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郁达夫全集》补遗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的《郁达夫全集》一经问世。便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部12卷本的文集，堪称是“目前收录郁达夫作品内容最完备、信息最可靠的全集版本”。(李杭春《新版<郁迭夫全集>“新”在哪里?》，《中华读书报》2008年2月13日)较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郁达夫全集》，它不仅在卷次排序上作了调整，力图遵循郁氏创作体现出来的文学性和原创性，而且还吸取近年学术研究最新成果，新增(补)郁氏佚文22篇，并对所有文字参照最初版本和报刊，本着“严格尊重原刊，真实再现原貌”的原则，精心校订，修复如旧，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空间。

笔者曾就多年所见有关郁达夫资料认真核对了新版《郁达夫全集》(以下简称《全集》)部分卷次，深感编者在考核、辑佚、注释诸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同时也发现尚有可资补遗、探讨之处。略陈己见，求教方家，更期能在重印时酌加订正，使之臻于完美。

新发现的郁达夫侠文

郁达夫《闽游日记》1936年2月15日有下列记载：“……至三时，去影戏场讲演《中国新文学的展望》；来听的男女，约有千余人，挤得讲堂上水泄不通。讲完一小时，下台后，来求写字签名者，又有廿四五人，应付至晚上始毕。”郁达夫自到福州担任福建省参议员之后，他的行踪和言谈就广受各界关注。这样一次听众达千余人的大型演讲。对反映郁氏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应当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演讲的内容究竟如何，也是研究者所关注的。笔者有幸查阅到1936年2月23日《南京日报》的一则来自福州的通讯：《郁达夫在闽演讲，题为“中国文学的展望”》，提要为“普罗文学在中国是始终不会成功的。目前需要的是表现民族思想的文学”。为保存史料，兹将演讲内容原文(以下简称“原文”)录如下：

中国文学的展望

(一)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在五四时代曾发生剧烈的文言和白话的论战，这不过是文学工具问题，崇尚文言的说白话太空虚，崇尚白话的说文言不合时代，结果白话文取得胜利。白话文的兴起，全是那时青年人的力量，这是环境使然。中国在数千年来，对于青年人约束得非常利害，譬如，一，教青年人非六经中的文字不用，非六经中的言语不谈；二，家族制度中的亲亲长长；三，旧礼教下男女不同席，男女授受不亲等，(所)以在五四运动爆发，青年便极力起来反抗，这也是白话运动胜利的一种主要原因。

(二)思想解放了，一定要有一种归宿，于是青年便接收了欧美的各种思想，呈现极复杂的情况。到民国十四五年的时候，一般青年，渐渐有了一致的趋向，于是这种一律的思想，便发生了行动，就是国民革命成功。

(三)一种文学的产生，一定要有思想，一种文学的结果。一定会有一种行动。反转来说呢，就是有思想的文学才算真正的文学，不能够引起行动的文学，便不能够算文学。

(四)欧美各国的思想，本来很复杂，到大战以后，便形成了两种型式，一种是俄国武的共产主义思想，一种是意国式法西斯蒂思想，这两种，是把许多思想中集合起来的。中国在欧战大战以后，也产生了一种普罗文学，中间并分了许多派别，但终于中国的普罗阶级意识的形成，究竟没有外国的明显，也没有外国的森严，所以始终产不出伟大的作品，譬如中国农村中的人民有了数百块钱，在农村中可算资产阶级，但一到城市里，就够不上资格了，所以中国的阶级是有流动的普罗阶级的文学，始终不会成的。所以，文学的产生一定要有充分的背景，并且还要深切的去体念。

(五)在六七年前普罗文学顺行时，人们见了民族主义文学，似乎有些头痛，但在时代、环境、人种这三种素因中，民族主义文学便应着需要而兴盛起来。大凡民族文学的产生，一定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被侵略的，第二是侵略者，譬如德国的希脱勒，意国的墨索里尼，喊着民族文学，我们也在喊着民族文学，但民族文学一定要站在广义的立场，方才能够得到收获，如果狭义的崇拜英雄，把戚继光史可法等做为文学的材料来亘(宣)扬一下，这和老年怀念少年时的情形一样，是不会成功。简言之，我们要把民族文学引到行动上面去。

(六)将来的文艺要怎样呢?我以为必然是鼓吹民族思想的。至于怎样表现呢?那就需要新写实的方法，同时文学要有感情，有感情的文学作品，才是伟大的。

该报援引“福州通讯”曰：“中国新文学名家郁达夫氏，昨日下午三时应省会各界之请求，在南台电影场作公开之学术演讲，讲题为‘中国文学的展望，到会听众男女青年千余人。正三时，郁先生偕青年会总干事王君含笑登台，听众掌声雷动，首由王君作简单之介绍，次郁先生即开始演说……”初看之下，让人有种错觉，以为距发表日期前几日(21或22日)事。有了郁氏日记，当知该篇“福州通讯”稿成于16日，在《南京日报》转载时已是一周后的事情了。两相对比，“通讯”所叙述的演讲时间、会场情景均与郁氏日记相符，该演讲稿虽取自无名氏记录演讲纲要而以“通讯”形式发表，但确属出自郁达夫之口，从文中使用“希脱勒”的习惯译名看(参见新加坡学者连奇先生《郁达夫佚文的发现》文中对郁氏惯用译文的考释)，或许还经过了郁氏的审读，按通例当属于郁氏的著述文字。

经查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1986年11月香港第一版，以下简称《资料》)内《郁达夫简谱》对此事曾有记载：“同日(十五日)应邀到南台青年会作题为《中国新文学的展望》的演讲。演讲中说：‘今后新文学的趋向，将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为中心，而写作的方法，仍旧继承着普罗文学运动中所提出的新写实主义。”因无注明引用史料出处，笔者怀疑是参考了当时另外的报导内容。

1、演讲的场所有“南台青年会”与“南台影戏场(电影场)”的不同。郁氏自4日抵福州后，即在“南台青年会的这间面对闽江的四层高楼上住定”(日记)，而十五日上午匆匆自鼓山游历返寓后，忙着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连饭后想小睡的时间也没有了，“至三时，去影戏场讲演《中国新文学的展望》”，可见，影戏场并不一定在寓所的青年会内。若改为“应南台青年会邀请，至影戏场作题为《中国新文学的展望》的演讲”，似更恰当。

2、对照上录原文，在演讲内容上有所差异：原文虽然采取纲要形式分节记录，具有中心论点突出、循序渐进、口语化的特点。符合演讲时的逻辑思维模式。而《简谱》中所据文字过于概括，有明显的报导形式。最重要的是在内容的传述上，即作者的观点上似亦有“民族主义文学”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摆脱不会成功的普罗文学的)“新写实”与“仍旧继承着普罗文学运动中所提出的新写实主义”等概念及性质的迥异。这是需要新文学研究者们进一步加以分析和探讨的。

郁氏在闽期间，曾应各界邀请进行过多次的演讲，有些讲稿未见刊载，有些则以

通讯报导形式出现，对深入研究这一时期郁氏思想、生平和创作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如1936年3月1日郁达夫为福建青年学术研究会讲演《青年与做官》，日记中有简略记载，而未有演讲内容。据3月14日《南京日报》报导转述：“本人此次来福建，许多人笑我来做官，其实做官不一定是坏的，对于做官不满意，是因为升官发财和贪官污吏的给人不好印象所致，假如真正做好官，被人骂也不成问题，因此联想到青年出路，青年出路从积极方面说，要大事会做，小事也可以做。像天虚我生就是因为做小工事发了财，这很可效法。从消极方面说，要极力把生活必要条件减低，更不兴浪费。”其后还当场解答了青年提出的有关旧道德及民族文学诸项问题。

《郁达夫致邵洵美》书信的出处

《全集》书信卷中(P162)新增一通郁达夫致邵洵美的信，原信如下：洵美：

今天来上海，访你于金屋，没有见到。送我的书，谢谢。看见狮吼第五期搬家一篇，大有George Moore的风味，是近来少见的飘逸的文章。这一类东西，希望多多出现，可以转换转换风气。迷羊的批评，当然是你做的，狠的切，我并且要感谢你读得如此详尽。

达夫

因该信的收录是依据陈梦熊先生《郁达夫致邵洵美遗札》(原栽南京《文教资料》1999年第6期)一文，其中似未注明原信刊发出处，故而仅在篇尾注释为：“据一九九九年《文教资料》第六期”。经查旧存笔记，该信刊登在1928年10月1日出版的由邵洵美、章克标主编《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七期“狮吼邮箱”栏中，原题“郁达夫先生来函”。信中提及的“搬家”即指第五期(9月1日出版)中刊登的邵洵美所作散文(1928年7月7日初稿)。“迷羊的批评”指同期“介绍批评与讨论”栏目中对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1月初版之郁达夫著中篇小说《迷羊》(一名：恋爱之花)的评论。原文无署名，据郁达夫的猜测是出于邵洵美之手，文章写到：“总之，本书确是一个老手所写出来的；其实是狠简单的情节，而由他写来则竟然变成曲折离奇，比之一般记录式之写实小说。自是不同。”

于此可按编辑体例订正注释为：“原载《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七期，1928年10月1日出版。”

顺便一提的是：该通书信中涉及的两篇邵洵美的文章，其前者未见收录由陈子善先生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6月出版之《洵美文存》中，或许是这部搜集较为齐全的邵洵美著述仅限定为文学批评和文艺随笔而非散文创作?那么发表在1926~F8月20日上海《申报》上邵洵美那篇介绍张道藩的文章《一个留英的画家》，应该符合“文坛交游的追忆”(《洵美文存》选编者序言)范围内的，也许已经收录于上海书店编辑出版的5卷本《邵洵美文集》中?这部涵盖邵洵美的诗歌、散文、随笔和翻译文字的著作。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邵洵美这位集诗人、翻译家和出版家于一身的人物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郁达夫《闽海双鱼>的注释

《全集》书信卷中(P251)新增一通郁达夫致王映霞的信，冠以“闽海双鱼”的题名，并注明：“此信据沈平子《郁达夫一通佚信的发现》，载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华读书报》，首次收入全集。”但在篇尾的注释中又作：“原载一九三六年四月六日天津《庸报》，据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华读书报》。”显然说明所依据的出处均为沈文，这是不确切而且值得商榷的。

1、《中华读书报》发表沈文的时间为2000年10月18日“每周瞭望”版，并非2000年10月23日，注释引文有误。

2、沈文中提供的这通郁达夫书信发表于1936年4月2日南京《新民报》“各地通讯”栏目，而非1936年4月6日天津《庸报》。经与该卷编辑联系查询，得知导致注释出现差异的原因为参照了2001年2月24日天津《今晚报》载高洪钧先生《关于<郁达夫一通佚信之发现>的补充和遗诗三首》一文，文中认为：

郁达夫这通意在“辟谣正身”的家书，正经地公开发表，应是在同年4月6日的天津《庸报》上。家书中写道：“这一封私信，你阅后以为可以发表，请拿去交给大慈(编者按，即陈大慈)。头上加一个《闽海双鱼》的题目就对。”《庸报》完全照这么办了，还插有“编者按”；标题用的是《闽海双鱼》。

这里所谓“正经地公开发表”，是认为南京《新民报》发表时采用的《做官不忘恋爱，郁达夫两头忙；既忙于陪小心，又忙于陪饭局》新闻式标题不符合作者的原意，即“头上加一个《闽海双鱼》的题目就对”；而《全集》编辑则为更真实地还原作家的创作原貌，也认为以《闽海双鱼》为题的完整书信，显然《庸报》所载更合全集编纂对原始出处的要求。

这样一来就产生出一个问题，即如何界定“原始出处”?是根据题目还是内容?仅以书信而论，通常发表时多是采用“某某致某某”的标题，注重的是书信的受信人、内容和写作时间，至于图书、报刊编者给书信(选、集)冠以什么标题是次要的。仅仅因为“原载”时被栏目编者作了花边新闻的标题处理而显得“不正经”，就否认它的内容完整性和“原始出处”，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况且在《全集》编辑时，编者依据作者当初的本意，重新恢复、拟定标题，也并不影响对所收书信原始出处的定夺。郁达夫的文章被转载或一稿几发的现象很多，如他的游记《烂柯梦纪》最初收在1933年12月杭江铁路局初版的《浙东景物纪略》里。而后曾单篇发表于1934年2月1日出版的《时代图书半月刊》5卷7期中；1934年3月12日郁达夫作有《西江月贺救济院举办之集团婚礼》词一首，发表于1934年3月16日杭州《东南日报·吴越春秋》第266期，更以“郁达夫贺词杭州救济院举办集团婚礼”为题转载于1934年4月10日南京《中央日报·中央公园》(如仅以标题看，后者注明“杭州救济院”似更准确)等等，均按编辑通例采用了前者，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高先生文中认为早几天发表于《新民报》的信是被南京“截获”的，也颇令人费解。如果不是受信人王映霞的投稿(或授意认可)，谁能对一通私家信进行“截获”而公开发表呢?退一步说，虽非“作者的意愿”而先期发表在指定的报刊上，但作为被授权“阅后以为可以发表”的王映霞来说。也是有权利在相应的报刊上发表的。这，并非完全不符合“作者的意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篇尾注释以“原裁一九三六年四月二日南京《新民报》”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