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陈且品佳陈酿

陶涛

近人治学，慕效西方，多举西方哲人的理论为圭臬，为真知灼见，为解决人生与社会顽疾的秘药良方。初入清华大学求学时，我亦立志将主要精力用于攻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探究西方政治伦理之源头。通过四年的研习及其后的思考，我也终于完成了《城邦的美德》一书，奉呈诸君。

然而，在撰写《城邦的美德》过程中，我才逐渐意识到，以中西之别，论学问大小，这种境界未免太幼稚了些，且有可能使人心胸逼仄。我们绝不应看低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能如钱穆批判的那样“模糊地崇拜西方，积极从事于全盘西化不着边际的憧憬”。万师俊人在为拙著赐序《去国方知故国愁》中云：“世存伦理善恶，人有国家情怀”，更是明确强调：我们作为中国人，难免对祖国及其传统文化有一种天然的情感依恋，或曰“文化乡愁”与“政治乡愁”。

就此而言，我深受启迪。我甚至认为，国家情怀不仅是人所具有的一种天然情感，更是一个有理想之人的道德自觉或道德追求；而无视甚至鄙视（并非理性地反思批判）国家共同体及其文化传统，皆非君子所为。但是，研究学术的人虽有国别，学术却没有国别。假如因为身在此山中，便盲目尊崇中国传统，却又是另一种不妥当了，因为我们虽是中国人，但首先是人，我们不能只关心中国，亦要关心人类。这也正如万师俊人分享的尼布尔的警示所言：“如果无视人类共同体的存在意义和人类共同的前途命运，逃避人类共同体的责任，所谓爱国主义就会不幸地变成一种‘扩大了的（国家）利己主义。”

因此，在我看来，学问或许不必急于区分中西之别，却要看清古今之异。不急于区分中西之别，便是不必急于分清“你”“我”，不要因为我们偶然降生在一个文化传统之中，便带着先天的偏见（无论偏好或偏坏）去看待它。看清古今之异，则是因为通过效法古人古语，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或解决当下的种种困忧。就如同只有品尝过陈酿，方知佳酒何样香。

诸多学者现今已然意识到这一点，反思科技便是其中鲜明的例子。如果一味追求科技“进步”，而不反思其价值与目的，科技带给人类的后果便是尤未可知的。政治理论的探究同样如此。现代性政体与政制的研究固不可少，但却不能遗忘政体与政制的最初目的或最终目的，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言，这即是城邦所有公民的幸福。所以，难道城邦式小国寡民的政治共同体一定不好吗？难道大政府一定是专制吗？难道资源分配倾向于弱势群体，就违背了平等的天赋权利吗？或许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

但是，“效法”绝不等同于“效仿”。“效仿”是一种模仿或再现，而“效法”则是通过思考判断，学习借鉴其优点与长处。毫无疑问，历史是一个不可逆传的过程，妄想回到过去，不仅是一种不必要的想法，更是一种非理性的态度。除此之外，古人也看不到我们的问题，理解不了我们的痛苦。若要“悠然见南山”，还要没有雾霾才行。

因此，“推陈”便是强调效法古人，即：我们要通过学习先贤思考问题的方式、观察世界的视野、解释世界的理论、追求的价值理想等，反思现代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当代人自己的解决方式。“推陈”是为了拓宽视野，是为了更准确地看待问题、更全面地理解问题，也是为了尽量避免时代带来的局限性。只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方能看破红尘中的忧乐疾苦。其实，无论孟子言必称尧舜，抑或荀子法先王法后王，都并非想回到过去，更像是借鉴古人，进而诉说着自己的政治理想。

当然，王国维曾说，“学问不分新旧，不分中西，不分有用无用”，这自是更高的一种境界。然而，分与不分往往都要因时、因事、因地、因人。有的时候，分是一种偏隅；有的时候，分却又是一种真理。就好像“女士优先”是对女性的尊重，而“男女平等”也是对女性的尊重一样。其中滋味，难以一言蔽之，而直在其中也。

总而言之，中西之别也好，古今之异也罢，都不过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在这里，我们不过是想说：不要片面地推崇西方文明，亦不要片面地推崇中华传统，才能充分地学习利用人类整体的智慧；不要局限在当下，更多地借鉴历史与古人，才能更清楚地看清现代社会的病因与症结。

至于《城邦的美德》一书，即是我尝试借鉴古人思想，进而思考政治伦理的一次努力与尝试。是我的第一部作品，是我学习亚里士多德的记录与体会。在亚氏那里，我深刻感受到，与其将政治视为权力或权谋，不若将其看作人类对理想生活的伦理追求。关爱所有人、追求人类的幸福，才是哲人们设定乌托邦或理想国的缘由所在。

在《城邦的美德》付梓之际，我由衷感到欣喜，但更多却是惴惴不安。幸有万师俊人赐序，为我撑起一片蓝天。正如师父所言：学习政治伦理的路何其修远，而我真正唯一能做且应该做的是：平心静气、上下求索，不负恩师教诲。

（作者系中国伦理学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理事，南京师范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