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盖集》看鲁迅的讽刺艺术

⊙郑梦娴［江苏海洋大学，江苏 连云港 222000］

1925 年，鲁迅“命交华盖”，卷入各种各样的论战，于此过程中产生了《华盖集》。①这一时期鲁迅的杂文创作更为成熟，对社会重大事件发表议论，针砭时弊，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与现代评论派的走狗文人，又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挖掘和剖析，旨在揭示真相与丑恶，从而起到疗救效果。在论战的文字中，一个行动者、反抗者和杂文家的鲁迅已经产生②，作为标志性作品的《华盖集》实际上具备了鲁迅在过渡期的个人风格雏形，其中的讽刺艺术更是表现出鲁迅文风的战斗性与犀利，凸显了讽刺文学介入现实的战斗精神。

一、何为“讽刺”？

从文学创作层面来看，“讽刺”艺术指作者在作品当中运用讽刺的手法对生活中的人或事进行揭露和批判，是一种真实地呈现人或事物荒谬之处的艺术，使众人跳出惯常思维行为模式来重新审视并改造社会。但讽刺并不是最终目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③这便是鲁迅在进行讽刺时希望达到的效果，旨在促进民众的改变与社会的改善。

二、讽刺手法

讽刺不是简单地对问题和弊端进行暴露，而为达到讽刺的效果，针砭时弊需结合具体的手法。讽刺手法包含了修辞手法和表现手法两大类，讽刺本身不仅在语言的修辞层发挥作用，在文学创作层面也至关重要。前者指对语言润色以增强表达效果的手段，后者则与作品内容、艺术构思相关，为形象的塑造、主题的表现等服务。但二者都以语言为基础，在外延上是交叉的，因此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在鲁迅杂文中都能达到强化讽刺的效果。

（一）极致的夸张

鲁迅曾言：“夸张，却确是‘讽刺’的本领。”夸张是一种常见的讽刺手法，可以达到辛辣、尖锐的嘲讽目的。作者往往借此写出某一群人的真实和内在本质，突出其特点，以达到讽刺的效果。

鲁迅擅长捕捉、挪用论敌的混乱乃至荒谬的逻辑对一些寻常之事进行层层推定，夸张地概括荒谬逻辑，将之公之于众，使其不攻自破。在《论辩的魂灵》里，开头便提到，“鬼画符”上的文字在经历几十年后一成不变，毫无增添，但却依然作为众人心中“处世的宝训”和“立身的金箴”。此处已为本篇文章点名了讽刺的主体对象——祖传的“魂灵”和“逻辑”。鲁迅凝练地概括和列举了当时社会上的反智与诡辩言论，这些言论充斥着无中生有的栽赃、逻辑谬误和虚假论证。他采用夸张的笔调列举这些言论，各个击破，再现了当时充满了荒诞性、霸道和诡辩色彩的“辩论术”，仅仅是从中添了一点夸张，就让论敌的荒谬逻辑不攻自破了。

（二）微妙的反讽

反讽表现在文章里，会产生字面含义和深层含义的相互对立，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深刻意蕴。与直白的表达相比，反讽更具力度，尤其在叙述故事、塑造形象或抒发情感时更能表现出强烈的否定、讽刺与嘲弄之意。而反语作为反讽的一种手段，其特点在于作者要表达的实际意义正好与文本的字面意义相反，在事实与表象的差异性中产生讽刺的效果。鲁迅曾言自己“好用反语”，遇到需要与人论战时便给予“迎头一击”。他将自己的态度及事情的真相暗含在叙述中，通过这种反讽让读者在上下文和语境中领会内在的含义。

《牺牲谟》中的“谟”有计谋、谋划之意，是一种庄重的文体。这篇文章记录的是西装革履的“宣传家”看似一本正经地对衣衫破烂的乞丐宣传所谓牺牲主义的理论，大大赞扬牺牲以及牺牲的重要性，满口的高尚言论并动辄引古事古语，让文章在表面上维持了“谟”这一文体的庄重性。然而，这一庄重的背后暗含了荒诞与滑稽，尤其是阔人最后以牺牲到底的名义剥削走了乞丐仅剩的一条破裤，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伪善和恶毒，实现了对伪善者的反讽。在《北京通信》里，鲁迅说北京的第一监狱是“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在这监狱里，“不虑冻馁”，“不会伤生”，不怕倒塌，强盗也决不会来抢，何等安全。然而，谁又愿意生活在监狱里呢？从教人苟活以图生存到生活在监狱里，强烈反讽意味暗示当时现实社会还不如监狱的真相。

（三）尖锐的对比

对比是《华盖集》中惯用的讽刺手法，这也成为鲁迅讽刺艺术的重要特征。对比是将相互对立或具有相反特征的人或事置于一定条件下加以比较，从而使得人与事之间差异更为突出，形成鲜明的对照，借此来表现讽刺意味。它的关键在于以现实为基础，把握对比双方的特点，形成强烈的对照，在对照中显现讽刺对象的可鄙与可笑，而对比的双方差异愈明显，讽刺的意味也就愈深。

在《战士与苍蝇》里，即便是“完美的苍蝇”也永远无法超过“有缺点的战士”，因为他们的劣根性与苟且的生存样貌是不变的。此处运用对比将真正的英雄与卑劣的小人进行对比，热情赞扬了为中华民族之复兴奔走呼号的伟大先驱们，两相比较之下讥讽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奴才和走狗文人。《忽然想到（五）》主要揭露当时统治阶级的专制，又以自己年少和“大了”的感受加以对比来说明实质问题。《忽然想到（六）》则侧重直接揭露那些保古家、国粹家倒行逆施的行为对民族发展的巨大阻碍。以外国“帮同保古”的考古学者的行为和中国的保古派、国粹派来对比，既指出“外人”用心之险恶，也指出了中国的国粹派的危害。此外，鲁迅在《忽然想到（九）》一文中呈现了一种强烈的对比：请愿学生的徒手与至多不过是“怀中一纸书”和当局政府摆起的两架机关枪。尽管鲁迅没有直接表露出对当局残酷屠杀请愿学生的愤怒，但这一对照的呈现背后是情感的极力克制，强烈地折射出彼时当局政府的酷虐与残暴。

（四）形象的比喻

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写道：“砭锢弊常取类型。”他擅长抓取某一类具有典型特征的人物精神面貌，加以凝练概括，进而形成形神兼备的讽刺“肖像”。这些“类型形象”多是反面的，从而达到针砭时弊的目的，这正是鲁迅杂文的一大重要美学特征。

鲁迅在杂文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动物类型”，如嗡嗡地闹半天、舐点油汗或脓血的“苍蝇”，吮血的“蚊子”等，这些“动物类型”经过鲁迅的描绘具有了与现实联系的深广意义，实际上指涉的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和存在的现象，用比喻的手法将讽刺对象形象化，从而加强杂文讽刺的力度。

《夏三虫》的开篇便点出夏天最为常见也最让人厌恶的虫子分别是跳蚤、蚊子和苍蝇。跳蚤既没有蚊子那样在吸血之前大发议论，也不像苍蝇一般在美好的东西上留下一点腌臜、传播病菌、长久繁殖，而是直接彻底地吮血，直接爽快，带来的痛苦和麻烦也少得多。从表面上看这是鲁迅对像跳蚤这类人表示肯定和赞许，实则是鲁迅运用反语对这类人进行的否定和讽刺，因为他们的吸血本质并未发生改变。随后，鲁迅将鹰鹯虎狼之于野雀野鹿比作跳蚤之于人类，毕竟这些人类“也颇擅长于哼哼”。蚊子既要“吸血”，又要大发议论。鲁迅讨厌“瞒和骗”，对于蚊子和苍蝇的鄙夷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他表面上厌恶蚊子和苍蝇，实际上是以这两类虫豸来鞭挞和讽刺那些与蚊子、苍蝇类似的人类。蚊子在吸血之前的大发议论正像《现代史》里变戏法的人，用各种花招来榨取百姓的钱财，甚至是心甘情愿地被“洗脑”。这里便揭露了社会上一些打着“正人君子”旗号的人的虚伪性。和这些大谈道理的蚊子相比，苍蝇反而显得是“有一点道德的”，因为还不至于嘲笑被自己污染之物的不洁。苍蝇一类的人物寄生在一些领域，喜欢在干净的东西上留下自己的痕迹，表面看起来温顺，也未必有什么大动作，但他们的一言一行却是时刻腐蚀着、危害着社会。

三、讽刺语气

国内关于语气的定义最早源于王力④：“在大多数情形之下，每一句话总带着多少情绪。”⑤文学作品中的语气一定程度上指作品所包含的作者的情绪，这种情绪或明确显现，或隐藏委婉。《华盖集》中的讽刺语气有激切直接的，有嘲讽不屑的，也有曲笔戏谑的，讽刺语气的多样化让整部作品的艺术风格更加多样，讽刺的效果也更加强烈。

（一）詈骂

詈骂是一种非常直接且情绪激烈的骂人方式，表现在《华盖集》里则是许多詈语的运用。鲁迅有时情不可遏，直接对所抨击的人和事加以嘲谑讪笑，措辞尖锐，这些詈语包含的讽刺语气是最为强烈的。《杂感》一篇写道：“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孱头”一词出自《官场现形记》，意指卑劣怯懦的人，这是鲁迅怒不可遏时发出的詈语。这些“勇者”和“怯者”的刀锋所向分别是“更强者”和“更弱者”，都用了矛盾两端的最高级词语做了鲜明的对比，愤怒地指斥了那些“专向孩子们瞪眼”的孱头们。对这些本质上是卑劣者的“英雄”做了无情的嘲弄，是对军阀政府对外软弱妥协、对内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强烈批判。鲁迅擅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国兵在北京东交民巷打了车夫和巡警，激起公愤，群众喊“打！打！”陈西滢却颠倒是非，无耻地指责中国民众面对美国大兵的恶行表现得过于懦弱，鲁迅立即在《并非闲话（二）》中予以痛斥，并将他的荒谬言论反掷过去，表达了极大的愤慨与蔑视，增强了文章的讽刺力量。

（二）嘲讽

嘲讽有嘲弄讥讽之意，相较于詈骂的语气要更加缓和。鲁迅在《并非闲话》中与陈西滢展开交锋：“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此处直接揭露了陈西滢等披着公允的外衣而大行偏袒之实的言行，指出这是“阴险和卑劣”的，语气中透露出对他们的极端轻蔑。随后，鲁迅针对陈西滢提到的女师大风潮受到校外某籍某系人士暗中鼓动的“流言”一事写出《我的“籍”和“系”》加以反击：“我确有一个‘籍’，也是各人各有一个的籍……‘近几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这大概就是我的‘系’了。”在此，鲁迅没有躲避或顾忌论敌的攻击，而是选择了迎难而上，将陈西滢吞吞吐吐、隐而不宣的“籍”与“系”问题直接说了出来，坦坦荡荡地嘲讽了论敌的流言。陈西滢借“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打着维持公理的旗号，谴责女师大风潮中表现积极的学生以及支持女师大风潮的校外人士。鲁迅写下《“公理”的把戏》回击：“‘公理’实在是不容易谈，不但在一个维持会上，就要自相矛盾……半年的事，几个的人，就这么矛盾支离，实在可以使人悯笑。”这里，鲁迅紧紧抓住了陈西滢等前后矛盾的事实，利用嘲讽轻蔑的语气将这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朝秦暮楚、依附于当局的面目批驳得一无是处。

（三）戏谑

戏谑的语言往往是幽默风趣的，但“只有当幽默显示出它的深沉与峻峭时，幽默才与讽刺发生关系”⑥。戏谑调侃式的语言极具个性色彩，《华盖集》之中充满了各式各样戏谑调侃式的话语，如《“碰壁”之余》 中：“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至于何时封赠，何时考定，却连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鲁迅用看似轻松的语气道出自己被论敌污蔑的真相，名号的去留都不受“我”的控制，揭示了他们利用名号操控对手的阴险手段，调侃的态度反而更能突显出论敌们的虚伪与恶毒。

四、结语

鲁迅始终“严肃地思考、观察他所身处的时代”⑦。《华盖集》作为他于1925 年这一特殊时期创作的杂文集，展现出极强的穿透力和实时性，能够从社会现象中抓取一点加以渲染挖掘，蕴藏着丰富的内涵，是鲁迅伟大的品格、气质和才华的体现，同时也是鲁迅文体独创性的重要标志。它既凝聚着鲁迅为人为文的思想深刻性和独特的美学追求，也反映出一个伟大的智者在那个时代的夹缝中呼吸、求索、奋进、战斗的独特方式。

① 丁程辉：《作为鲁迅杂文起点的“随感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

② 汪卫东：《鲁迅杂文:何种“文学性”？》，《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

③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1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④ 李静：《〈谈风〉半月刊讽刺语气研究》,西南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

⑤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160页。

⑥ 万书元：《中国现代讽刺小说论》，东南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27页。

⑦ 李松睿：《做现实主义者，为不可能之事——1925年的鲁迅》，《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