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环在《梧桐雨》与《长生殿》中形象的相异

○ 汪晓希

白朴的《梧桐雨》是一部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与之相比，洪昇的《长生殿》则是一部以浪漫主义为主兼有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这就导致了《梧桐雨》中的杨玉环比《长生殿》中的杨玉环更贴近历史原貌，而《长生殿》中所刻画的杨玉环比《梧桐雨》中杨玉环更加丰满、立体。

一

在《梧桐雨》中，白朴先借玄宗之口道出了杨贵妃的来历：“开元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乃主上圣节，妾身朝贺，圣上见妾貌类嫦娥，住内太真宫，赐号太真。天宝四年，册封为贵妃，宠幸殊甚。”这里白朴毫不避讳地交代了玄宗强占儿媳的历史事实，并透露出：杨贵妃并不是一个遵守儒家礼教的烈女。而在《长生殿》中，洪昇笔下的杨玉环在当上贵妃前是一名宫女，贞洁无瑕：“昨见宫女杨玉环，德性温和，丰姿秀丽。卜玆吉日，册为贵妃。”

两部作品中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截然不同。在《梧桐雨》中，安禄山加官进爵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是杨贵妃的义子，而正是贵妃的一句：“陛下，这人又矬矮，又会舞旋，留着解闷倒好。”使玄宗做出了将安禄山赐予贵妃做义子的决定。不但如此，安禄山起兵造反的原因，也与杨贵妃不无关系：“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可见在白朴笔下，安史之乱在一个层面上，是由杨贵妃干政、乱情引发的。但在《长生殿》中，杨玉环一直是不问政事、“在深宫自随驾”的守礼之人，高力士、永新、念奴以及大多数百姓对贵妃之死都怀有强烈的惋惜之情，从侧面强调了贵妃与安史之乱没有必然联系，突出了杨贵妃自缢于梨树之下的无辜与不幸。

在《梧桐雨》中，杨贵妃与安禄山关系暧昧且有悖君臣伦常，与被人们所称道的象征李、杨爱情高潮的“乞巧”相比，更是格格不入。在第一折杨贵妃的宾白中，紧随其身世介绍的是安禄山的出身，随之而来的是杨贵妃对安禄山的思念之情：“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且后文中杨贵妃在听闻“万岁来了，接驾”时的表现是：“旦惊云‘圣上来了！’”这个“惊”字很值得玩味。由此看来，所谓感天动地的李、杨爱情在《梧桐雨》中只是玄宗的一厢情愿。及至马嵬之变，杨贵妃临死前对不能自保的玄宗充满了埋怨：“陛下好下的也！”无异于往玄宗本就受伤的心上又插了一刀。可以想见在《梧桐雨》中，杨贵妃对唐玄宗虽有多年来朝夕相处的感情，但并非笃厚始终。而在《长生殿》中，杨贵妃对唐玄宗的爱情是精诚不散的。杨贵妃所追求的从始至终都是专一而永恒的爱情，她对玄宗忠贞，也要求玄宗对她专一。她的爱情理想集中体现在“献发”、“絮阁”、“密誓”中，而在“埋玉”一出中，杨贵妃的爱情则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望吾皇急切抛奴罢，只一句伤心话……”、“痛生生怎地舍官家！”、“臣妾受皇上深恩，杀身难报”。

在《梧桐雨》中，当贵妃听到“明日早起，幸蜀去来”的时候，悲叹道：“妾身怎生是好也！”既而又云：“陛下，怎受的途路之苦！”在大难面前，贵妃不但不能为君分忧，反而为其平添出一份烦恼。由此可见《梧桐雨》中的杨贵妃是不识大体的。而在《长生殿》中，玄宗在马嵬向杨贵妃致歉道：“妃子，只是累你劳顿，如之奈何！”杨妃则回道：“臣妾自应随驾，焉敢辞劳。只愿早早破贼，大驾还都便好。”由此衬托出贵妃的贤惠识体，与《梧桐雨》中的杨贵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外，洪昇笔下杨玉环的任性娇妒，在“傍讶”、“献发”、“夜怨”、“絮阁”四出中均有体现。以我们品书者的感觉正是那种恣纵、娇妒，使杨贵妃比之于那些严守“贞顺”之“妇德”的后妃更富有生气、更有血有肉；白朴笔下的杨贵妃能跳得好舞，而洪昇笔下的杨妃不但跳得一身好舞，还能制谱，其依据月宫“霓裳”所制出的新谱反胜天上。在她制谱遇到困难时能因莺啼找到灵感，足见其人冰雪聪明，展现了杨妃非凡的内在魅力；洪昇笔下杨贵妃在自缢之前已有悔意：“罪孽深重，望我佛度脱咱。”在“冥追”一出中，她更深刻感觉到了自己罪孽之深，在“情悔”一出中，杨妃的悔过达到了高潮：“对星月发心至诚，拜天地低头自省。皇天，皇天！念杨玉环呵，重重罪孽折罚来遭横祸”。

由此种种，使得《长生殿》中塑造的杨玉环形象大大超越了《梧桐雨》中的杨妃形象。

二

两部作品中杨玉环形象的相异性，与两位作者的身世、思想不同有很大关系。

白朴生于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1232一1233这两年间，国祸与家难接踵而至：金朝灭亡，白朴丧母。其时白父随金主出奔生死难料，可以说他几乎在同一时间失去了双亲，这必然在白朴心灵深处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以至于在白朴成年后“便有山川满目之叹”，由此可以看出白朴童年的这段遭遇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因此《梧桐雨》这部作品亦体现出了作者感叹人生变幻的题旨。还有就是白朴所生活的金元时期，统治金朝的女真族与统治元朝的蒙古族都属于草原游牧民族，在草原游牧文化影响下，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对冲和浸润，这些对白朴的人生观都不无影响。

白朴在创作《梧桐雨》之时，对贵妃的出身、秽事毫不避忌，以冷静、客观的笔法展现史实，表现出其与纲常伦理观念公开对峙的思想，其审美情趣也与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大相迥异，即追求感官刺激, 不自检束而放浪纵悠。

不难看出，白朴的《梧桐雨》中没有规避 “父夺子妻”的历史事实，绝类嫦娥，既而取入宫中，“昨寿邸杨妃，已命为女道士；策为贵妃，居太真院”一句，交代了杨妃进宫的始末，也因此说明了二人属于不伦之恋，本就被人们所不齿，不论当时还是后世，这段恋情在人们心中都是不被认可的。加之昏聩的唐玄宗赦安禄山不死，纵虎归山，为后来的悲剧结局埋下伏笔，这是造成杨妃“红颜祸水”悲剧命运的基础。而杨玉环这一彻底摆脱了伦理纲常束缚的形象塑造，是与作者追求随顺个体本性的思想不无关系。

洪昇生于顺治二年（1645），自10岁起，先后从陆繁弨、朱之京、毛先舒受业，这三人都是严守礼教的儒生。清初统治者又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因此儒家学说，伦理、道德的观念更加自然而然地在洪昇的思想中牢固地生根，成为他自己的信条。从洪昇的一生来看，他是当时地主阶级中一个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这就规定了他思想的阶级属性，积极维护封建伦理观念。由此也解释了洪昇在《长生殿》中为何会为杨贵妃尽洗秽事。而杨贵妃临死前“叩谢皇恩”这一行为既体现了她对玄宗用情极深的一面也体现了她对纲常的严格遵守。洪昇笔下的杨妃忠贞不二，体现了他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杨妃“罪孽深重，望我佛度脱咱”的悔过不仅体现了洪昇本人的佛学思想，还起到了其在自序中提到的“垂戒来世”的作用。此时，杨妃已不仅仅是她自己，同时也是作者洪昇，向人们说尽道理，旨在避免悲剧的再度发生。他让杨玉环的幽魂也知道忏悔，一直怀念唐玄宗。由于这种真情，两人终于在月宫重新团圆。作者不但对杨玉环形象极尽美化和净化，而且特别宣扬一种“一悔能教万孽清”的思想。作者意图总结历史的教训以垂戒来世，指出“古今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

通过比较两部作品中的杨玉环这一形象，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是其作者思想的外化，而作者思想的形成与其所生活的年代、家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