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与“天鹅蛋自觉”

谈凤霞

在关于安徒生童话的评价中，朱大可的这段评论尤其动人：“这个用鹅毛笔写作童话的人，是浪漫主义史上最伟大的歌者之一，所有的孩童和成人都在倾听他。在宇宙亘古不息的大雪里，他用隽永的故事点燃了人类的壁炉。”19世纪的安徒生童话在世界儿童文学史上立下了第一座丰碑，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国际安徒生奖”是世界儿童文学声誉最高的奖项。2016年，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获此大奖，他用同样充满爱与美的浪漫情怀，用饱蘸中国情调的笔写下隽永的故事，薪火相继地“点燃人类的壁炉”。

曹文轩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界因其坚定的理想主义书写而独具一格，其卓越的文学品位归因于他有着十分自觉、澄澈、庄重的文学理念——“追随永恒”。他的儿童文学创作起点很高，在他的第一座高峰《草房子》的后记《追随永恒》一文中，提出感动儿童读者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这些千古不变的东西。这些“永恒”的元素正是经典文学的质地，他的这一明确的“走向经典”的意识与其学者身份密切相关。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当代文学专业教授，他在文学和哲学研究方面学养深厚，《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小说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二十世纪末文学现象研究》等学术著作，都显示了他对于文学何为、何为文学的深度理解和阐释，并形成了他文学观念中的两大核心：悲悯情怀是经典的基本品质，美的力量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即便是对于被成人文学边缘化的儿童文学，他同样看重悲悯情怀和审美品格这两种经典文学必备的光芒。

在儿童文学的两大构成要素“儿童”与“文学”之间，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写作的出发点主要是“儿童立场”，而曹文轩更重文学本体的艺术立场。他一直声称自己不是一个“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写作的时候不考虑读者年龄层而只考虑艺术，“首先考虑的是我要讲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我要让我的作品变得有分量、有智慧、有幽默”，因为“没有文学、没有艺术，对象是根本不存在的”。他认为文学的门类界限只是相对的，优秀的作品是超越文学门类的。正是由于这一不设界限的宽泛的读者意识，使其创作曾在儿童文学批评界遭到读者定位不清晰带来的相关问题的诟病，即不是“纯粹立场”的儿童文学，因为他所确立的其实是“纯粹立场”的文学艺术。他在儿童文学创作伊始就树立了大气的艺术追求，有意扭转之前儿童文学带有教育功利性的狭窄气象，这一文学选择甚至不惜带上了“艺术至上主义”的倾向。曹文轩数十年来奉为圭臬并孜孜以求的艺术美感显示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所臻于的一种美学境界。之前亚洲虽然已有三位日本作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但中国的曹文轩以其“水样的诗性”书写又给世界儿童文学增添了一种扎根深厚的优美的东方情调。

注重艺术性的写作立场，与曹文轩作为当代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文学批评的苛刻眼光必然有关。他在创作准备期并非从专门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寻找营养，而是更多汲取经典成人文学的丰富养分。他提到对自己创作风骨或手法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外作家主要有鲁迅、沈从文、川端康成、海明威、普宁等。成人文学作家对文学底蕴自成高格的酿造和艺术手法自成机杼的经营，是他用之于儿童文学创作的精华和利器。他崇尚的是上乘的“文学精神”，他在比较以雷霆之势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与相对曲高和寡的《指环王》时，否定了前者的文学性，认为前者只是幻想作品，而后者才是幻想文学，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幻想得借助于一个人雄厚的知识储备，它是一个人深刻思想的折射，是一个人深思熟虑的美学境界的特别展示”。他肯定《指环王》，其实是肯定了学者型作家J.R.R.托尔金的写作路向。在英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上，J.R.R.托尔金、C.S.刘易斯这两位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教授所创作的幻想小说《指环王》和《纳尼亚传奇》系列给英国儿童文学增加了令人惊叹的重量与高度，这也归功于作家的学者身份所具有的文学、哲学、神学等渊博的学养和高屋建瓴而又出神入化的驾驭能力。另一个典型的“学者小说”的例子是钱锺书的《围城》。《围城》之所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小说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其博学鸿通的学者涵养也给小说铸就了一般作家难以抵达的理性底蕴和睿智品格。曹文轩的创作成就不仅跟他所说的宝贵的“童年经验”有关，还跟他经年累月细心钻研的“文学经验”相关。他在文学写作上的认真，与他做学问的严谨相一致，每部作品都要酝酿多年才动笔。如他在尝试从现实主义小说转向幻想小说时，为写《大王书》就花费了大量时间做学术研究般的案头工作，说至少看了25部纯粹的人类学的专著。这种学者身份养成的专注和深入给他的文学创作培育了扎实厚重的根基。对于文学研究相当通透的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创作给中国儿童文学带来的“质变”是打破文学门类界限，将儿童文学领向学术视野中的经典文学之道，即他所崇奉的艺术至上之道。

一个作家未来的“前途”，不仅在于他是否对生活和艺术的各种境遇和可能性进行永不止息的探索，还在于是否对自己的才能和局限有着确切的认知。身为学问家的素养使得曹文轩保持了对自身创作的清醒判断，他在一场关于“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访谈中言及其辩证的省思：“我与我的小说的长处与短处，大概都在水。因为水——河流之水而不是大海之水，我与我的作品，似乎缺少足够的冷峻与悲壮的气质，缺乏严峻的山一样的沉重。容易伤感，容易软弱，不能长久地仇恨……由仇恨而上升至人道主义的爱，才是有分量的。我一直不满意我的悲悯情怀的重量。但，一个人做人做事都必须要限定自己。不能为了取消自己的短处而同时也牺牲了自己的长处。换一种角度来看，‘短处之说也未必准确。”他所说的“限定自己”并非是不发展自己，而是知道自己能够写什么、擅长写什么和懂得怎么写，从而写出自己的特色和价值，贡献自己的一份独特创造。尽管他有着学者身份，但在文学写作中立足的主要还是小说家的身份，而文学写作本就是一桩个人化的事情，走向哪里和行走的方式更多还是要倚重个人的性情。所以，这种具有自知之明的“限定”有时的确是必须的。曹文轩认识到东方文学的“意境”可与西方文学的“深刻”相媲美、相抗衡，这份地缘文学的自信也使得他乐此不疲地营建充满东方美感的儿童文学境界。

曹文轩曾说起现实主义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精神。他在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精神启示下所写作的现实生活，更多流淌的是合他性情的浪漫主义情怀。近几年，曹文轩在多个场合强调：“记忆力比想象力更重要。”无论对于儿童文学还是整个文学，二者都很重要，可以相辅相成。我想，且不论此二者究竟谁更重要，还有一种力量应该也很重要——洞察力。毕竟，个人的“记忆”一般都有时空限制，而主观的“想象”又可能会过于不着边际，记忆与想象都会在有意无意间虚化、淡化、美化甚至幻化。真实的生活、情感与人性，往往会因某种“过滤蒸馏”或“腾云驾雾”而可能离开人间烟火之“俗”而倾向于心造美景甚或幻影之“雅”。若将记忆力与想象力比作大鹏之两翼，则洞察力应是其双翼所生的结实的躯体，唯有三者合一，无论是飞翔还是俯冲才会有真正的力度。即便是安徒生童话，在其丰沛的想象力之外，也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典型例子如《皇帝的新装》中对人性的洞悉。作家需要一双直面真实社会人生而洞若观火的眼睛和体察深细的心灵，在与真实——无论是过去的历史，还是当下的现实，抑或深幽的人心——相触碰、相砥砺甚至相搏斗的过程中，找到纯正的、富于美感的艺术形式去做真切的表达。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的颁奖词中如此评论：“曹文轩的作品读起来很美，书写了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爱。”他书写的苦难多以“美”来净化心灵。无独有偶，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理由也跟苦难和勇气相关，颁奖词为：“多种声音的作品，一座记录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碑。”她创作了《锌皮娃娃兵》《妈妈我还是想你》等多部纪实文学。她没有经历过战争，通过采访而真实还原战争中的小细节，写出了真实的战争悲剧，她关注的焦点是人的心灵痛苦，以相当克制、凝练的文学笔致来触动人的灵魂深处。相比较，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国际安徒生奖评选的儿童文学与诺贝尔奖评选的成人文学所书写的苦难在格调上有所不同，前者更为温婉，而后者更为辛辣。或许，以洞察力来要求儿童文学过于苛刻，但曹文轩本就不把儿童文学当作需要另眼看待的特殊文学类型，他的文学标杆很是高远，应当能够将他对于世界人生的洞悉和了悟，以亲近本真而融入善意和智慧的贴切方式做审美的呈现。

对不亚于思想力量的“美的力量”的推崇，是曹文轩文学立场的一个鲜明标举。他在早期短篇小说《蔷薇谷》中宣扬“美让绝望者重新升起希望”的可能性，让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曾令另一位俄罗斯文学巨匠、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尼仁琴都颇为费解的话：“美将拯救世界。”索尔尼仁琴在质疑之后也意识到：“在美的本质之中却有某种独特之处，那是在艺术的地位中的一种独特之处，即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说服力完全是无可辩驳的，它甚至迫使一颗反抗的心投降。”但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词中，用来结尾的则是俄语中被深爱的有关真理的一句格言：“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想象的，亦即违反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原理的怪念头上，我既为我本人的行动也为我对整个世界的作家的呼吁找到了基础。”索尔尼仁琴肯定了以“美”的形式呈现的文学的魅力，同时他又十分重视最为要紧的“真”的力量，而照亮“真”，往往需要理性这盏探照灯。曹文轩作为学者的理性有益于对“真”的寻索，但他摒弃现代小说所标榜的“深刻性”。他在《〈草房子〉写作札记》中论道：“现代小说的深刻性是以牺牲美感而换得的。现代小说必须走极端，不走极端，何以深刻？我不想要这份虚伪的深刻，我要的是真实。”因为要抗拒和反拨为了“深刻”而以“证丑”走极端的现代小说风气，曹文轩做出了坚守纯洁诗性的“证美”选择。不过，这一颇具决绝姿态的理性判断或理念，会不会也使其某些创作有意无意地走向另一种“极端”，继而同样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他想要的“真实”？曹文轩将“美感”作为其创作的精神向度，然而生活本身并不纯净，可能遍布粗粝的“杂质”，如果文学创作过多地滤去杂质，则呈现出的生活是否会有损本色而令人觉得不够笃实？曹文轩对于诗性之“美”与“雅”的坚定捍卫，从另一方面来说则意味着他对于“丑”甚或“俗”的坚决排斥。他在谈论“水”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时提及水是“干净的”，他的作品也有一种“洁癖”。一切肮脏、低俗、庸俗的趣味完全应当被文学艺术所鄙夷，然而在“洁癖”之下，俗世生活中毛茸茸的朴实之“俗”，是不是有时也会被无意中连带着摒弃了呢？就像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对待黑格尔哲学的那种态度，“把洗澡盆里的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曹文轩做过很多切中肯綮的小说研究，他在《生命之刀——读弗兰克·迈考特〈安琪拉的灰烬〉》一文中评析美国成长小说《安琪拉的灰烬》时，指出这部小说进行着两种叙事：“一是散文化的叙事，一是诗化的叙事。前者叙述的是庸常的生活，而后者叙述的是一种充满浪漫情调的生活。”比较而言，曹文轩书写苦难的成长小说明显重后者而轻前者。他似乎不屑于纳入庸常生活，即便写普通的日常生活也必对其进行高度艺术化的提炼和升华，这一水晶般的艺术品美则美矣，但会不会忽略了庸常或世俗生活本身也潜在的艺术表现可能性？事实上，小说对庸常生活和诗意生活进行恰当取舍和结合表现也会有助于增长文本内容及艺术的丰富性，并会给予儿童读者更为切实可感的进行成长选择的启示。这或许是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界都需要慎思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儿童文学都会出于对儿童的“保护意识”而对笔下的世界作出单纯而美好的过滤。

曹文轩写的关于安徒生的评论以《高贵的格调》为题，儿童文学是需要境界的，王国维论词所言的“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在儿童文学中也同样如此，曹文轩数十年来不断开疆辟域的儿童文学写作也始终以“高格”为追求。儿童文学绝对不是仅仅立足于儿童生活与心性的表层反映，否则就会变成低级的迎合。21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界出现了20世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老中青三代作家（还有更年轻的儿童、少年作家）都在这片园地里耕耘种植各自的庄稼和花木，共同丰富着中国儿童文学的美学风貌，题材众多而风格林立：描摹生活实态者有之，追求抒情唯美者有之，张扬奇幻想象者有之，崇奉游戏精神者有之，经营幽默品格者有之……一些作家秉持着对儿童的尊重和爱的责任坚守艺术品位，但也有一些在商业利诱下快速炮制，缺乏丰沛真实的生活体验，也缺乏浸润深厚的文学经验，生产了大量低水平的重复之作，以娱乐儿童和赚取利益为目的，这类不“庄重”的写作无法真正赢得孩子心底里的珍爱，也不能超越读者年龄而博得成人的欣赏。唯有从庄重之心出发的写作，才可能会有品质纯正、兴味浓醇的结晶——无论是其人文品格还是艺术质地。其实，在全世界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安徒生童话早已彰显了一个事实：真正经典的儿童文学，其故事情节和表现形式可以是充满孩子气的，但是要有跨越整个人生长度的底蕴在其中，即它不仅是一种“童年形式”，更是一种由童年出发的令人回味无穷的“人生形式”，而且还是一种与内容完美契合的令人玩味不已的“艺术形式”。优秀的儿童文学绝非是不起眼的甚至被人歧视的“丑小鸭”，它有着属于“白天鹅”的大气、高贵与优雅。儿童文学写作者们要有这种孵化“天鹅蛋”的自觉和自信。

对于以曹文轩为代表的所有庄重、虔诚地怀抱良愿奔向远方的儿童文学写作，对于所有的“天鹅蛋自觉”，我们满怀敬意。并寄予热望和深深祝福！

点评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副司长许正明——

曹文轩先生此次获奖是继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5年刘慈欣的代表作品《三体》获得雨果奖之后，中国文学领域的又一里程碑。

近年来，少儿出版呈高歌猛进之势。2016年全国共报送少儿类图书选题60700种，占全国图书出版选题总量的26%，较2015年度增加了12000种。在少儿类出版选题中，原创儿童文学占有重要的位置。从2016年的选题中可以看出，儿童文学名家新作不断，知名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保持旺盛的创作活力，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也不断涌现，一批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既叫好又叫座，儿童文学虽然从品种上讲不足少儿图书的五分之一，但是却占据少儿图书市场的二分之一份额。特别是近年来销售突破一千万册的作品不在少数。与此同时，中国的儿童文学也走出了国门，比如说曹文轩的多部作品已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韩国等国家受到小读者们的喜爱。从国家层面上讲，将在“十三五”期间组织实施儿童文学精品工程，资助和奖励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出版。可以说，中国的儿童文学迎来了一个黄金年代。我希望我们的儿童作家和出版单位创作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儿童文学作品，用一本本好书去滋润一颗颗童心，用一本本好书来伴随孩子们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