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1925 年鲁迅杂文简论

⊙王静［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太原 030012］

世人把鲁迅的杂文比作是匕首、投枪，鲁迅对杂文的嗜好，使得杂文成为表现鲁迅思想和情感的手段。鲁迅杂文创作开始于他思想发展前期，即1918 年到1925 年，至1925 年鲁迅杂文创作渐趋成熟。1918 年到1925年间鲁迅杂文多集中于《坟》和《热风》中，《坟》与《热风》初步体现了鲁迅的杂文特征。

一、批判国民劣根性

任何民族都有独特的品性和习惯，也就是所谓国民性。国民性中不好的习惯即劣根性，是特定文化习惯、价值传统等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鲁迅求学日本期间，幻灯片事件深深刺痛他的内心，促使他从国人身上寻找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症结所在，进而使他对国民劣根性有了深刻认识。鲁迅对造成国民劣根性的最主要因素——封建道德伦理进行了重新评判。

鲁迅选择了揭露时弊的最佳手段——杂文，并将文艺作为唤起人民摆脱封建束缚的力量。1918 年至1922年《热风》中他用随感录形式任意而谈生活中的问题。到1924 年和1925 年，鲁迅杂文写作内容更加深刻，风格也更多样，《坟》中几篇篇幅较长的杂文《灯下漫笔》《论睁了眼看》等对社会问题看法独具特色。面对封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鲁迅通过杂文对之进行了彻底揭露和批判。鲁迅早期杂文创作中已经善于运用讽刺、比喻等艺术表现手法去充分表现自己的内心，如《春末闲谈》中以细腰蜂毒针下不死不活的青虫比喻民族危难下不思进取的国人，揭露现实却笔法曲折，风格独特而高明。

鲁迅杂文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提出问题，进而用生活中的事例去说明道理。1918 年到1925 年的鲁迅杂文中大量篇目从生活的角度谈到中国封建文化下的伦理道德，有被压迫之妇女问题，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等级问题，有珍惜自家“国粹”、追求一劳永逸、不思进取，甚至颠倒是非的堕落问题等。针对这些社会弊病鲁迅杂文中或夹叙夹议，或借题发挥地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针对封建道德熏陶下的妇女守节与“守烈”问题，鲁迅在其1918 年发表的杂文《我之节烈观》中便一针见血地发问：“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①是不是女子守节了，社会便会摆脱陈旧、取得进步。鲁迅指出，妇女遭受了强暴的不公允事件，人们不是去追究暴徒，不关心将暴徒如何惩办，却只关心受污与否，关心女子自戕没有，这是畸形的道德，是不健全的，是应当摒弃的。

鲁迅善于抓住生活小细节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讽刺，从而达到抨击目的。在其1924年到1925年杂文中，从《说胡须》《论照相之类》，到《看镜有感》《春末闲谈》《论睁了眼看》，都是从细节入手，抨击了可笑、可鄙的现象。《说胡须》中，人们小题大做，关于胡子，是应该向上翘起还是应该拖下都要争辩一番，有人认为向上翘起的胡子就是日本人的胡子，所以鲁迅竟然也就因为翘着的胡子免不了被怀疑在学习日本人的样子甚至于被人当作日本人。鲁迅讽刺一些人以向下翘着的胡子为“国粹”，以中国人自己的胡子作为“法式”。从说胡子一件小事影射了当时一部分人盲目排外、故步自封的丑态。《论照相之类》中，鲁迅讲到S 城人不爱照相是因为担心照相会破坏运气、会伤元气，这样的担心自然是无稽之谈，鲁迅讽刺人们将不关联的照相与所谓元气结合起来，从而透露出了国人的愚昧。《论睁了眼看》中人们缺乏正视的勇气，处理问题时自欺欺人、一切选择瞒和骗的方式，暴露出国民的怯懦。《春末闲谈》中，鲁迅写到细腰蜂用身上的毒针将青虫弄至不死不活不动却也不烂的状态，进而由这种动物谈到人、谈到社会统治，揭露统治者谋求给民众注射细腰蜂似的毒针以控制人们思想的丑陋面目。

二、“首在立人”

鲁迅在对封建道德文化的重新审视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认识中，意识到了找寻真正出路的首要目标应是“立人”。鲁迅提出“立人”思想有其特定时代背景，“立人”关键是让人们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充分表现个人生存本能和满足人性需求。

20 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已呈现现代化特征，在中国，封建帝制虽被推翻，现代化的脚步仍然缓慢，一部分人还鼓吹复辟，对于中国传统不加扬弃，对于外来事物盲目排斥，这无疑使社会面临倒退风险，中国仍面临落后挨打命运。1915 年12 月12 日袁世凯复辟，二次革命的失败都时时提醒着这种危机。

鲁迅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失败，归根到底在于民众的愚昧麻木，由此才会使一部分心怀叵测之人有了可乘之机。在不进则退的情况下，要跻身世界前列，争求屹立于世界就必须要先改变民众的思想，鲁迅认为，欲立国则先新人，任何先进性思想，任何进步都要求民众支持，只有民众接受了才能真正使中国迈上现代化之路。要新人，就要从个性解放做起，解放人的心灵，解放人的思想，使人回归本性、获得真正的自由，鲁迅此阶段杂文中如1919 年《随感录四十》中提到没有爱情而结婚的悲哀，1925 年《寡妇主义》中许多因冷酷的寡妇主义教育下失去青春的女子，都失去了生命的本真和自由。鲁迅主张立人，就是希望无论青年男女都可以冲破束缚人性的道德之绳，立个人主义之人。《论雷峰塔的倒掉》谈到鲁迅幼时听祖母讲白蛇娘娘被法海压在雷峰塔下，他盼望雷峰塔倒掉，后来听说雷峰塔里面其实没有白蛇，但还是想要它倒掉，雷峰塔在鲁迅心目中代表什么？鲁迅为什么一直希望它倒掉？白蛇追求许仙本是爱情自然流露，然而被压雷峰塔却成为爱之本性流露的一个处罚，雷峰塔是鲁迅心中束缚人性的象征，鲁迅因此深恶痛绝。这一点，从其描述法海的语言中也可体会出，鲁迅特意讲了法海逃到螃蟹壳里避难，小孩子吃完螃蟹从螃蟹中取出罗汉模样的“蟹和尚”，表现了鲁迅对束缚人性事物的绝对憎恶。

鲁迅曾接触到西方哲学家尼采的一些观点，如尼采的“超人心力”及“权利意志”观点。尼采所谓的“超人”是理想中人，他去掉了伪善的面目，具有强大心力即强力意志以克服一切困难，掌握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必然。超人具有创造性。在旧的价值观念被颠覆后，人们需要创造新的价值和信仰，超人愿意创造新价值并且具有创造新价值的能力。尼采的“超人”与“末人”观念，在鲁迅笔下被赋予新意义，鲁迅所谓“新人”，是未来的希望，

“新人”首要指孩子。杂文集《热风》和《坟》有多篇提到孩子的教育问题。鲁迅为什么如此关注孩子？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中旧思想的毒太深，醒悟还较迟。孩子是无辜而健忘的，因此，要解放全部，则孩子的解放与教育问题至关重要。杂文《随感录二十五》中，鲁迅就家庭教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父亲一定要担当起对于孩子的教育责任，孩子关乎未来，鲁迅多次提到“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②。鲁迅推崇生命的本能和力量，希望孩子能完全绽放生命力，不要再受封建专制文化压制，活泼、顽皮是真正的孩子天性，尊崇生命力量，才能克服弱点，迎接崭新的未来。鲁迅认为生命传承过程中遗传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体质羸弱的父辈也必将给孩子传授不好的因素，就如鲁迅1925 年杂文《从胡须说到牙齿》中谈到了牙齿的性质要遗传，自己从小就牙痛就是源于生理遗传下父亲对自己的遗传。而精神上的腐朽与羸弱则更是使孩子陷入无知的境地，所以要创造将来，要先从爱自己做起。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便谈到了父亲要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首要的要求就是父亲要做到“爱己”，人若做到“爱己”，就会努力克服自身的缺点——无论是体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另一反面，鲁迅早期杂文中含有深刻精神进化思想，从精神进化角度讲，人类追求进步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必要老一辈的甘于奉献才能开辟新的宽广之路。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鲁迅也认为只有甘于奉献，才能“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③。要使“孩子”将来更幸福——更强、更聪明、更健康，必须超越自己和过去，即去改变传统的父为子纲的封建道德传统，同时理解孩子、指导孩子、尽“为父教子”的义务，不去做“孩子之父”，而要做“人”之父。这一点，鲁迅在这一阶段的杂文《随感录二十五》《随感录四十》和《随感录四十九》中都有说明。

其次，是青年人，青年人朝气蓬勃，青年人要发真的声音，因为真的声音才能感动真的心，真的声音才会使人有勇气睁了眼睛去看。鲁迅认识到历史发展过程的循环往复，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人肉宴席一直摆到现在。吃掉别人，“自我陶醉而且至于含笑”④，吃掉别人的同时忘却自己同样被吃的可能性。中国历史的循环，连带着鲁迅总结的两大时代，无非是“想做奴隶而不得”⑤和“暂时做稳了奴隶”⑥，这些古已有之的中国传统中的弊病不断循环。鲁迅所寄予深切希冀以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的力量就存在于鲁迅式新人——青年人身上，前方的道路是无法阻挡的，青年人必将肩负起创造新的时代的使命去扫荡食人者，掀翻人肉宴席。青年人的勃勃生机与崭新的精神面貌必然引领人们前进，这正是优秀品质下不断克服黑暗的过程。

三、改革的要求

鲁迅所强调的改革，具有三个特点：要怀疑、要开放、要彻底。

首先，鲁迅认为谋求改革一定要有不满精神、要敢于怀疑自身。《随感录六十一》中有“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⑦，“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⑧。中国人缺乏不自满的精神，对于自家“国粹”的沾沾自喜蒙蔽了重新审视自己的眼睛，完全不去区分有害与否。在《随感录三十五》中，鲁迅教人辨别国粹真假，真正的国粹必将促进我们进步，倘使我们所固有的特征——国粹并不能带来益处反而竟阻碍变革、阻碍进步、阻碍融于世界，则应将其抛却，太特别的“粹”往往只是我们的自我满足但却不融于世界，而不融于世界，又何以立于世界？盲目排外或者自足自大必然招致失败，正如《随感录三十七》所记，有人主张学习打拳，中国式的拳法自然“最适应中国人”，然而义和团的所谓神拳是否真的可以对抗的了西方进攻的刀枪火炮？鲁迅坚决反对“合群的自大”，不能同意祖先昏乱所以子孙就一定要沿袭昏乱，过去混乱，将来就仍然要昏乱的错误观点，呼吁民族要立于世界去做“世界人”而非“中国人”。

其次，鲁迅主张开放学习，在其杂文《看镜有感》中，他谈到汉通西域，开放吸收西域物品，唐代对外来文化也兼收并蓄，这两个朝代并没有因为吸取外来文化而招致灭亡，反而很强大。而宋朝，人们捧国粹而排外却仍避免不了辽金元入侵。通过对比，鲁迅说明了于开放中才能求进步，对外界事物正确引进与吸收才是进步的关键。

最后，中国的改革，从农民式的太平天国运动到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维新，再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政权，都有其局限性。就辛亥革命来讲，普通的民众仅将其理解为剪掉了辫子，这充分反映当时改革的不彻底性。鲁迅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他谈到中国的十景病，并且认为只要十景病存在，甚至连改革的人物也难以出现。鲁迅清醒地认识到“破坏”与“改革”的区别，“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⑨，鲁迅一再强调改革，在其杂文中改革的话题从未间断，是因为鲁迅追求的改革具有彻底性。鲁迅认为，改革就应该是“不能完全，宁可没有”，要抛弃原有的价值观念束缚，重新建立人性的、健康的、积极的、进步的新的价值。

鲁迅认为，改革就需要这样彻底的勇气与坚决态度，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认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改革措施，未来将仍然面临很多困惑。正如《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到的娜拉出走以后的生计问题，娜拉的确认识到自己在家中像傀儡一样的地位，但是出走后的她“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要想改变被动的地位，必须找到根本问题所在，即掌握经济支配权。家庭中是如此，社会亦是如此，改革要找到根本症结，从根本处入手而不能只是表面。

四、结语

鲁迅始终冷静思索着中国社会中被掩盖的、根本性的问题。鲁迅之伟大，在于其作为一名优秀的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文学家始终肯正视文人墨客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鲁迅“匕首投枪”式的杂文对社会问题的尖锐揭露、鲁迅不屈的斗争精神为我们指明了如何继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鲁迅杂文对人民精神的启迪彰显了“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是国民精神的发光。鲁迅精神值得一代又一代人研究、探讨和传承。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第323页，第135页，第217页，第216页，第216页，第359页，第359页，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