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民俗书写研究

时间：2024-05-20

⊙刘慧茹［聊城大学，山东聊城 252000］

民俗表现于日常生活，借鉴常用的民俗分类标准并结合《朝花夕拾》中的民俗书写，可将其中的民俗写作归于生活民俗、人生礼俗、岁时节日民俗、庆祝活动民俗之中。作为民俗活动的主体——普通绍兴人民，在整部散文集中主要出现了长妈妈、衍太太、三味书屋中的寿镜吾先生、鲁迅的父亲和母亲及闰土的父亲等人。作品中的这些民俗书写或以实际民俗活动展现，或以潜在的民俗观念渗透在人们的日常认知中，从而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当地的民俗特色和由此引发的文化思考。

一、生活民俗、人生礼俗与岁时节日民俗

（一）生活民俗生活民俗主要指日常生活中展现的行为习惯，长妈妈是儿时一向带领着鲁迅的女工，与鲁迅一起生活的时间较长，所以一些生活上的习俗由长妈妈传给鲁迅不足为怪。如《阿长与〈山海经〉》中所提到的“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捡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①十分烦琐的习俗礼仪要求都是由长妈妈传递给鲁迅的。长妈妈作为一个身份地位低下的女仆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些日常行为习惯中，从中得到慰藉。这些生活民俗中不乏有一些好的行为习惯，如“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捡起来”，这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勤俭节约的民族精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烦琐的习俗要求，可以看作封建礼教文化的一种展现，这种礼教要求在封建传统社会相对封闭的环境条件中逐渐演化为人们约定俗成的行为要求。

显然，鲁迅对待这种约束性的行为要求带有坚定的否定态度，这种否定不只是对具体的行为要求的否定，更是对以其为代表的封建礼教束缚的否定以及对众多被束缚对象的同情，这一类生活习俗最具有日常性，从而能够反映当时人们的实际生存状态，这种体验为鲁迅积累了一定的认识经验，逐渐积累成为其自身精神观念成长的催化剂以及写作的直接素材。

（二）人生礼俗作为人生礼俗出现在《朝花夕拾》中的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拜师礼”，从师求学可以说是人一生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从古至今，教育始终在人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时代不同，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也在不断发生改变。鲁迅出生之后就进行了拜师礼，绍兴当地有拜和尚做师父以避免凶神恶鬼伤害这样的人生礼俗，鲁迅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之中就回忆了当时所拜的师父。三味书屋中的拜师礼是拜师求学之礼，虽然仪式简单但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却极为深刻，与封建观念下的教育理念息息相关。拜师礼体现着封建性的教育目的观，在三味书屋中的拜师礼是对着“扁”和“鹿”行礼，“鹿”与“禄”同义，这与自古“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求学观念有密切关系。在教育方法上，三味书屋中的师生交流不能突破传统，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被严重打压，无法突破传统伦理纲常的束缚，对于一个尚处于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形成期的儿童来说，这无疑是极大的约束力量。在教育内容上，三味书屋内所教授的也只是传统的四书五经，缺少符合儿童接受规律、具有启蒙性和趣味性的内容。这一礼俗虽然算不得人生中的大礼，却可以揭露封建文化制约下的功名利禄思想在民众身上留下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鲁迅借儿时回忆所着力批判的这一传统礼俗是自上而下的，是在传统思想的整体氛围影响下，民间社会所产生的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功名利禄思想相一致的民俗传统。

（三）岁时节日民俗作为岁时节日的民俗写作也在《朝花夕拾》中有所表现，长妈妈的礼节习惯中，有关于春节吃福橘和说第一句吉祥话的习俗。从习俗本身来看，这是众多传统节日习俗中很小的一部分，文章着重展示的当然不只是对于这一烦琐习俗本身的排斥，作为一种祈求祝福与好运的方式，其中寄托着人们淳朴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鲁迅所排斥是种种烦琐仪式对需要释放天性的儿童的禁锢，从习俗活动所涉及的主体——以长妈妈为代表的传统女性来看，她是一位使鲁迅既怀念又同情的人物，这是一位接受封建观念不公安排却又不自知的传统女性形象，是一个在封建礼教禁锢下悲剧妇女的真实典型，即便在封建礼教观念束缚下她受到来自周围人的不公待遇，却仍然以坑害其颇深的传统教条思想作为自身的精神信仰和行动纲领，始终不敢逾越。长妈妈她的悲剧性命运在于在传统社会之中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容身之地，找不着如何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女性，拥有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她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传统的礼节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约束上，希望从这些礼节和行为所寄予的意义上找到生活的希望，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安慰而没有真实的意义存在，所以人们对这种习俗的依赖更多的是困在传统礼节的束缚中没有走出来的意识和勇气的表现。

二、庆祝活动民俗

《朝花夕拾》中对于庆祝活动的描写是以庙会为代表的，占据了作品的很大一部分，《五猖会》和《无常》是具有内在关联的两篇描写绍兴当地庆祝活动民俗的散文作品。《五猖会》中描写了迎神赛会及梅姑庙与五猖庙，在对这些活动及祭祀场所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与封建社会有所出入的绍兴，体会到在多样化的民俗形式背后“殊与礼教有妨”的绍兴民间信仰。

（一）迎神赛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迎神赛会这一民俗活动不断朝着简化的方向发展并增添了经济功能等其他功能，这种趋势在众多地方性庙会上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陶庵梦忆》中记录了盛大的目莲戏场面：“搬演目莲，凡三日三夜”“戏中套数，如《招五方恶鬼》《刘氏逃棚》等剧，万余人齐声呐喊”②……鲁迅儿时的迎神赛会已不能与《陶庵梦忆》中的场面相提并论，但也是民间地方色彩浓厚的活动，这是在无聊生活中难得的寻获童趣的机会，异于充满束缚的日常生活，无疑对儿童的成长具有身心启蒙作用，鲁迅所接触到的这些民间民俗活动一方面成为他文学创作的直接书写材料，另一方面也为他积累艺术和审美上的兴趣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迎神赛会是绍兴当地相对盛大的活动并且具有古老的传统，对于这一活动的描写，文章中的笔调是相对轻快的。《朝花夕拾》围绕着迎神赛会展开了三方面的描写。一是父亲在看赛会之前让鲁迅背《鉴略》，二是梅姑庙和五猖庙，三是紧跟在《五猖会》之后的《无常》中对于赛会中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无常的描写。背诵《鉴略》虽然与迎神赛会没有直接关系，却成为作者在文章中进行对比的一个契机。在赛会之前父亲命令“我”背《鉴略》的一段描写，那时的背只是不明其意的死记硬背，似乎于真正的读书而言并无多少益处。看赛会前的这一命令使原本有趣的赛会失去了它本应该有的吸引力，足以看出这种教育方式对于一个幼小心灵造成的伤害。如果说迎神赛会中的狂欢“殊与礼教有妨”，那么父亲的这一教育方法便恰恰是礼教规范的实施行为，是一个典型的专制家长的作风，“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这可以解释为对传统礼教的一种讽刺写法。

（二）梅姑庙和五猖庙最能直接体现岁时节日习俗中反常规反传统特色的是《五猖会》中所提到的“殊与礼教有妨”的梅姑庙和五猖庙，梅姑在生前守节，但却在死后纂取别人的丈夫，这违背了传统礼教规范下对女子提出的“三从四德”，在传统观念之中，丈夫死后妻子若是改嫁便是不守妇德，守节的寡妇被高度称赞为妇女的典范。在这种观念下，女性首先承担着妻子、母亲、女儿的身份，最后才是她自己，女性难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形象存在，这实则是对女性的偌大束缚，而梅姑庙的神座上塑着的是一对眉开眼笑的少男少女形象，梅姑金生和她旁边的书生形象无疑是对传统的大胆挑战，是民间普通民众突破三从四德的心声的外部表现。年轻女子守节背后承受的是莫大的孤独和无助感，这种孤独在当时的女性身上或受礼教规范而麻木不自知，或有此意识却无力突破传统的限制。随着人们意识的不断觉醒，反抗的声音开始出现，鲁迅在散文之中将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抗呈现在读者面前。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中国传统民间社会存在着反抗的萌芽，这种萌芽等待着人们去挖掘，鲁迅作为率先觉醒的先驱者在作品之中承担起了挖掘传统地方乡土社会反抗意识萌芽的责任，并将其点破，以使人民逐渐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反抗力量。五猖庙中所供奉的五通神及五位并不分坐的太太也是异于传统礼教的，所谓“猖”却没有表现猖獗状，神灵的供奉少了神秘感和敬畏感，反而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这可以反映绍兴人民的意志，再加之深深扎根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民俗对人民思想的影响具有超越传统意志禁锢的潜力，所以这种庙及神的存在可以看作是突破传统意志的体现。

（三）无常与迎神赛会相衔接的是对无常的描写，在绍兴的迎神赛会中出现了许多鬼物，无常是这些鬼物之中与人民最为熟稔和亲密的，在性格品质上展现了“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而且作品中还介绍了他的家庭——无常嫂和无常少爷阿领，他充满民间气息和烟火气，鲁迅喜欢他的原因一是他不是作为“职掌人民的生死大事”的鬼神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一个普通小角色而存在，手中拿着大算盘，可以公平地为人们主持公道，而且人们不用对他行礼，在他身上不用展现身份地位的高低差别而带来的礼节束缚；二是由于他本身所体现出的热情、真诚、不虚伪做作的性格特点。在鬼的世界中尚有人间的亲情存在、尚有高尚品质的展现、尚有人情可循，那么人的世界怎可能完全是冷漠的呢？

这种思考自幼在作者的心中埋下种子，并在时代和现实的推动下不断成熟，使鲁迅在旧中国千疮百孔的精神裂缝中寻找新的生机，以缝补裂缝使其变得完整。这样的形象出现在传统民间习俗活动中并成为人民都喜欢的角色是对民间习俗所承载的一种不同于主流封建思想的一种反映。一方面，在传统礼节禁锢下的普通人民不可避免地会刻下封闭保守的印痕，另一方面人们也会在传统禁锢的缝隙中寻找一些阳光般的安慰。无常这一形象以及迎神赛会这一传统习俗活动中包含的更多是对从民间生长起来的习俗活动的肯定。

三、民俗活动中的文化体验

在人民的生活中是容易找到新的时代的声音的，“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③。由此可见，鲁迅对民间习俗所蕴藏的意义持有相当程度的肯定态度。“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④，从具有神秘信仰色彩的民俗活动出发，抛却鬼神信仰，寻找其中的世态人情和人民隐藏于其中的精神寄托，并通过这种民间习俗的收集和写作，为新文学的发展开拓新的道路，是鲁迅的突出贡献，所谓“新”包含着不脱离传统中国而又从中寻找人们未曾主动意识到的新思想的内涵。

在封闭的地方环境中，这些民俗活动成为一种娱乐方式，同时，民俗活动中表现的精神内质更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要求和精神需要。当作者从儿时的感受体验出发描写赛会时的场景时，赛会开始时的“塘报”以及之后的“高照”“高跷”等都历历在目，构成了作者儿时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寻求乡土文化价值的过程中，这种民俗书写是极为重要的，也是发掘传统思想统治下的地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材料。传统的礼教限制和规范在赛会这一民俗活动之中不自觉地淡化，本来意在迎神的具有神秘色彩的活动逐渐变得自由化和世俗化，大大弱化了封建社会中行为和思想方面的束缚，展现了民间社会中自由甚至具有“狂欢精神”的一面，这也可以理解为迎神赛会在绍兴民间所发挥的调节作用，既“通过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调适”⑤，这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环境之中，人民对于一些自上而下的社会规范呈现的心理上的质疑与反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形的社会活动的依托。

鲁迅对于赛会所具有的调节功能持有肯定的态度，这也是对传统乡土社会的一种肯定，鲁迅是乡土文学的开创者，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引进和借鉴外国文学作品及文艺思想是一种走出传统和常规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旧的一切事物的否定，对于乡土传统社会民俗的描写恰恰是将写作深深扎根于国家、民族和地方的土壤之中，这些民间习俗性的活动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能够突出自身所生存的社会的整体特点，这也恰恰体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艺必须深深扎根乡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