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抗秦“焚书令”引发的一桩千年学案

陈德弟

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他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焚毁书籍。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焚书的范围及违抗诏令的惩罚是：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这便是历史上遭到千古非议的“焚书令”。它的大意是，凡史官掌管的不是秦国记录的历史文献全部焚毁，不是博士官所职掌，天下有敢收藏《诗》《书》和诸子百家著作的，都要交给地方长官一起烧掉；有敢在一起谈论《诗》《书》的在市面上处死；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基层官吏如果闻见谁家有藏书而不举报，以同罪论处。命令下达30天仍不烧毁藏书的，面部刺上罪犯字样，发配边疆，白天防寇，夜晚守城。所不烧毁的，只有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籍，如果有人想要学习法令，就拜官吏为师。这道“焚书令”，使秦朝的官、私藏书事业遭受一次浩劫。

秦令虽然严苛，但是一些有信仰的士人，尤其是孔子的后人，他们誓与自己的藏书生死与共，不畏强权，勇敢巧妙地进行抗争。秦始皇“焚书令”颁布后，全国的藏书家迫于无奈，纷纷上缴或烧毁自己的藏书，而孔子的八代孙孔鲋（约前264—前208）和孔腾（生卒年不详）兄弟俩，为了赓续儒家文化、保护心爱的藏书，他们舍生冒死，在自己的宅院筑起了一道夹壁墙，将许多用古文字（即先秦文字，一称蝌蚪文）写的经书，藏于其中。《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记道：

魏人陈馀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孔鲋字）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

这段文言大意是，魏国人陈馀对孔鲋说：“秦廷将要烧毁先王的书籍，你拥有藏书，现在很危险。”孔鲋回答说：“现在看来，我钻研的学问对国家没有什么用处，与我志同道合者才是我的朋友。秦君和我主张不同，我缄默不语就是了，哪有什么危险！我把书籍收藏好，等待启用我的人。我的时机一旦到来，我和我的藏书也就安全了。”他们把爱籍藏好，孔鲋不久就去投奔陈胜起义军了，后来随陈胜战死。

孔腾是孔鲋的胞弟，他和兄长藏完书籍后，没有逃离家乡，而是守在家中，静观其变。没有想到，汉高祖刘邦很快就灭亡了秦朝和西楚霸王，建立了西汉政权，他受儒者叔孙通和陆贾的影响，觉得儒家学说可以尊君、人和、上下有序、礼仪有规、稳定政权，于是他在經过孔子家乡时，以最高规格的礼仪太牢祭祀了孔子，并封孔腾为奉祀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的尊孔活动，拉开了尊孔的序幕。汉惠帝时，孔腾成为政府备顾问的博士官，后来又做了长沙太守。孔氏兄弟以一介书生，遭遇秦始皇“焚书灭学”，不惧生死，壁藏心爱之书，为先秦典籍与儒家经书后来在社会上传播，留存下了宝贵的“书种”。

无独有偶，与此同时，又有济南（今山东章丘南）人伏生 （约前268—约前178）名胜，字子贱，为了躲避秦火，也把自己的书籍藏于墙内，看来当时只能如此。据《史记》本传记载：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伏生曾担任过秦朝备顾问的博士官，家有不少藏书，秦始皇焚书时，他把自己的藏书匿于墙壁中，陈胜起义后，各路豪杰蜂起，天下大乱，济南乃兵家必争之地，他逃奔他乡避难。待刘邦平定天下后，他返回家中，寻找所藏的包括《尚书》在内的书籍，发现《尚书》已丢失了数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于是他便在齐鲁一代传授残存的《尚书》，自此学者们都很会讲解《尚书》，崤山以东的著名学者没有不涉猎《尚书》来教授学生的。

当时，像孔氏兄弟和伏生违抗秦令，冒死私藏书籍者大有人在，比如张良在下邳所遇老者，赠其《太公兵法》（《史记·留侯世家》）便是一个事例，这位老人也属于违抗秦令者，类似的士人应当不少，只不过那些抗命的藏书者没有被记录下来罢了。

过了70多年，汉景帝的儿子刘馀被封为鲁恭王，他的府邸紧挨着孔子的宅院，他要扩大自己的地盘，就把孔家住宅的一段围墙推倒了，这段围墙恰好是当年孔氏兄弟藏书的夹皮墙，从里面流出许多古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

武帝末（当为“景帝末”），鲁共（“共”同“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汉书·刘歆传》也记载说：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

这两段话意思差不多，都是说汉景帝末年，他儿子鲁恭王推倒孔宅一段院墙，出土了一些用古文字撰写的儒家经书，这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鲁壁藏书”的来龙去脉，后来这些古书，全部归孔腾后裔、著名学者孔安国所有收藏，由于这些古书的出现，引起了今古文经学四百年之争，更引发了《古文尚书》千年真伪之辩。

《史记·儒林传序》上说：“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秦始皇究竟烧了多少书，西汉末年的学者刘歆说：汉朝建立之初，“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汉书·刘歆传》），就是说汉朝初年，全天下只有《周易》和占卜之书，其他书籍皆无，汉文帝为了尽快恢复被秦朝搅乱的社会文化，当然更主要的是笼络人心、巩固政权，他重用文人，广求图籍，《史记·伏生传》记道：

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

文帝想找一位精通《尚书》的人，来官学传授，找遍全国也没有，后来听说伏生研究《尚书》，能够讲解，打算召他到都城长安来，而此时伏生已经90多岁了，年事已高，乘不了马车前往了，于是文帝便派了太常官朝错（即晁错）前往伏生家里，当面受教。晁错是颍川（今属河南）人，而伏生是山东人，二人乡音都较重，加上伏生老而口齿不清，他每口授一句，晁错就在竹简上写一句，或有听不清听不懂之处，就用同音字写下，错别字自然不少，《尚书》本来就是上古时期的文献，汉朝学人就很难懂了，如此一来，艰深加错别字，致使《尚书》今日读来佶屈聱牙。

此后，不断有经书被发现，汉朝人就用当时使用的隶书抄写传播，从而形成今文（即当时的文字）经学派，研究今文经学的经师很受朝廷重视，他们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很符合当政者的“口味”，这些人或在朝廷做官，或在政府里讲学，占据了官学的地位，享受着丰厚的俸禄，大儒董仲舒是其代表。

“鲁壁藏书”出现后，多为儒家经书，后来社会上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古佚经，因为都是用先秦古籀文字写的，于是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它们，形成了古文经学派，这些人坚信古文经最符合孔子的原意，主张从文字本身入手，阐释孔子的“微义”，今文经师在讲解今文经时附会太多，有歪曲孔子本意之嫌，于是兩派最初由学术之争发展为政治、利益、阐释优劣诸多方面的斗争，古文经学派以扬雄、刘歆和许慎为代表。直到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遍注群经，才基本将两派观点调和起来。

前面说过，“鲁壁藏书”后来尽归孔安国所有。孔安国在《汉书》入《儒林传》，他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也是古文字学家，曾一度担任过司马迁的古文经老师，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多处引用了《尚书》中的《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等篇的内容，大多持古文经学说（《汉书·孔安国传》）。孔安国是传授古文经学的第一人，做过顾问应对、参预谋议的谏大夫、临淮太守官。他原本就有许多今文经书，如今这些古文经书又归了他，使他的藏书又增加了许多。这些古文经都是用蝌蚪文字写的，当时没有人认得，他对照着今文经抄录下来，整理后发现和今文经很多内容不同，尤其是《尚书》，比今文《尚书》还多出十六篇，当时汉武帝很关心国家藏书建设，“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孔安国乘机把多出部分献给了朝廷。

伏生传授给晁错的《尚书》是今文经，孔安国传授的是古文经，如此一来，社会上就有了今古文《尚书》两个本子、两种解读，研治《古文尚书》的人数较少，更多人研治《今文尚书》，于是形成了两大学派，前文讲过，今文经学家解经多有随意解释，不够严谨，而古文经学家则比较严谨阐释，但双方都认为自己解经才最符合孔子原意，他们不断辩论、攻诘，在这过程中，今文经师常常占据上风，这并不是孔子的“微义”被他们参透破解，而是今文经学“立于学官”了，即被官方认可、在太学讲授，经师们或在朝廷做官，或在官方太学里任教，所占地位有利，皇帝所学也都是今文经，当然支持他们；而古文经晚出，“未立学官”，研治古文经的学者大多普通，人微言轻。西汉皇亲、著名学者刘歆研究古文经后，觉得古文经更接近孔子“微义”，于是就持古文经观点了，他学问渊博，“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汉书·刘歆传》）。他恃才傲物，要求与太常博士们进行辩论，太常博士都是今文经师，结果他们不敢“应战”，刘歆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让太常博士书》（让，责备），信中详细讲述了“五经”的微言大义，讲了经学的发展，讲了今古文经的来龙去脉，讲了今文经解的纰缪和古文经的准确，这是一篇非常著名的经学史文章。信发出后，引起了掌权者的愤怒，诸儒群起而攻之，后来刘歆惧诛，害怕了，请求到外地任职，可见今文经学派势力之大。

《古文尚书》后来亡佚了二百多年，到了东晋时期，有个叫梅赜的学者，说他家传有此书，贡献出来，立于学官。到了南宋初年，开始有人怀疑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是伪书，是他根据一些上古材料及其他编纂的，此后数百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直到清朝学者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惠栋作《古文尚书考》，确证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为伪书，才了结了这一学案。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