夏就有姬家川的地名，而流过临夏注入黄河的就有一条大夏河，夏与姬的渊源关系很深，则姬水也有可能就是这条水。（《古史续辨·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综考》）

学者董芬芬同样认为姬水位于甘肃，但她指出姬水并非是临夏的姬家川，而在陇东董志塬一带泾河的某个支流，或者二级支流（《甘肃文化史》）。文献中记载寿丘所在“鲁东门北”的“鲁”并非指山东的古之鲁国，而是在天水西的姞姓鲁国，《路史》罗萍注说：“寿丘在上邽”，何光岳也推断寿丘在天水（《炎黄源流史》），祝中熹指出寿丘很有可能就是今天甘肃省天水市南境的齐寿山（《古史钩沉》）。因此天水很大可能是黄帝的最早居地，也是黄帝部族的早期活动地。

黄帝的卒葬之地也印证了黄帝及其部族的早期活动地。《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崩，葬桥山。”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列仙传》云：“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唯有剑舄在棺焉。”“还葬”二字，意思是黄帝归葬于桑梓之地，这说明桥山是黄帝的故乡。《史记正义》又引《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引《地理志》云：“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上郡阳周县于西汉初年置，隋代改为宁州罗川县，就是今天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四“贞宁县”也记载说：“桥山，一名子午山，在县东八十里。黄帝冢在桥山上。”桥山就是今天的子午岭，子午岭西有正宁县的黄帝冢，东有黄陵县的黄帝陵，这些历史遗迹都是黄帝部族早期活动于陇东高原的证明。

从周部族的发源也可推知黄帝部族的早期活动区域，《国语·周语上》记载祭公谋父之语说：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

所谓“戎狄之间”，就是今甘肃庆阳一带。《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庆州弘化县就是今庆阳市庆城县，这里正是周先民生产、生活的地方，周人以黄帝为姬姓始祖，则庆阳一带也应该是黄帝部族的早期活动之地。

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簡编》中说“黄帝族原生居住在西北方。”无论是姬水、天水还是庆阳，都位于中国西北方的甘肃省东部，这里正是黄帝部族的发祥地，《史记》记载黄帝生二子曰：“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弱水。”所谓“降居”，形象地反映了黄帝部族是从地势高的甘肃东部发祥，后来朝着地势地的中原地区迁徙发展的历史事实。

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的始祖，其首要的功绩就是以战争的方式统一了各部族，后与各部族经过融合、发展，形成了华夏族，《史记·五帝本纪》详细记载了黄帝统一华夏的过程：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黄帝处于神农氏世衰的时代，各部落之间战乱纷起，黄帝以卓越的军事才能，打败了炎帝、蚩尤，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从而促进了各部族之间的进一步融合，形成了华夏族。华夏族的主体是炎、黄二族，两个部族起初都居于西部，为寻求更好的生存之地，他们都需要向东发展，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气候温暖、土地肥沃，因而成为炎、黄二族的必争之地。徐旭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

黄帝氏族东迁的路线大约偏北；他们大约顺北洛河南下，到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跟着中条及太行山边逐渐向东北走。

炎帝氏族也有一部分向东迁移。他们的路途大约顺渭水东下，再顺着黄河南岸向东。因为路线偏南，所以他们的建国有同苗蛮集团犬牙交错的地方。

从中可见，炎黄二族的争夺战争是非常艰辛的，《史记》称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熊罴貔貅貙虎”应该是指加盟黄帝集团的一些部族，以其动物图腾之名称呼其部族。这场战争参与人数众多，旷日持久，十分惨烈，黄帝率领部族打败炎帝部族，获得了胜利，从而确立了黄帝部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在中原地区的主导地位。

炎帝部族战败以后，一部分被吸纳入黄帝所建立的华夏部落联盟，一部分则逃至甘肃陇南仇池山一带，《山海经·海外西经》所载“形天舞干戚”就反映了这一史实：

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形天”即“刑天”，在有的文献记载中也写为“邢天”，据《路史·后纪三》：

（炎帝）乃命邢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釐来，是曰下谋。

刑天的具体身份应是炎帝的乐官。“帝”即黄帝，“争神”是说刑天与黄帝争统领之权。“常羊之山”在今陇南西和县仇池山，这里不仅是刑天藏首之处，也是炎帝感生之所，沈约《宋书·符瑞志》记载：

炎帝神农氏，母曰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山，生炎帝。

虽然因神龙感应而生子不可信，但这则传说至少反映了炎帝出生与常羊山的密切关联。传说炎帝感生于仇池山，那么此山一带很有可能在炎帝部族的早期发展地域范围中，那么作为炎帝部族成员的刑天，失败后逃窜、盘桓于仇池山一带也在情理之中。

刑天遗留在此地的部族成了古代氐族的祖先，刑天的名字就是氐族雕题额头风俗的反映。“刑天”之名在最古的典籍中皆作“形天”，赵逵夫先生在其《形天神话源于仇池山考释——兼论“奇股国”、氐族地望及“武都”地名的由来》一文中指出：

“形”字的本义是指刻画模仿出某一形象，据此，则“形天”是指在额上刻一纵的痕迹，涅之以墨，形象如同受过黥刑。

画纵目正是氐族先祖雕题额头的风俗，《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郝懿行指出“互”“氐”二字因形近而讹，互人即氐人。赵逵夫先生认为“灵恝”之名表示他是负责氏族内施行契题仪式的宗教首领，可见古氐族就有契题额头的风俗。古氐人在陇南地区生活，随后才南迁到川北、西康。现在陇南地区有着大量的二郎庙、二郎坟、二郎坝，这种遗留下来的三目神崇拜正是氐人先民雕题额头风俗的反映，也证实了陇南与炎黄之争的关联。

黄帝之所以能够拥有统一各族的能力，很有可能与其部族自西而来所经历的锤炼有关。黄帝部族从原来生长活动的陇原大地，一路筚路蓝缕向东方迁徙前进，其初始生存环境应远不比中原，这使得他们的生存能力更为强悍，且迁徙的艰辛也使得他们的作战能力强于其他部族，《史记·五帝本纪》称其“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可见黄帝部族依然保留着一些游牧部落的习性，这种因迁徙而具备的军事能力在黄帝部族与其他部族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黄帝部族东迁之后，在中原地带逐渐壮大，融汇诸多部族，最终发展为强大的华夏族，作为部族首领的黄帝就成为华夏民族的文明初祖和象征人物，因此后世之人采用各种方法对其进行美化，将其描绘成一个有着神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和全智全能的文明创造者。

记载中，黄帝在战争胜利之后，经略四方，扫除不服者，开疆拓土，稳定了政局，并在建立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制衣冠、建舟车屋宇、创制音律、文字、历法等领域，带领族人取得了辉煌卓著的成就。《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他：

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黄帝对于国家治理的尽心尽力，无论在设置官位、祭祀封禅、制定仪制规范等国家制度层面，还是在探索日月星辰运行规律，推算历数、预测节令、辅助农耕、驯养鸟兽等方面，黄帝都作出了巨大成就。他的这些功绩，不仅便利了先民们的生活，也进一步巩固了华夏民族的统一，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础。

除了这些功绩，在文献记载中还有诸多发明都被说是黄帝所创造，如《管子·五行》记载黄帝作五声音律；《新语·道基》记载黄帝伐木构材，筑作宫室；《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和建五城十二楼之事；《大戴礼记·五帝德》写黄帝设五种度量衡；《列仙传》记叙了黄帝的陶正之官宁封子烧制陶器之事；《帝王世纪》则更为详尽地记载了黄帝制定衣裳礼制、制作舟车、杵臼、弧矢等工具，筑造宫室、制定丧葬制度、发明文书契据，还有使岐伯著医书，命仓颉作文字等功绩，这些发明创造有很多都可以在黄帝部族的活动地域找到相应的考古遗迹来印证。

范文澜说仰韶文化就是黄帝族的文化（《中国通史简编》），许顺湛认为炎帝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期，黄帝时代则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晚期，但他同时强调了炎帝时代已有黄帝族，黄帝时代炎帝族仍然存在，所以仰韶早期不能排除黄帝族的文化，仰韶中晚期不能排除炎帝族文化。他认为炎帝黄帝活动的地域都在仰韶文化分布的范围之内，仰韶文化不全是黄帝文化，但黄帝时代文化可以包括仰韶文化（《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黄怀信则根据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文化渊源、成熟地和起源时代，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相当于炎帝部的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当于黄帝部的文化”（《仰韶文化与原始华夏族——炎、黄部族》）。

目前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分布范围主要在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等地，正是炎黄部族的主要居住地和活动区域，这些地区的考古文化遗址有很多是庙底沟型，显示着黄帝时代的人们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如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的彩陶上绘制有月亮纹、日晕纹、星座纹，显示着黄帝时代人们对于天象的探索。郑州西山古城，考古学界将其始建年代定位在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时期，许顺湛指出西山古城的年代与黄帝时代相符，而且在黄帝所建有熊国的境内，正是黄帝所造古城（《中原第一城——黄帝时代的郑州西山古城》）。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中发现的铜矿石，反映了黄帝时代在铜器铸造方面的成就。还有甘肃天水的大地湾四期文化遗址出土了陶器量具，这些量具显示当时人们对度量衡的认知和使用已经相对成熟，正对应文献记载中黄帝“设五量”的成就，而大地湾四期文化遗址中的建筑也是黄帝伐木构材，筑作宫室成就的现实印证，其中F901大型宫殿庙堂建筑群很有可能是在黄帝时代由黄帝部族主导实现的，这种规模恢宏、工程浩繁的建筑群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动员多个部落的力量集体协作，只有在黄帝这样超部落首领的指挥和调动下才能实现。

仰韶文化纵横数千里，绵延数千年，许顺湛指出其所包含的不同文化类型之间存着不可忽视的共性，这种共性正是在黄帝时代的原始礼制作用下形成的（《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因此可以说仰韶文化展现的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大景观，是黄帝时代“万国和”的大气象。苏秉琦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说，但在众多的考古文化中，仰韶文化的发展最为稳定，成了华夏文化的主要基础（严文明《重建早期中国的历史》）。由此可见，以黄帝为代表的炎黄部族所创造的仰韶文化是华夏文明起源的关键，尤其是黄帝部族所创造的庙底沟类型，把仰韶文化推向高潮，达到了中国新石器时期文化的鼎盛，使得华夏大地形成了文化共同体，为华夏文明奠定了根基。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文献与上古文學关系研究”课题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