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叙事视角下 “返乡”式母题哲学意蕴的解读——以鲁迅《故乡》为例

⊙胡晓［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一、“返乡-在乡-离乡”的环形叙事母题

（一）第一人称内聚焦并行两条线索相互交叉

“返乡—在乡—离乡”可以说是《故乡》中表现主题或情节的最基本线索，围绕着主人公“我”在这趟旅程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这一趟回乡旅程在叙事上呈现出闭环性圆形结构，正是母题结构中从起点经历漫长故事情节的延展铺开又回到起点式；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反复出现“返乡”这个因素，故乡，承载着我们依恋的客体，成为文化心理认同的符号。此外，不同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 “返乡”题材具有延续性、一致性。

返乡的路途是属于成年后充满惆怅的“我”触景生情而产生的回忆，那个叙事的“我”，却是幼时单纯善良，周家还没有衰败前的“我”。这两个第一人称，相隔几十载，看故乡的眼光自是不同。这两个并行的叙事者的眼光，产生了强烈的时间对比效应。少年时代与闰土一起玩耍的“我”对应的是“回忆中的故乡”，现在回乡变卖老屋、带着母亲离乡的“我”对应着“现实中的故乡”。表面上是“返乡—在乡—离乡”一条母题主线，实际上交叉着现在时的体验和过去时的回忆，并行交错，形成叙事张力，在两相对比中更加凸显时间消磨的力量。

（二）运用直接引语话语模式模拟现场感

《叙事学》中对“话语模式”的定义是研究叙述与人物语言的关系，在儿时的“我”这个体验主体的叙述线索中，常用一些自由间接引语对叙事进行干预，增强了回忆主体的感伤情调。此外，里面几处主要人物对话的直接引语更是直接展示了整个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状态：热情、友好、疑虑、不安、憎恶、嘲讽等。

在回忆中的故乡，那个健康、活泼、皮肤黝黑、充满生命张力的少年闰土与“我”在雪夜捕鸟、夏日海边西瓜地插猹、潮汛来时跳鱼儿等中的交流型对话，展示了二人儿时的天真烂漫。与少年闰土和“我”呈现出来的交流型人物对话不同，另外一个主要人物杨二嫂的对话，展示为含混型，对话中包含着多重意义。成年后的叙述主体“我”把眼前看到的杨二嫂的体态形象形容成“圆规式的姿势”，我们看下面一段杨二嫂的话：

杨二嫂：“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这句话表面上看是一种恭维，而深处却展现了小市民那种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爱贪小便宜的性格，给自己和对方找个台阶下。这里对话虽在进行，却是杨二嫂一个人在自说自话、自我表演。叙述者“我”在这里只是展示对话，毫无贬词，但人物性格和作者的反讽早已通过对现场情景的描写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读者感受到的是杨二嫂的圆滑、奸诈和世故。

这些直接引语话语模式带给我们强烈的现场感，尤其是再次见到中年闰土，闰土那种欢喜又凄凉的神态，以及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唯唯诺诺的那句“老爷！”更是让“我”瞬间与眼前人物仿佛身处两个世界，阶层早已成为无声无形的壁垒将二人隔绝开来。

二、“返乡”类母题的形成

（一）“返乡”类母题形成的社会因素

“返乡”类母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发展的。中华民族是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天时地利指导着我们的农业生产，形成了深厚的农耕文化。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土”是中华民族的命根。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从土里来到土里去的民族来说，土地是文化诞生的物质根源。

在农业不发达的远古社会，农业收成的好坏全听凭“老天爷”，当时的人对天时非常重视，于是便有了指导农业生产的农历，有了 “二十四节气”，反映了我们民族对时间、对土地的敏感，这就是“返乡”类母题形成的社会因素，故土对农业、生命有深层影响，甚至塑造了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渗透到文学作品中，就形成了“返乡”类的母题。

（二）“返乡”类母题形成的心理因素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在现代行为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把人类的需求分为五种不同层次，如下图：

按照马斯洛的理论，这是一个呈现出三角形金字塔结构形状的需求层次图，其中处于最底部的生理需求包括呼吸、食物、水、睡眠等满足人作为物种生命基本生存的一系列要素，第二层安全需求包括人身安全、健康保障等，第三层归属与爱的需求包括亲情、爱情、友情等一系列情感依托，第四层尊重需求包括自我尊重和被他人尊重，第五层自我实现包括自我人生价值等更高境界的要素。

结合鲁迅《故乡》的主题，结合鲁迅的个人成长经历，可以看出鲁迅对故乡的牵挂惦念更多地表现为悲怨着、批判着、启蒙着，这即是作者内心最重要的第三层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故乡这个词和土地、文化相关联，是我们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础。有些漂泊异地的人，怕水土不服，会带一抔故乡的土，掬一杯故乡的沙。身处大洋彼岸，看到黑头发、黄皮肤，说着中文的“老乡”，会格外亲切，什么是“老乡”？无非是大家来自地理位置相近的地域，分享着近似的文化传统与理念，例如方言乡音、饮食习惯、祭祀风俗、人情世故等。在故乡，我们的文化身份是主体；而到了异乡，我们的文化身份是“异客”，成了少数群体，身处异乡的人们怕被边缘化，转而放弃或转变自己原有的理念，拼命融入新环境。但等我们真正接受新环境，获取新的文化身份的时候，却因为自身思想的改变，丧失了与家乡相关联的旧的文化身份。因此在精神上无处归属，处于寻根认同的两难——新环境中常常感到失控，渴望回到代表旧环境的故乡。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们所依依不舍的故乡，其实并非地理上的某个地名或者处所，而是小时候在父母面前承欢膝下的时光，童年与小伙伴们一起无忧无虑的时光，我们所怀念的其实并不是地点，而是人，有着浓浓人情味的氛围。鲁迅早已明悟这个道理，在故乡，早年家族争产，中年包办婚姻、兄弟失和，故乡早就不能承载他心中的“归属与爱”，所以鲁迅晚年选择上海作为“归骨之所”，从此再未踏进故乡的土地。

三、“返乡”类母题文本的哲学意蕴层

（一）精神故乡的失落

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中，返乡的叙事者是“我”，这个“我”实际上是已经长大成熟的“我”，成年的“我”历经了岁月沧桑，返乡的原因是变卖祖宅。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回忆的百草园，包括上课时描摹的《西游记》绣像画，现在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

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中国人心中对于土地的依恋是根植于集体无意识中的。中国人多少带有一些对于土地的依恋——从月球带回来的土，许多人下意识关心的是：能不能种菜？当灾难来临时，在西方的文化里是造一艘诺亚方舟，载着人类一起跑，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而我们是带着“地球”（象征着家园）去流浪，西方文化对家园没有像中国人那般留恋。我们自古以来就有神话传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家门口有王屋山和太行山，愚公去移山也不肯搬家，大禹十三载栉风沐雨“三过家门而不入”，改堵为疏去治水，就是不愿意搬家，所以我们相应有了“安土重迁”“叶落归根”这样的成语。

鲁迅回乡的目的是卖祖宅，依传统眼光来看显然是极不光彩的，作为当事人的“我”，心情沉重似“不肖子孙”。《故乡》一开始的基调就是灰蒙蒙的——设定的季节是深冬，天气是 “阴晦”的，冷飕飕的吹进返乡的船舱，天色是“苍黄的”，村庄是“萧索”的，主人公的心情是悲凉的。

（二）寻根认同的两难

因“科场行贿案”而家道中落，幼年鲁迅陷入经济上的四面楚歌，被同族人逼走，他深刻洞察了人性的善恶，青年鲁迅东渡重洋，去日本仙台学习医学成为那里留学生中“唯一的中国人”。异国他乡求学的鲁迅后来弃医从文，立志从思想上改造国人灵魂，达到启蒙疗救的目的。鲁迅在《故乡》中提到此次回到故乡是1919 的冬天，此时距离他报考“水师学堂”离开家乡已经过去二十余年了。

“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两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鲁迅用“冒着”一词，显然在内心他是极不情愿的。我们仔细玩味“两千余里”和“二十余年”这两个词，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不同于“近乡情怯”，“故乡”这个词对鲁迅是陌生的，他所受的教育也让他无法融入那个代表“礼义仁智孝”旧式传统伦理道德的故乡。

此时的鲁迅更像是贺知章《回乡偶书》中“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那位“客”，而笑他这位“客”的儿童正好是《故乡》中自己的侄子宏儿，宏儿对鲁迅的态度是：“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鲁迅沉浸于自己儿时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鲁迅和眼前的故乡之间鲜明地展示了审美者与审美对象、感知者与感知对象互为主体的主体间性——“你不认识我，我也不熟悉你，我对你陌生，你对我拒绝，双方相互嘲弄。”鲁迅在对故乡的认同上成了无根漂萍，故乡对于鲁迅来说成了回不去的远方。故乡对鲁迅来说是一块血肉模糊的伤疤，随着时间的推移，伤疤虽好，疼痛却从未治愈。

（三）生命的轮回意识和“失望—迷惘—希望”的矛盾

文学说到底是人学，文学作品能不能成为经典，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中能否经得起推敲品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主题意蕴层开掘得深不深，所以文学也是哲学。亚里士多德就说“写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

鲁迅的《故乡》在主题层面就有了某种哲学意蕴，他把宇宙人生的无解命题和困惑交给读者，让读者在联想和思考中获得领悟。

《故乡》中的叙述者“我”回到故乡后，侄子宏儿就“飞出了”来看“我”这个素未谋面的伯父，正如时光飞逝到几十年前，快过年的时候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飞跑出去见闰土，动作惊人相似。彼时少年闰土很害羞怕见人，正好和几十年后中年闰土带过来玩的第五个孩子水生的表情神态一样。几十年前，正月快过完，闰土该走了，“我”急得直跳脚，大哭，正如几十年后，侄子宏儿得知他刚刚熟络的小伙伴水生也即将要走时，他“瞪大黑眼睛痴痴地想，水生还约我到他家去玩咧！”

水生和宏儿，就像当年的闰土和“我”。对于闰土和“我”而言，是生活的辛酸苦辣，对于水生和宏儿而言，是不是也是一次人生离别的重演呢？那么，这样的轮回是好，还是不好呢？那么，我们是抱有希望好呢，还是不抱希望好呢？如果抱有希望，谁又能说不是悲剧的重现呢？“我”等来的只有闰土那拱手作揖和一句“老爷”的无形隔膜，那索性不如不抱希望，倒省得希望落空。

钱理群教授说鲁迅的作品有“自我辩驳”的气质，我们也是在不断辨析中无限接近形而上的哲学意蕴层，去更多地涉足作者留给我们的意义空间。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的艺术魅力才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