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考古学家慎微之的日记

张建智

2014年11月17日，是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新发现——湖州钱山漾文化的正式命名日。考古学界认为，“钱山漾文化”与年代稍晚的“广富林文化”一起，可填补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原序列中，从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之间存在的缺环，对环太湖地区史前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等单位多位知名考古学家一致认为，从出土器物组合及其特征、分布范围来看，钱山漾文化作为一个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已经比较清晰，文化面貌独特，具有充分的考古地层学证据。考古学界认为良渚文化的突然消亡，至今是一个谜。而钱山漾遗址出土的器物和良渚时期的器物，有着明显不同，它与良渚之后的马桥文化时期，也相差甚远。“钱山漾文化”个性特征十分鲜明，其间发现的硬陶、石器、带釉陶、瓷器，和中原传来的青铜文化共存，这说明当时江南太湖流域地区，已具有相当活力的生命与文化现象。

钱山漾遗址，位于湖州城南钱山漾东岸南头，是中国文明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古文化遗址。1956年和1958年，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遗址进行第一、第二次发掘。2006年该遗址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和2008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湖州市博物馆联合对遗址进行第三、第四次发掘。头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绢片、丝带、丝线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丝织品，考古人员认为钱山漾遗址距今已有4700年至5200年，属良渚文化时期。

感受江南先民们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劳动生活的图景时，我又回忆起在众多老师中，最让我受益匪浅的那一位，他就是曾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国内外发表了重量级论文的著名考古学家——慎微之先生（1896—1976年）。

因为这个“钱山漾遗址”的发现，正是他用了50多年学术生命，最终奉献于人类的伟大礼物。

有人曾说，一个人的中学时代的经历与生活细节，很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我深以为然。因有了这样的好老师，我才在日后的考古、古文献、人物传记、中医经典的研究与写作上取得了一些成果。

根据清光绪年间的《归安县志》所载的故事，据传约900年前，一位姓慎的京官外放太湖边的行政区域，当他路过归安县潞村时（现属浙江湖州吴兴区），眼前突然一亮，眼前只见“小桥流水、绿水青山、阡陌如绣，大运河水，悠远流淌，绕城而过”，可谓“浮气荡一州，湖波白渺渺”。这些醉人的江南景色，使其产生了在此颐养天年的念头。致仕后的慎氏，果真携家眷来潞村定居，且后人“蕃衍多业儒”。迄今在那个行政区域里，确实住着许多慎姓人家。而慎微之先生，正是从太湖与大运河交界的乡镇，那个名为潞村的慎氏家族走出来的。

那时，我正在离这个美妙图景不远的一所著名中学求学，而历史老师，便是这位应为大学教授而为江南小镇中学老师的慎先生。他那时已经是国内外有名的考古学家，有深厚的学问却从不摆架子，经常邀请学生们去他的家里谈天讲学。在我的记忆里，他家只是一间小宿舍，没有家属，也没孩子。讲到兴奋时，他会拿出当年发表在国际顶级刊物上的洋论文，我们当然看不懂，但他会极其耐心地用中文讲解给我们听。那时他已近60岁，但身材壮实、皮肤黑里透红，穿着也入乡随俗。

最令我难忘的，是跟随慎先生去野外考察。“家乡也有古人类遗址！”这是他的口头禅。整个中学时代，他常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去野外考古，尤其是坐落于湖州郊外的钱山漾。这座新石器时代遗址，真犹如一块磁铁，紧紧地吸引着年少的我。每逢假日，慎老师总带我们几个同学，去那里寻觅先人们曾经用过的各种石器。在钱山漾，在浅滩的田野边，我们几个学生跟着慎老师脱下鞋子、卷起裤子，到处寻觅着各种古怪的石头。

烟波浩渺的钱山漾，湖面波光粼粼、涟漪荡漾，三五成群的白鹭，在水边悠闲散步，新绿的芦苇，随风摇曳。夕阳下，一位长者，赤着双脚，蹒跚在沙土滩上，手提着一只沉甸甸的竹篮，一味地专心“捡石头”。这也是我最早的亲近历史考古的实践活动。乐此不疲的慎老师始终不觉累，深一脚浅一脚地和我們一起笑呵呵地走在钱山漾的水滩上。当看到我们捡到的石簇、石镰、石刀，及不同纹型的陶片时，慎老师就会兴致勃勃告诉我们：“在你的脚下，便是几千年前古城遗迹！”那一刻，我瞧着这一大片浅水地，真不太敢相信这一片广袤的有山有水之地，在数千年前就开始有了先民们的生活。

他还常说：

湖州，地处浙北，太湖南岸，东西苕溪，汇聚城中，流归太湖。向以山水清远，蚕桑之源，楚秦古邑，东南望郡，书画重地而著称。

这位“石头博士”，凭借多年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钱山漾是一处大面积的古人类遗址。1936年2月15日和16日，慎先生在上海文庙大成殿，展出了他在钱山漾采集到的石锥、石钺、石箭、石镞、石刀等石器及各类陶器，并经当年的考古学大家——如苏惠培氏、安特荪博士、格拉汉博士、张凤博士、卫聚贤先生等鉴定。他还在钱山漾一带的考古中，发掘出土了一批绢片、丝带、丝线等尚未碳化的丝麻织物，其中的绢片和丝带，后来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14测定，被确认为最早人工饲养的家蚕丝织物。

这一突破性的发现，可以说在江南乃至全国是首次发现，也可看出当年这一带人类活动，已超越世界各地早期人类的生存状态，更使长江以南丝绸生产历史，向前推进了4700多年，成为世界丝绸界最先进的开路者。而这最早的发现者，是正值40岁壮年的慎微之先生。这样的发现，“无不证明了新石器文化前期 ，不仅具有广大的领域，还有高度发展的文明”（许倬云《说中国》）。

我们所说的壮年时期的慎微之先生具有伟大贡献，正是因为他于1936年5月发表了《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的重要论文，在国内外备受关注。同时慎微之的论文，对当时古文化届的争鸣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正名，使沉睡了数千年的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进入了世人的视野。而在钱山漾发现的江南水乡的石器、绢片、丝织物，陶瓷，竹片，甚至食物等地下出土物，正充分佐证了他的论点。

我离开这所中学后，和慎先生联系就少了些，知道他早年曾就读于杭州蕙莱中学（1914年），后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并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出任沪江大学商学院教务长，后又任之江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等职。他一生扑在对钱山漾的考古事业上，没有留下什么钱财、房子，唯留下一堆旧书、旧报杂志，以及一部手写于小本子上的珍贵的考古日记。

当年野外实地的勘测记录，由他亲自命名为《考古摭零》《考古要领》《考古随记》《考古备忘》《考古庶令》《石器时期考古要领》《地下地面文物调查随记》《随查随记》《文物调查札记》等，共计有14册，记载着他一生的足迹和汗水。

而那部从未闻世的日记，是这位考古学家，从1955年10月30日至1971年1月5日的记录，约十万余字，现存于博物馆里。日记记载了大量和考古有关的内容。经我初步整理，摘录一些：

过金鸡山，山地上发现软陶片（沙陶、鼎足、鼎口）。到窑灵山，也有石器、石镰刀，这里陶片更丰富，在山之西南坡，见到许多汉碗，有两碗底粘在一起看，有红砖（窑壁红烧土），显系历传中之姚林山汉碗窑址无疑。

（1956年6月16日）

那日去弁山，山洞不一而足，大可研究。踏查石器，有新发现，又：四散各类未曾见过之石器。可能旧石器时代的祖先，曾在此活动过，今后当加以重点注意。

（1959年6月20日？）

有一则日记，记载了他“关于古陶器的体会”：

白陶、白瓷，等于半陶半瓷，也等于似陶非陶、似瓷非瓷。

又说：

愈古愈如陶；愈近愈如瓷；愈古如破声，愈近有当当声；愈古愈软、愈松脆；愈近愈硬愈紧；愈古其釉色愈松；绿带淡黄，后渐无绿而呈蛋黄色。

（1967年12月17日）

慎先生在日记中还说道：

以前大家认为中国文化，是经夏少康、周太伯以至春秋时，南下传播过来，我认为并非如此。

旨在探索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许多考古学家纷纷撰文指出，史学界不可只知黄河文明而不知长江文明，只知中原文化而不知吴越古文化，强调吴越古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地位“几与中原并驾齐驱”。然而，从慎微之的大量地下出土物之考证，以及从他阅读的古代文献看来，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在周以前应在多水的南方。当然，对于慎微之先生在其论文中的观点，有待于考古学家借助更新出土文物，以及中国长达五千年的文献，进一步再研究再探讨。

时至今日，我一遍遍读慎先生日记，每一次读到他在田野的考古，都感嘆于他的细致耐心，他把时间、地点、线路、发现、思考、议论、评说等，一一用最简洁的词语及时记录下来。日记中甚至粘贴了许多车票、船票、渡船票、住宿发票等，这些当年的票据他都自费支付。而记录本，也均是最普通的小抄本，本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他每新到一地的考证。在《考古摭零》的封面上，他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内附发票，因为我是业余考古，不作报销。”看着几十年前的各类票据，真有点“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感觉。几十年前的恩师，今日仍令我深为感动。

慎微之先生没有大部头著作存世，在学术界以及世人心中，他早为人淡忘。但我想，只要这世界上还存在着“钱山漾”三个字，还存在着这生气勃勃的江南绿水青山，还存在着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各类石器、陶瓷、丝、绢片，以及一直延续至今人们穿上的丝绸织物，那么在慎先生无数次勘测过的山山水水的上空，总会徐徐幻出他那朴实、儒雅的“江南考古第一人”的高大形象。而我能于报答的是，努力为其一生唯一留下的长达18年的考古日记，作注、排表、编列、整理成一部考古专书，到时能找到一家出版社出版闻世，如此，如老师地下有知，定会含笑九泉。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