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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弢《琐忆》的一场争议

时间:2024-05-20

倪墨炎

关于《琐忆》的真实性问题。曾有过一场争议。重温这场争议,我以为还是很有意义的。

争议的起端

在中国近现代名人中,拥有回忆文的数量最多者,恐怕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回忆鲁迅的文字,是研究鲁迅的极重要的史料。王世家选编,李文儒、杨良志、孙郁、黄乔生参与策划的皇皇六大册的《鲁迅回忆录》,由北京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它以空前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研究者的需要,也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套巨编出版之前,陈漱渝先生为它写了一篇长序,并先在《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7期上发表。这篇长序中的一段话发生了争议。这段话全文如下:

使读者对回忆录真实性产生怀疑的还跟作者的中介性联想有关。有的作者撰写鲁迅回忆录时,常常借助鲁迅的书信、日记和著作唤起回忆。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不能使回忆内容超越跟鲁迅交往的实际程度,也不应使鲁迅的日常口语跟书面语言过于贴近,比如唐弢《琐忆》一文写道:“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将出面主持‘公道,结果还是被人家扔弃了。当宣传正在大吹大擂地进行的时候,鲁迅先生为我们讲了个故事,他说:‘我们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跟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奔走告人,说是阔佬和他讲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啦,他对我说:滚出去!听讲故事的莫不大笑起来。还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闹得满城风雨。鲁迅先生幽默地说:‘同学同泳,皮肉偶然相碰,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再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这样,每个人都是……喏!喏!我们已经笑不可仰了,鲁迅先生却又站起身来,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这段文字对鲁迅的描绘可谓形神兼备,初读令人忍俊不止。但掩卷深思,就会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日本占领东三省是在1931年秋天,而唐弢认识鲁迅是在1934年初。关于阔佬骂小瘪三的那段话,出自《且介亭杂文》中的《说“面子”》,很难令读者相信是鲁迅跟唐先生等少数人的私下交谈,至于“男女大防”的那段精彩议论,则见诸《花边文学》中的《奇怪》一文。读者也很难相信唐先生二十七年之后的回忆能够跟原文如此之贴近。

陈漱渝的长序发表后,很快就有了不同意见。《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2期发表伍隼先生《为<琐忆>一辩》,和天心先生的《也谈<琐忆>》。同刊1998年第4期又刊出唐驶夫人沈絮云女士的两封信,和《本刊说明》。规模不大的这场争议,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争议的胜负

陈漱渝的长序中,对《琐忆》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主要理由是:文中所记“鲁迅的日常口语跟书面语言过于贴近”。回忆文中鲁迅所说的话与鲁迅作品中的话十分一致,怎么就能断定这回忆文一定不真实呢?如果唐先生听鲁迅所说的话,发现与他作品中的话十分相似,就干脆采用作品中的话,免得自己在复述时走样,这有什么不可以呢?陈漱渝的质疑还有一个小理由:“日本占领东三省是在1931年秋天,而唐弢认识鲁迅是在1934年初。”这点更无法断定《琐忆》会有什么不真实。1931年发生的事,1934年后仍在谈论,因为这是国土沦丧的大事,是国人几年间议论的热点,正常得很。何以质疑?陈漱渝质疑《琐忆》真实性的两条理由,力度不够,甚或可以说是站不住脚的。

伍隼的《为《琐忆》一辩》中就认为:“(唐弢)明明知道鲁迅先生写过《说“面子”》和《奇怪》这两篇文章,也明明知道自己写《琐忆》,与鲁迅先生上述两篇文章在内容上会有共通之处,但他没有回避这一点,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将鲁迅先生后来写成文章而在此之前曾经与他谈起过的话语记下来,并且将这一情况明白告诉读者,这态度,是光明磊落的。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以訾议的地方。”这段话说得有道理,对陈漱渝的批驳有力。伍隼又说:“日本占领东北以后这八个字,时间段比较长,涵盖面比较广,它简直容得下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是决不应该在1931年秋天划上句号的——抗日成为所有有血性的中国人的共同话题,唐弢同志说自己曾从鲁迅先生这里听到有关日本占领东北的谈话,《回忆鲁迅先生》(倪按:书名后改为《鲁迅回忆录》)的序文却认为这一点‘很难令读者相信,这样的判断,不是有点令人惊诧么!”伍先生这段话合乎当时史实。伍隼还说:“我认为,如果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轻易下什么唐弢‘回忆内容超越跟鲁迅交往的实际程度之类的结论,至少是不够慎重的。”这位伍隼,从其文中可知他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复钦瀚先生。

天心的《也谈(琐忆)》,提出了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史实:鲁迅1936年3月17日致唐弢信中说,“我的住址还想不公开”;1936年8月20日致唐弢信中,又提醒唐先生,给他写信由内山书店转时,“可用周豫才”。而后一封信的书写日期,离鲁迅逝世只有两个月了,鲁迅又是在重病之中。这说明唐弢在鲁迅生前没有到过鲁迅的家,而且鲁、唐间的交往其实并不密切。但这个史实无法直接证明《琐忆》失实,唐弢并没在《琐忆》中明确说到过鲁迅的家。因此,天心的短文,实际上对陈漱渝的观点帮不上多少忙。

沈女士的两封信,也是说理的,并非作为家属只是简单地提出抗议。例如,回忆文中引用鲁迅的文字,唐弢曾有过说明。“会见他所崇敬的前辈,对某些谈话,某些动作终生难忘,恐怕不能说不在情理之中吧!至于文字跟鲁迅的原文贴近,他在《鲁迅的故事·写完以后的话》中有过解释,对于鲁迅发表过的文字,‘如果重新改写,难道能够比鲁迅先生自己写得更好吗。”至于1931年东北沦亡1934年还在谈论,更是普通常识,沈先生也列举了当年的史实。沈先生在信中提出两点要求:“1、在《月刊》上说明“序言”中那一段已经删去,并请简单说明理由。2、请把《琐忆》收进回忆录。”

在《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4期上,刊出《本刊说明》,其中说:“陈漱渝同志表示,他的‘序言仅代表他个人的看法,对于来自各方面出于善意而又充分说理的批评他均表示欢迎。陈漱渝同志表示唐弢先生是他十分尊重的师长,他在《重展遗简忆恩师》一文中已经充分表达了对唐先生的真实情感,此文先在本刊发表,后收入《唐弢纪念集》。对唐先生个别文章写法的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无损于唐先生在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建树,更无损于先生的日月之明。他同意在《回

忆鲁迅先生》一书公开出版之前,删去序言中涉及《琐亿》一文的全部文字,以免引起误解。”陈漱渝是“本刊”的主编,这篇《本刊说明》如不是陈先生亲自起草,也当由陈先生过目改定。

这场争议的结果是:《回忆鲁迅先生》后定名为《鲁迅回忆录》,于1999年1月出版,《琐忆》编入其中;序言中关于《琐忆》的一段文字,连同标点符号,全部删去。

但是这样的结果,是违背历史的真实的。

争议不能结束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听到《琐忆》不真实的说法。第一个同我说的,是柯灵先生。那天在上海作家协会东厅开一个二三十人的会。柯灵、丁景唐和我坐在一张三人椅上。柯老的头伸到丁先生面前,对我说:鲁迅1936年逝世前几个月,还写信给他,表示住址不能告诉他;又在另一信中要他写信由内山书店转,信封上可写周豫才。说是鲁迅与他多次会见,怎么可能呢?你回家查一查鲁迅日记、鲁迅书信就知道了。柯老还说了另外一些情况。不久有人告诉我:柯、唐原是好朋友,“文革”中闹翻了,两人在说对方怎么样,都有点意气用事。柯、唐在我的心目中,地位相等,都是有成就的前辈,但既然有不同的说法,或许其中确有是非呢,都被指为“意气用事”,也可能未必公正。不久,又有人告诉我:王西彦先生说,唐弢有的回忆文,不大可信。因为事关鲁迅研究,我有了进一步核查的兴趣。

经我多方面的核查,唐先生有多篇回忆录失实。这里只谈《琐忆》。我核查后的结论是:《琐忆》中写鲁、唐相见共七次。第一次相见,文中说明了时间、地点,就是《申报·自由谈》编者宴请几位作者的那次,鲁迅日记有记,唐弢在鲁迅逝世不久也曾写过文章。这次相见,文中所写应该说是合乎史实的。但其余六次相见,文中都没有说明时间、地点。查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鲁迅著作,未见有相关记载。又查唐弢著作,越查却越觉得这六次相见是虚构的。这里且举一例。在六次相见中,有一次是谈“男女同泳”的。唐弢在《鲁迅先生的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出版)中就谈到关于“男女同泳”的事:“有一天,我们几个青年和鲁迅先生在一起吃饭,饭后谈到了这件事。鲁迅先生用右手抹了一把胡须,开始严肃地说……”下面所述,和《琐忆》所记大致相同。1958年唐驶写《英译本(两地书)序》,又写到了鲁迅“和几个青年闲谈”谈到了“男女同泳”的故事。同样的内容,唐弢先后写了三次,是否就一定真实了呢?并不。我查阅了不少同时代人写的回忆录。各方面综合起来,发现问题很多:这次鲁迅和青年一起吃饭、谈话,发生在何时?②发生在何地?在青年会,或在一所中学,或在公园里?③活动是谁主办的?是左联,或唐先生所在的邮局职工会,或是哪个青年组织?④由于反动当局搞白色恐怖等原因,鲁迅和青年一起吃饭、谈话这类活动是很少很少的。如真的难得搞这么一次活动,那文艺界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茅盾、胡风、萧军、萧红、徐懋庸等等怎么会都没有参加,也都没有所知,因而他们所写的回忆录中都没有记这件事?何以参与其事的,却只有一个在当时文坛上刚露头角的业余作者唐弢?⑤鲁迅是当年的顶级作家,他去参观一次全国木刻作品展览会,当时报刊上就登了不少报道和照片。这次与青年的活动。怎么不见任何一点报道和照片?⑥与青年们一起吃饭和谈话,鲁迅日记不记,何以事前事后也没有和许广平谈起,以致后来许广平几次写“鲁迅与青年”的回忆录,都没有谈起这一件事?⑦再读鲁迅致唐弢的很有限的几封信,1936年3月还对唐先生说“我的住址还想不公开”,8月还告诉唐先生信由内山书店转交时“可用周豫才”,也不像经常相见甚或还不断陪同与青年见面的那种身份。经过反复的核查和慎重的考虑,我有把握地认为:这次会见是子虚乌有的,是虚构的。《琐记》中其他的五次会见,我也得出了同样结论。

必须指出的是,唐先生虚构这六次会见,完全是信口开河还是也有一点“依据”呢?有一点“依据”。如第二回的相会相谈,是以鲁迅的杂文《黄祸》为依据的;第三回的相会相谈,是以《忆刘半农君》为依据的;第四回的相会相谈,是以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中所记的一则故事为依据的;第五回的相见相谈,是以杂文《说“面子”》为依据的;第六回的相见相谈,是以杂文《奇怪》为依据的。在查清了这些“依据”后,可以明确指出:《琐忆》中不少鲁迅所说的话与鲁迅作品中的文字十分一致,不是唐先生听鲁迅说的而是据作品抄录的。

根据上述大量的核查结果,我才写了《唐弢<琐忆>的真实性质疑》一文,发表于2002年11月30日的《文汇报·学林》。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陈漱渝前后不一的看法和做法,本来已被怀疑其真实性的《琐忆》,被认为是无可怀疑的了。《琐忆》被继续编入中学语文教材流传,直到2003年才从教材中抽去。陈漱渝从他的长序中删去关于《琐忆》的全部内容,并将《琐忆》编入《鲁迅回忆录》,如果是他认识到了他质疑的两点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是他错了,他当时的认识水平如此,这是无话可说的。但《本刊说明》中却是:“他同意……删去序言中涉及《琐忆》一文的全部文字,以免引起误解。”这是否意味着:他并不认为自己错了,只是为免“误解”。也就是说,他是为了摆脱“人事”上的“尴尬”,才让他仍认为可疑的《琐忆》继续流传的。如真是这样,应该说,这是陈漱渝对鲁迅和广大读者的不尊重和不负责任。我2002年发表的文章,固然指出了《琐忆》真相,也不指名批评了陈漱渝的错误。

往事又重提

岁月悠悠,很快十多年过去了。在这段不短的时间内,陈漱渝对他在《琐忆》争论中的出尔反尔、散布不负责任的影响,心安理得,没有再说过什么。近年他忽然对回忆录的鉴定、考核发生了兴趣,发表了多篇有关的文章。2007年10月18日《人民政协报》上就有他的一篇《鲁迅的“危险”与“好玩”——兼谈回忆录的鉴别》,其中写到了他的久别了的恩师唐弢先生的回忆录。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是一个吃了几十年鲁迅饭的人,跟唐弢先生也多有接触,至今仍尊之为恩师。在《唐弢文集》的书信卷中,致我的信恐怕最多。据我了解,从1934年7月至1936年6月的两年中间,在鲁迅日记中关于唐弢的记载只有21处,主要内容是唐先生向鲁迅请教读书、学外语以及编刊物方面的问题。唐先生致鲁迅信共13封,鲁迅复信8封,现存7封(1936年3月31日复信今佚)。两人见面的情况日记上似无记载。据唐先生说,他除了在版画展览会曾与鲁迅邂逅,主要是在《自由谈》作者的聚餐时见过面。直到1936年3月17日,鲁迅仍然不愿向唐先生公开他的住址,只同意由内山书店转信。……1976年7月唐先生写过一篇回忆录《断片》。他说:“由于我认识鲁迅较晚,又没有具体工作关系,因此我和他的接触并不多。”我认为这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说法。

在陈漱渝的这段文字中,至少有两点不符合史实:①“据唐先生说,他除了在版画展览会曾与鲁迅邂逅,主要是在《自由谈》作者的聚餐时见过面。”请问:唐先生在哪里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唐先生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去写《琐忆》了,不会去写加起来多达二十多次的“会见”了。而且这样说也和史实大有出入。唐先生还在内山书店、在《太白》宴请作者时(两人不在同桌)邂逅。唐先生还说过,他和鲁迅曾参加过林语堂的一次家宴。(对这次赴宴还没有进一步证实或否定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应先予肯定)所以“据唐先生说”这句话。如果是陈漱渝自己概括出来的,也和史实不合。唐弢先生说“我和他的接触并不多”。这“并不多”是可宽可紧的,二三次是“并不多”,二十几次也可说“并不多”。唐先生自己说相见相谈是二十几次,而实际上真正的相见相谈不过二三次;就是在《断片》中,不是又虚构了几次吗。所以“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云云,是陈先生的又一次信口开河。

陈漱渝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的这段话,表明他是知道唐、鲁相见相谈是很少很少的。“两人见面的情况日记上似无记载”。可见,陈先生当年将自己的长序中关于《琐忆》的一段话发表了又删去,岸然将《琐忆》编入《鲁迅回忆录》,完全是为了摆脱自己在“人事”上的“尴尬”境地。陈先生出于一已之私。竟然没有想到要对鲁迅尊重和负责,也没有想到要对读者尊重和负责。都快十年过去了,这次陈先生怎么又谈起此事了呢?或许是想为“恩师”说几句“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之类的好话,可是事先没有查核好,反而再次出了“恩师”的“洋相”。这样的出尔反尔的折腾没完,唐先生地下有知,会安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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