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看到的苏俄以及那部《赤都心史》

贾东方

晚清以降，大量中国文人出于形形色色的动机，涉足文化样态迥异的异邦空间，开启了长短不一、喜忧参半的域外生活模式。异域生存体验貌似改变的是他们个人的心理结构和认知模式，但实际上，通过他们的书写，也在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场域中产生了重要的甚至是持续性的影响。中国古典传统固然是塑造现代中国的重要因素，但不考虑异域因素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很难阐明它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

植根于中国文化语境的“先行结构”，制约了现代文人对异域的体验和书写，而中国社会文化等层面的现实困境，也大大提升了他们书写他者、表征自我的丰富性和针对性。他们基于异域体验刻写的诸般“景观”，虽具有陌生化的特征，但呈现出了鲜明的中国性。阅读他们书写域外的文本，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本土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情绪。这无论对于研究者思考当下文学无病呻吟、脱离现实等不良症候，还是对于作家提振创作志气和骨气，都不无启示。

在我国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迈进的历史关头，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尽己所能增砖添瓦。与此同时，我们很有必要反观历史，深刻体悟前辈们为解决本土问题而上下求索的精神苦旅。他们的相关思考尽管与我们拉开了一定的时间距离，并不完全切合时宜，但其彰显的精神魅力和所表达的现实关切依然具有鲜活的当下价值。

——张宝林（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是东方世界还是欧洲各国，都面临着各自的文明危机。横跨亚、欧大陆，兼存东西方文明形态的俄罗斯，于人类文明大危机之中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尝试。俄罗斯的优秀知识群体开始汲取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并将之运用到社会实践，寻求一种新的可能发展路径。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苏维埃俄国成立，正是这种实践的具体显现。

“别求新声于异邦”，在文明的互鉴交流过程之中，瞿秋白来到了赤都莫斯科。他以个人心灵感悟的方式，将所观察、了解到的苏俄社会书写成《赤都心史》，力求在这一“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之中，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新的可能路径。在瞿秋白等先驱者的努力奋斗之下，已经在走向复兴的中国规避了苏联失败的经验教训，找寻到了自身的发展路径，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明相结合的新模式、新征程。在新的时代语境之中，《赤都心史》依然并不失其精神魅力。它对于东西方文明危机的清醒认知及其反思，对于社会现实与个体心灵真实困境的如实书写，以及对于家国民族命运的关怀、求索精神等方面，在纷繁复杂的当下依然有启示意义。

欧西文明发展到19、20世纪之交的阶段，虽极尽繁华流丽，却终究难以掩饰空虚无聊的本相，浮世绘般的世界之中情欲横流，骨子里面是“上帝死了”之后精神无可皈依的颓唐困境。在欧西现代文明的弊端日益凸显的忧患岁月里，兼存东西方文明特征的俄罗斯，用一场赤色革命开启了迥异于两大文明的“社会主义实验”，它既是俄罗斯文化中民族振兴内在需求的必然路径，也具有为人类世界所有的无产者谋幸福的理想愿景。一时之间，东西方各国的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注在新兴的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有些人还来到俄罗斯的大地之上亲历亲闻，留下了他们的所思所想，除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还有泰戈尔的《俄罗斯书简》、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与纪德的《访苏归来》，都旨在从中探寻人类世界发展的新路径。

瞿秋白所处的时代，适逢中国凋敝、多灾多难之际，欧西新的思潮乱涌、主义满天飞，许多五四青年对于中国社会怀有热烈的主观愿望，因而对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思潮极力接纳、吸收，西方几百年的思潮在中国短短数十年之中都有人承继、倡导。希求真正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瞿秋白，在各种文化互相交流碰撞之时，盼望成为“人类新文化的胚胎”，将历史上相对峙而今又相补助的东西方文化加以融合，为人类世界的进步尽一份心力。

当然，瞿秋白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弊病是有深刻、清醒的认知的：

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一病在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在“东方式”的死寂。

（引自《赤都心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121）

瞿秋白不愿意做旧时代的孝子顺孙，他知晓中国的真实状况是野蛮的军阀与卑鄙的官僚统治、压迫着人民大众，所谓的“读书人”也蒙受着难以描述的苦难。瞿秋白也不愿意被西方现代“文明”所恶化，沦为金钱与情欲的奴隶，空虚、颓唐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新生的苏俄是瞿秋白心中的理想之境，因为它横跨欧亚，兼存东西文明，不像其他欧美各国妄自尊大，蔑视东方民族。与此同时，它为被压迫的苦难民众而奋斗，还注意促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了解、互融，努力去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瞿秋白热切地期望着能从中找到改造中国的具体方案，迎接人类世界的“黎明”，于是他来到了迅流瀑激的两文化交汇区域，接受新潮的洗礼。

对于自己的使命与责任，瞿秋白有着明确的自我体认：

“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固然不错，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重轻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它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P119）

瞿秋白也明确说：

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现代中国青年知道，新思潮已经波及到中国，未来的时代将是社会主义时代。（P162-163）

人类历史长河之中，战争与革命对于文化的破坏力非常大，十月革命当然也不例外。在赤都莫斯科，扶植无产阶级文化的工作固然在推进，然而创造新文化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旧的艺术虽然衰落不少，但其美妙、庄丽的本色还没有湮灭殆尽。新旧两流平行缓进，始终保持文人本色的瞿秋白沉浸其中，一面探寻着、渴慕着旧时代俄国的贵族残梦，一面感知着、留心着革命后俄罗斯崭新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世间新相。流连于苏俄的瞿秋白，并不是一个完全痴迷于革命事业不能自拔的政治家，而是深得俄国文化精髓的研究者。他的参观游谈、冥想心得也就浸润了独特的個性与观察视角，不能以单纯的旅游札记视之。

瞿秋白对于文化艺术非常看重，他认为那是千百年人类社会心灵精彩的凝结累积，蕴藏的力量非常深厚，并不会轻易断绝不续。来到莫斯科之前，他已经对俄国文学与社会颇有研究，因而俄罗斯的文化名家在他的笔下是如数家珍——瞿秋白悠游于特列嘉柯夫美术馆，饱览列宾等俄国美术大师的画作，“置身其中，几疑世外”（P11）；他和克鲁泡特金的亲戚林德女士畅谈克氏临死时的轶事逸话，遥想克鲁泡特金的人格魅力；他在清田村畅游于托尔斯泰的故居，流连于浑朴清新的乡间田园。克鲁泡特金、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丘特切夫、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在《赤都心史》中随处可见。

瞿秋白在苏俄考察时期，旧时代俄国贵族的遗风依然“喘息于草间，依稀萦绕残梦”（P103）。内心敏感、知觉敏锐的瞿秋白，从纷乱多彩的人间表象之中探寻着“俄罗斯的心灵”所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高耸云端，依然突显着神秘的奇彩；克里姆林宫城墙巍峨高大，建筑古旧壮丽；旧歌剧花露润融，高吟沉抑，魅力犹存；克鲁泡特金的遗孀虽老态龙钟，仍保留着“克己复礼”的贵族精神；闲暇之余的俄罗斯家庭音乐会，令人心旷神怡；托尔斯泰的墓地上满天湿云飞舞、瘦叶时时经风细吟；再加上俄罗斯农家浑朴的天性与此间自然的交相融洽，一切都是那么的迷人。在紊乱躁动的时局之下，瞿秋白却在和往日的贵族闲聊旧日往事，“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俄罗斯心灵之悠远，恰如《心灵之感受》一篇所云：“只有体会了‘生活的经过’才知道此种的意味”。（P73）

当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还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人类文化艺术的更迭历程的。奇花异卉受甘露仙滋的培植营养，显现出鲜丽清新的蓓蕾，然而它根下的污泥虽然污浊，却是最根本的来源，而无产阶级文化艺术正是这根下真谛所在。比如，在《赤都心史》开篇，瞿秋白就着重分析阐释了俄罗斯十月革命前后盛行的未来主义艺术流派，还把它称之为“资产阶级文化的夜之余，无产阶级文化的晨之初”（P10）。

在《赤都心史》中，我们虽然能感受到一个始终处于病痛折磨之中的知识分子内在的自我哀怜、多愁善感，但不能忽视的是，瞿秋白始终在自我反省，“社会的我”时常悄然出现，嘲笑“个人的我”的消极伤感。整体而言，瞿秋白虽然缺乏乐观进取的精神与激昂慷慨的宏伟气魄，然而他毕竟还是“五四”青年，时时关怀着现实问题。《赤都心史》随处可见他借由异邦的观察进而对于中国相关问题的思考。

《赤都心史》的写作正值苏维埃俄国经历过一战与国内战争，物资极度匮乏，民众处于饥荒困苦的时期。瞿秋白虽然目睹苏维埃政权内外交困、疲于应付的困境，但时常相信“革命的伟力”和“群众的伟力”，相信备受俄罗斯民众拥戴的列宁等领袖会率领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走出困局，一切都会好起来。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事业所面临的问题。在他看来，当下的问题只不过是创业的艰辛而已，问题会自然地解决。瞿秋白在文中一直书写着苏维埃政权所做方方面面的努力——在经济上放开对资本的限制，推行“新经济政策”；在文化上保护托尔斯泰庄园等优秀文化艺术遗产、普及教育的新政策；在政治上团结小资产阶级，用集会、演讲的方式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凝聚人心。

当然，瞿秋白也不回避社会深层的矛盾与问题，他把俄国社会极重要但得不到的问题总结为三大问题，即“智识阶级问题”“农民问题”和“官僚问题”。革命政权内部存在的中饱私囊、自私自利的腐败问题，革命之前在果戈理《钦差大臣》中就已经暴露的“官僚问题”在新的时代依然存在，“东方专制政体”的余毒依然留存，不易清除。

十月革命虽然已经取得成功，但现实中农民的思想改造问题依然不容乐观。农民因俄国旧文化的影响，往往比较守旧，且较为愚昧，国民劣根性随处可见。瞿秋白在《民族性》一章引用一位匈牙利老妇的话语来批评苏俄农民的民族劣根性：一在个性缺失，愚蠢无主见，有事就一哄而起却又不知缘由；一在自私自利、缺乏家国意识，一面向政府要分地主的地，但等到政府向他们要粮食的时候又舍不得给了。十月革命之后，改造农民思想的责任与使命依然任重道远。

至于苏俄的“智识阶级问题”，瞿秋白详尽地描述了一些经历欧战后心神疲敝的俄罗斯贵族，他们被十月革命的潮流激起心中的热情而应征入伍、卫国守家，人生观在屡经困厄之后发生转变，最后在“为人服务”中忘记了个人的“我”，得到精神的安逸。当然，瞿秋白也指出俄国“智识阶级”在历史上所形成的致命缺陷——他们痛恨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认为西欧文明不外是“市侩制度”而已。当苏维埃政权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有些智识阶级甚至公然联合一些农民起来反抗新生政权，最后逆革命的进步思潮而滑向深渊。

历史是曲折復杂的，瞿秋白的《赤都心史》却能够在认真、细致的分析基础之上，显现出苏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某些真实现象。瞿秋白对于苏俄社会的真切书写，在中国社会的文化场域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问题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作者系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