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笔下的美国经验与中国思路

王飞

在近现代中国，旅美文人甚多。他们将行旅体验诉诸笔端，创造了一幅幅精彩篇章。梁启超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游历美国，并在《新大陆游记》一书中对美国的政治、文化、风景等进行了描述。1942年至1944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曾到访美国，将其所见、所感、所悟收集整理在《初访美国》一书之中。旅美之前，费孝通已有丰富的乡村考察与研究经验，养成了社会学家的开阔视野和辩证思维模式。与不少文人不同的是，他以一个成熟社会学家的视角观察和书写美国，因此，美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成了他的核心关注点。这位社会学家的游记中基本没有对美国山川河海的描绘，取而代之的是对美国人“创造力”和“自由”的探讨，对社会“民主”与“科学”发展的辨析，对文化差异及其突围路径的思考。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用简洁明了的语言书写美国时，也传达了对中国问题的思考，给我们带来了一本既有异域风采又有本土关怀意识的别样“游记”。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费孝通对美国问题的理解以及对中国道路的期盼。

费孝通初次旅美之时，中国正深受战争影响，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与此同时，他个人尽管一贯秉持“知足常乐”的处世哲学，但生活时常处于困顿之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时的美国经济发展迅速，也因给中国抗战提供了不少援助而在不少中国人的心目中树立起了良好形象。有学者就指出，“1943年、1944年美国就是友邦，友邦就是美国已成为中国人的常识。”（参见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143）那么，美国为何能如此发达？美国真的有那么美好吗？美国经验是否值得中国借鉴？诸如此类的问题，让费孝通困惑不已。他正是抱着疑惑与期待的心态开启了赴美之旅。他渴望在这次行程中能恢复童年时的那种创造力，找到“人生的另一条道路”。然而，他真实感受到的美国，与之前的想象和不少的宣传存在很大差距。这也促使他加入了反思美国、反思现代文明的行列。

民主与科学的关系是费孝通思考的一个重点。科学的发展一定会带来幸福吗？在费孝通看来，答案是否定的。民主和科学是美国发展过程中的两股强劲势头，也是美国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动因所在。但随着科学的发展，民主似乎从“幸福单车”上脱节了。经济自由主义让自由的个体委身于工厂之中，每日只需重复简单的、被分解好的、必须依赖集体活动的工作。之前富有创造力的人，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但现实中却成了经济人和统计学中的冰冷数据。美国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要提高生产效率，这种集体生产的方式也无法避免。财富和机会也开始慢慢集聚在少数人手中，“经济自由的结果是能享受这自由的人数愈来愈少”（参见费孝通著《初访美国》，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P58。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标明页码）。整体来看，民主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科學。这就导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初心”。

费孝通也对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困境形成了切肤体验。他刚到美国，便被曼哈顿的高楼大厦所震惊。当中国人民还在战火中备受煎熬时，美国已经快速开启了都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农业时代结束之后，生产便不再是泥土和太阳的结合那么简单。大机器和大工厂开始迅速发展，但在这蓬勃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企业盲目追求眼前利益，并为此采取不正当手段；二是工业化进程中个人活动的社会意义难以得到充分彰显。

面对现代文明的困境，费孝通表示，如果让他在工厂做工和教书二者之间选择，即使前者工资是后者的好几倍，他也会选择后者，因为他可在教书这份工作中感受到个人活动的社会意义。现代工业化的发展将人们的工作分割成了不同的单元，人们每日只需重复固定的工作。这种发展态势只会滋生消极民主。但在他看来，“积极的民主是注重个人的社会性，个人幸福的兑现不但是生活所赖的物资的丰富，而且是要在精神上觉得个人活动的社会意义”（P73）。

由农业社会发展而来的中国，与工业化的美国在社会形态和文化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对此，费孝通在访美期间深有体会。在《初访美国》一书中，他不仅对中美文化差异做出了宏观思考，还就称谓方式、家庭观念、男女相处模式、宗教信仰等列举示例，加以微观探讨。了解文化差异，是消除文化冲突的重要前提。就此而言，费孝通的书写和思考也不无意义。

中国社会讲尊卑，喜欢称呼别人为先生或者夫人，以示尊敬，年龄越大越显得德高望重。但费孝通注意到，美国人更倾向于直呼其名，而且不喜欢被人认为是老者，因为他们感觉“重视乡土、膺服长老等观念等于没有志气”，人的年龄越大，可以利用的时间也越短，“精力衰竭是落伍的预兆”（P102）。在他看来，美国人的这种观念源自拓殖时代发展而来的强烈的个人主义。中国人重视大家庭，讲究“养儿防老”。但美国人重视小家庭，大部分子女在成年后会自己出去居住，孤独落寞的老人多会选择进入养老机构或者独居，这也是美国人害怕衰老的重要原因。

费孝通认为，中国人感情发展的基础是亲子关系，“在农村里，娶媳妇是雇一个不付工资的女工。夫妇相敬如宾，使他们之间永远隔着一层亲密的障碍”（P125）。因此，感情就蕴含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婚姻则是一件终身大事。但在美国文化里，男女之间则更为轻松自由，他们追求浪漫而不去考虑这段恋情或者婚姻是否圆满。

费孝通特别注意到，中美对于未知事物的态度也存在巨大差异。西方人视未知为“将来更好地生活的资源”。他们的世界里没有鬼，小孩往往在超人故事的熏陶下长大。中国人则对未知充满敬畏，大多数人在小时候或多或少曾被大人讲述的鬼故事吓唬过。这种对未知和天命的敬畏使中国人安分守己，敬重传统。与此同时，中国人讲求实利，鬼神在我们心里是权力和财源，是一个实现愿望的辅助，所以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神。美国人虽未形成鬼的观念，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信仰，他们信奉上帝，相信耶稣舍己为人的故事，他们的“基督精神”里包含着人类的同情和未来的保证。在费孝通看来，这也是一种理想，有助于稳固幸福单车的“民主”和“科学”双轮。

书写他者，尽管表面以他者为书写重点，但实际上也是在变相地表达自我，传达对本土问题的关怀意识。费孝通观察美国、书写美国，蕴含着对中国问题的思考。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积贫积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国内物资匮乏，市场混乱，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在《初访美国》一书中，费孝通尽管重在书写他的美国体验，但也在尝试为中国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首先，树立文化自觉，加强文化对话。费孝通刚到美国时便被曼哈顿的摩天大楼、自由女神像和那一排排像梳子一样的工厂所震惊。他所惊讶的是，这个和我国太平天国同期发展起来的国家竟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展如此迅速。在他看来，美国之所以如此发达，主要源于人民在拓殖时代便发展起来的惊人创造力。在美国，成功人士不会因为自己寒微的出身而羞耻，相反他们认为，靠自己努力取得的成就才值得骄傲。费孝通指出，“美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不靠祖宗余荫，靠自己，不买账，拼命、刻苦创造出来的记录。”（P23）他认为，美国传统文化里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十分值得中国人学习；与此同时，中西方文化并非完全对立，中国文化应该在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树立文化自觉，避免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

其次，理性发展工业，严防急功近利。工业发展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到了20世纪中叶，各国纷纷开始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在费孝通看来，美国罗斯福政府的田纳西河治理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罗斯福担任总统之后，通过了关于设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处的法案，耗费巨资修建大坝，不仅有效解决了水患问题，而且利用水力提供了大量的电力，制造了肥田精粉恢复地力，并因地制宜种植经济作物，增加了农民收入。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刚刚结束战争，国人们皆希望可以早点恢复国力，发展经济。这种急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费孝通看来，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忽视社会的其他領域，更不能过于急功近利。

最后，发展平民政治，严防财阀垄断。20世纪40年代，中国不少自由知识分子颇为推崇美国所宣扬的自由、平等理念，认为中国很有必要效法美国的民主制度。然而，费孝通基于亲身体验和深入思考，在《初访美国》中指出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三大不足。其一是矛盾性。美国《宪法》宣称人人平等，但黑人和华侨若想实现成功，就得面对一道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其二是选举权被少数财阀掌控，普通平民参政的热情不高，很多人会在选举时弃权。比如，“1942年选举国会议员时只有2800万人投票，2/3的选民弃了权。”（P147）看似民主的选举，实际上被大集团企业掌控。其三是新闻舆论未在选举过程中发挥监督的作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被利益集团控制，多数选民因此无法做出正确判断。费孝通认为，金钱操纵选举、利益控制民主是道德基础崩溃的起点。为此，他主张发展平民政治：一是唤醒平民的政治意识；二是保证消费品的市场；三是增加人民的购买能力；四是保障政府权力；五是利用税收兴办公益事业；六是用保险和津贴帮助失业人员。

费孝通作为著名社会学家，没有因为时局的动乱而消减对自由、民主等普遍价值的追求。在《初访美国》一书中，他不仅对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民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描写，还分析了各种弊端。这显示出了他思考的辩证性和深刻性。费孝通书写美国，更在思考4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的文化、经济和民主该如何发展这一迫切的现实性问题。身处危机动乱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他的美国书写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与此同时，他的相关思考也对我们如今该如何树立正确的美国观有启示意义。如今，我们的国家日渐昌盛，已经拥有了大国地位，也赢得了世界尊重。面对美国，我们既需树立文化自信，又需增强文化对话意识，既需学习美国文化精神中的优长之处，又需努力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将其进行现代性转换，助力当下的社会文化建设。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