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和鲁迅笔下的“小人物”悲剧命运比较

⊙丁姝文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 210036］

鲁迅和契诃夫两位世界名家，创作了许多典型的小说人物形象，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小人物”的关注。他们之中有苦闷和彷徨的中下阶层知识分子，也有受苦受难的小市民和农民；有碌碌无为的看客和帮闲，也有为虎作伥的小官吏和乡绅。这些人物的命运各不相同，却又有一定的相似性和规律性。他们的命运一方面与当时社会上他们的原型相互照应，一方面折射出两位作家的思考与安排：当时的中俄两国，都面临着几乎无解的社会窘境。

一、革新者，步入陈旧

鲁迅和契诃夫当时面临着非常相似的社会问题，正如鲁迅所言：“中俄两国间好像有一种不期然的关系……中国现实社会里的奋斗，正是以前俄国小说家所遇着的奋斗。”在同样黑暗、压迫、愚昧、无理性的环境下，他们关注起当时尚有活力，眼界更为开阔，更具知识和道德的青年们。这些青年往往和迂腐陈旧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他们被排斥，被同化，最终在迷茫或麻木中堕落进旧社会里去。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契诃夫《约内奇》里的斯达尔采夫和鲁迅《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等形象。斯达尔采夫原本是一个热爱生活，有情有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可他被分配到省城郊外的嘉里日镇后，镇子庸俗、乏味、单调的氛围吞没了他，他逐渐变得贪婪暴戾：“他单身一个人，他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他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而鲁迅笔下的魏连殳也是如此。他身为“洋党”，本就被城里乡间视作异端，朋友，房东，乃至孩子都疏远他。而在他痛苦挣扎和最终堕落，成为杜师长的顾问后，他过上了三天两头猜拳行令，房东太太等人竭力巴结他的“快活极了，舒服极了”的生活。可这些庸俗而快乐的生活并没有麻痹他，在这之下他清晰地感到痛苦：“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我真的已经失败了……然而我胜利了。”

在这两位大师的笔下，先进的、向上的、年轻的生命，最终都会走向被社会同化和吞没的命运。而这相似的命运又是有所区别的。

契诃夫笔下的这类人物虽然是进步、先进社会的代表，但并不像鲁迅笔下人物那么具有“革命性”。例如《第六病室》的拉京医生和格罗莫夫，他们从迂腐的封建思想中觉醒，进而排斥这种“黯淡无光，毫无意义”的生活，在鲜明的对立中再次被社会所吞没。他们是“不正常”社会里的“正常”人，他们理应保持纯洁的品行，而不是跟社会一起变坏。鲁迅所写的青年则往往拥有高昂的斗志和革命性，怀着一腔热血而来，却屡遭挫折，在困窘不堪的处境中被迫向旧社会求和。这两者在方向上趋同，却又于两个不同的位面上独立。这与两位作者的思想有所关联：前者寻求的是正常的社会和鲜活的生活，而后者则对腐朽黑暗的旧社会痛恨不已，渴望革命，但又对革命的疗效抱有疑问。

契诃夫所写的这类革新者与社会的对立，是高雅、鲜活的先进者和庸俗、愚昧、死气沉沉的环境之间的对立。他们的堕落，是“近朱者赤”和“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的同化，是一种温和的湮没。他们最终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就像清醒的人陷入沉睡一般令人扼腕叹息。如果说契诃夫描绘了一种从觉醒到幻灭的悲剧，那么鲁迅就是展现了一种四处碰壁的新青年向愚昧的旧社会妥协的惨案。他们面临的状况要险恶得多：他们不仅无法改变这个社会，反倒被愚昧腐朽的封建现实所钳制和打压。他们最终或主动或被动地委曲求全，且直到最后一刻都怀着破灭的理想独自痛苦。

但我们同时也会发现，这两者的相似点即为“同化”。先进向上的年轻一代不可避免地被迂腐的旧社会同化。这个过程即便在中俄两国国情之下有所差异，却在过程上极其统一。两位大师对这一过程细致入微的描写，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此社会问题研究之深入，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的束手无策。在眼睁睁看着一个又一个青年如此葬送之时，他们既无法提出解救方案，也不相信有轻巧迅速的革命办法，因而只能通过纸上的呐喊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二、受难者，依旧受难

契诃夫和鲁迅都描绘了病态社会下的受难者们。他们之中有小市民、农民、妇人和老人，有无家可归的孩童和无枝可依的寡妇。典型的两个受难者形象就是契诃夫《苦恼》里的姚纳和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姚纳是一个平凡的车夫，他收入微薄，生活艰苦，又遭遇了不幸，唯一的儿子也离他而去了。在他一整天的赶车和劳作中，他不断试图向旅客们倾诉自己的悲惨境遇，但始终被打断、被无视，最终他只能向自己的老马倾诉。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在经历上却恰好相反：她失去儿子的遭遇被倾听和咀嚼，被镇子里每一个无聊的人当作茶余饭后的生活调料。她不断试图反抗，却只能在绝望的漩涡里踏步，最终被旧社会无情地吞噬。

以姚纳为首的，契诃夫笔下的受难者往往处在一种非常典型的社会底层压迫中。所谓的上等人们奴役着他们，就和奴役牛马一般。社会不关心他们的存亡，任由他们被压榨至死。而鲁迅所描绘的受难则更深刻和压抑——它不仅是经济上的压榨和社会环境的排斥，更是心理和精神上的摧残和践踏。人们戏弄祥林嫂，咀嚼她的痛苦，排挤和嫌弃她，让她无以过活。

经历了丧子之痛，这些小人物都选择了倾诉这一方式，试图抚平内心的创伤。姚纳所遇到的旅客行人，不是忙着自己的生活而无心关注他，就是对社会底层不屑一顾而冷漠待之。相比之下，虽然鲁镇的人们愿意倾听祥林嫂讲述遭遇，但祥林嫂的境遇却因此比姚纳的要糟糕得多：因为本质上并没有人真正关心，每一次诉说都是对她精神的摧残和戏弄。因此他们和他们的故事已经被社会物化和消费，在失去消费同情的价值后，他们便被社会无情地抛弃。

姚纳、凡卡、拉庚等契诃夫笔下的受难者，他们的苦难是一如既往的。契诃夫也许只展现他们几天或几周的日常，但读者们可以从中窥见他们长期以来所背负的苦难之深重。契诃夫给出的结局往往是在他们日常的某天戛然而止的，就像摄影师停止了对某个纪录片的拍摄。而祥林嫂、闰土、华小栓等鲁迅笔下的受难者，他们的受难是阶梯式下滑，不断加深的。当他们认为生活可以得过且过时，苦难又向他们逼近了一步。鲁迅以其犀利的笔调，毫无保留地揭露了这些小人物的最后命运——他们是怎样完完全全地被社会压榨和吞噬，又有多少人正在走上他们的道路，被旧社会吃掉的。

鲁迅对于这些身处底层的人民，怀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双重情感。他一方面对被愚昧的封建社会压迫的底层人民感到深切的同情，一方面又对他们的软弱感到无奈和悲痛。他是荷戟彷徨的战士，始终希望人们能够解放思想，从封建的牢笼里走出来。

而契诃夫则更倾向于共情和深思。他在描绘这些小人物时，仿佛在与他们一并行走，并不动声色地描绘和记录下那深重的苦难。他不去批判或呼唤，但他在质疑和沉思：到底为什么社会变成这样，到底是什么把他们逼成了这样？这种风格是发人深省的，但从批判的角度上要比鲁迅温和得多。

这种区别既来源于两位作家不同的性格、写作风格以及文化差异，也同样展现了社会矛盾的地域性。试想之，将两者的文字对调，以温和的质疑面对陈腐封建的中国旧社会，以深切的愤怒和彷徨者的悲哀向俄国旧时社会那温吞水的麻木和庸俗呐喊，都会显得错位和不当。由此我们同样可见，即使不是问题的解决——仅仅是问题的呈现，呼吁和询问，依然在不同地域和不同人笔下显现了其独一无二的特殊性。

三、庸俗者，丑态尽显

鲁迅和契诃夫同样描绘了一群可笑可叹的守旧者和庸俗者。他们要么是走狗，要么不是官僚本身，却往往为其辩护；他们从欺压社会底层中收获聊胜于无的油水和廉价的快乐，他们的奴性已深深刻入基因，把讨好上级和“官老爷”作为不可撼动的人生准则。例如《变色龙》里的奥楚蔑洛夫、《胖子和瘦子》里的小文官瘦子、《套中人》里的别里科夫，以及《小职员之死》《在钉子上》等作品中的可悲可笑的小官吏形象，还有鲁迅所写的鲁四老爷、七大人、四铭、假洋鬼子等中国旧社会特有的乡绅阶层。读者在阅读到他们的言行时，心中会油然升起悲哀感。

两位大师笔下的庸俗者都有很强的官僚特征，但他们也因为当时中俄两国的社会现实区别而有所不同。契诃夫笔下的庸俗者往往具有阶级性，他们夹在大官僚、社会既得利益者和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之间，不由自主地媚上欺下。最典型的是《变色龙》里的警察奥楚蔑洛夫。由于对主人身份的不确定，他反复对一条咬人的狗做出截然相反的裁决，显得荒诞而庸碌。还有《胖子和瘦子》里的瘦子，在得知自己的老同学胖子已是三品文官后，一下子“诚惶诚恐”，“做出顶爽快的笑容”，献媚的态度令人作呕。

而鲁迅的笔法则要隐晦得多。中国当时的庸俗和腐败是社会性的，是败絮其中的。《风波》里赵七爷“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村里的人们见了他肃然起敬，对他的一言一行毫不怀疑且尊敬着。他们的庸俗和可笑存在于举手投足间，在不经意的一个骄傲而鄙夷的眼神中，在一句虚张声势的诘问中。“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不管他家里有些什么人。”“书上写着”仿佛不言自明的律法，无须表明来源即可给予愚昧大众最深刻的震撼和最原始的敬畏。

正如卢梭在《人与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里所言：“奴役关系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将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相互需要形成的。”这些守旧、荒诞、官僚的庸俗者并非奴役着空气或由虚名假物驱使。庸俗者有其市场，有人圈养，有人捧场和拥戴。在瘦子诚惶诚恐的谄媚笑容之前，是胖子一脸厌弃地伸出了他的几根指头以供握手；在赵七爷得意的奚落之下，是七斤一家六神无主慌了神的丑态。毫无疑问，社会各阶层都在对庸俗者宽容以待：这宽容便是社会体系腐朽的证据。契诃夫笔下媚上欺下的小文官也好，鲁迅笔下庄严自得的乡绅贵族也罢，他们既被这个社会驱使着去做庸俗之事，也是这个庸俗社会的既得利益者。

比起前两种，还有一种人物形象是鲁迅和契诃夫不留情面地讽刺和批判的对象。在小说中，他们不会被安排上某种悲惨的命运，甚至反倒在陈腐的社会中显得如鱼得水，但他们的存在就是悲剧和荒诞喜剧的结合——他们端着架子的丑态在两位大师辛辣的讽刺下尽数体现。这些讽刺让人读了发笑，但发笑之后“总还留些什么，这就是问题”。

契诃夫擅长使用“漫画式”的讽刺手法。例如奥楚蔑洛夫在做出判决时反复穿和脱下大衣，瘦子献媚时“捏住胖子的三根手指”，“套中人”穿雨衣带雨伞竖衣领的，等等。这些富有夸张性和漫画性的描述把诸多庸俗荒诞的旧社会丑态纷纷暴露了出来。而鲁迅则擅长使用类似“白描”的手法。例如《肥皂》中四铭对学生们用洋文骂他很不满，但却不动声色、高高在上地拿他不懂的洋文去诘问自己的儿子，并大谈新文化之无用。这些场景要日常化得多，但读者在阅读时会感到微妙的错位感和不协调感。鲁迅巧妙地把迂腐和守旧者的个性安置在字里行间，初看尚显平淡，但在读者领悟其中滋味后，就愈发显得深刻。

而在对庸俗者的“捧场”之处进行渲染时，契诃夫和鲁迅又着力于不同的方面。前者更善于着眼一对一的矛盾关系，如胖子和瘦子之间的问答、奥楚蔑洛夫的反复无常和金银匠的委屈和敬畏，这些人物之间一打一挨、一唱一和，构成了极具张力的讽刺。而鲁迅则以平静的语调刻意白描出庸俗者和他们拥趸的夸张和可笑，在莫名其妙的煞有其事之中展露了对他们的暗讽和批判。如在听说留发不留头的规矩在“书上写着”之后又惊又怕、哭着埋怨的七斤嫂，屏息凝神听阿Q 眉飞色舞描述杀头场景的酒店看客，等等，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诞形象更能体现“捧场”一词的内涵，在这悲喜交加的局中，庸俗尽显。

四、小人物们命运的相似

试图将社会往前推进却困难重重的革新者，仅仅想要自保却不能的受难者，以及迂腐顽固的庸俗者，他们交织的命运共同构建了鲁迅和契诃夫两位大师想要展现和描述的社会问题。

当时中俄两国的社会是停滞的，是沉寂的，呐喊和哀号都被闷在重重艰难之下。两位大师创造了无数的典型形象，也描述了他们不同命运之下某种惊人的相似：无论他们本意如何，他们最终都被充满压迫和陈腐的、吃人的旧社会所扭曲和改变，分化成这个腐朽的庞大机器的一个部件。稀少的新鲜血液难以撼动这座大山，反倒会被它同化和吸收；迂腐和愚昧的人们互相欺瞒，不是成为高高在上的压迫者，就是被压迫到无法生存。社会鼓励庸俗者的诞生，庸俗者又反过来推动社会，向上层献媚而压迫下层，被压迫者则化为他们的牺牲品。

契诃夫和鲁迅都看到了他们所处社会中的弊病。契诃夫看到的是官僚的压迫，社会的陈腐和荒诞，而一个庸俗乏味的社会无法向好的那一面转换的恶性循环；鲁迅看到的是革命的先天不足，人们在吃人的旧社会里逐步沉沦而尚不自知的苟且。我们可以从他们对笔下人物的命运处理中窥见他们高超技艺方面的异同，同时也能更深刻地理解当时两种社会问题的参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