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布局与虚实交互的背后——从结构入手分析《两次暗杀之间》

⊙阎一川 ［西安外事学院，西安 710077］

《两次暗杀之间》是印度文坛新锐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出版的第二部作品，这部作品实际创作时间却要早于他获得布克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白老虎》。虽然与《白老虎》深邃的人性内涵、绝妙的动物隐喻以及别出心裁的寓言笔法相比，这部作品显得并不是那么具有文学独创性，但是如果单就布克奖评奖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波蒂略对于《白老虎》堪称“想象力和叙事的典范”的评价而言，《两次暗杀之间》丝毫不显逊色。

《两次暗杀之间》实际上是阿迪加创作的十四部短篇故事的合集，它先是于2008 年由斗牛士出版社首次出版，之后又由自由出版公司在2009 年再版。此外，布兰迪斯大学的乌尔卡·安贾里娅教授则认为，这部作品是阿迪加在文学形式上的一种先锋实验，尽管可能并不成功，但是其结构以及结构背后潜藏的意义，却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一、悉心安排的整体布局：逼真、虚构与现实

在《两次暗杀之间》这部作品中，作者阿迪加巧妙地让他笔下的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一段时间内的同一地点，而且极其用心地挑选了时间和地点。这种手法让我们联想到托马斯·哈代著名的“威塞克斯故事”，而二者也不尽相同。相比于后者，前者在时间的选择上更加趋向逼真。为了呼应书名“两次暗杀之间”，阿迪加选择了1984 年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遇刺到1991 年拉吉夫·甘地遇害这一段时期。而这短短的七年正是后殖民时期印度社会剧变的转型时期，因此作者也就尤能借助这一时期展现现代印度繁杂的社会百态和庶民阶层的众生之相。

英迪拉·甘地遇刺后，拉吉夫·甘地被推选为总理。执政伊始，他就“决心用新的思维和改革来刷新印度，摈弃已经过时的机制和政策，建立一个能随时代潮流前进的新印度”，而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思维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矛盾的激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尤其是中下层庶民阶级的生活必然要面对这种挑战。阿迪加在《两次暗杀之间》一书中正是通过庶民视角对这一时期的印度社会和庶民心理进行了细致的描摹。可以说，在时间的选择方面，作者阿迪加竭尽全力地逼近真实的历史时期，以制造出逼真的时间效果。

然而，与时间上采取的逼真性相比，阿迪加在地点上的选择则凸显了他的虚构能力。他虚构出一个位于印度南方的小城基图尔，将他书写的十四篇故事尽数稳妥地安置其中。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虚构小城中，不同信仰、种姓、语言、肤色、阶层的人们得以充分地交流与碰撞。现实中的印度也确乎是一个在宗教、民族和文化上都呈现出多元状态的国家，但是如基图尔一般将这种多元状态呈现得如此典型的城市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作者虚构出这样一座小城，就是为了将印度的多元状态最集中地展现出来，以这种虚构的方式制造出最为真实的印度之城。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对于时间和地点的设计是悉心安排的。由于在历史时间上，恰好存在着足以引发冲突的“两次暗杀之间”，因此阿迪加选择了“逼真”模式去还原现实。而在地点方面，由于在现实中缺乏对应的真实地点，作者也就巧妙地用虚构的方式进行了呈现。实际上，逼真与虚构皆是在文学上复原现实的方法，只是二者路径不同。此外，这种在总体布局上“虚实相间”的选择，也就成为这部作品总体的基调。

二、多重建构的外部结构：戏仿、反讽与互文

在具体的叙事方面，《两次暗杀之间》 精致的多重结构配合宏大的想象虚构共同形成了作品颇为独特的叙事特色。十四部短篇小说虽然完全可以单独赏阅，但是唯有将它们看作一个多重的文本系统，才能够全面把握这本短篇小说集的精髓。与《白老虎》 中娴熟的书信体叙事比较，《两次暗杀之间》采用了另一种别有风趣的叙事结构，即以旅游宣传手册为模仿底本的多重结构。

整本小说在其非叙事的副文本中贯穿着各式各样的对旅游宣传文本的戏拟：有对基图尔小城故作客观的总体介绍，有对基图尔各个景点略带风趣的具体描摹，有对基图尔虚拟历史著作假意正经的删减引用，甚至还在整本小说集的最后附上了一个半真半假的“大事记”。而在这些非叙事的副文本中，诸如“从火车站步行就能到达”、“如果你想在基图尔购物的话，就抽几个小时去逛逛安布雷拉大街吧”等导游式风格的介绍语比比皆是，以至于不熟悉这种后现代戏仿风格的读者会真的将自己当作一名游客，从而跟着作者尽情地徜徉在一个虚构的印度南方小城中。

阿迪加这种看似随心所欲的俏皮之举也让人联想到法国文论家蒂费纳·萨莫瓦约的一个陈述：“在模仿外部世界和制造虚幻的同时，文学本身也得到再造和重复。”再考虑到阿迪加本人记者和媒体撰稿人的职业背景，其用意应该是有着两重层次的：一是构造出一个过分逼真而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虚拟世界，二是让读者就像面对一名认真敬业的专业导游般毫无芥蒂地进入这个悉心构筑的“真实”幻境，这恰恰形成了虚构与真实的一种奇妙反讽。在“真实”地“虚假”非叙事引入之后，“真实”地“虚拟”现实叙事主文本，这种结构性反讽中经常出现的“愚偶”在书中也是每部短篇小说主要人物的常见角色定位。

在此以第三篇故事《灯塔山》为例。在这篇故事中，人称“复印机”的罗摩克里希纳，其对知识的追求和理解，连同他的绰号一起构成了强烈的反讽。小说一开始，他就以一个被捕的卖书小贩的身份出现：他“昂首阔步地向灯塔山警察局走去”，脸上展现出一种“傲慢和厌烦”的神色。看上去，他似乎自觉是拥有知识的阶层，也因此能鄙视其他人。可是实际上，他并不理解这些知识，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复印机”，这代表着他只是对知识机械式地复制，而非理解或生产。正如所有“愚偶”经常面对的冷酷现实一样，他越是强调自己的能力，越是会被他人误解怀疑，他那如孩童般的幼稚表现在权力社会的冰冷现实面前脆弱不堪，更何况他的种姓与对知识的解释和拥有全然不相干。所以，他只能开始买卖禁书，去解释和拥有那些权威所不认可的知识。也正因如此，他喜欢那些英文书籍，认为它们是有魔力的，是真正知识的象征。但是，“愚偶”始终是被命运愚弄的，最终他因为拉什迪的一本禁书而被痛打时，也只能以继续卖禁书进行徒劳的反抗。而他与“罗摩克里希纳”这个伟大的名字——“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行动的吠檀多”哲学家，也构成了绝妙的“真—假”反讽。

而在这种反讽式的“真—假”二元对立大框架下，阿迪加还借助互文性手法进一步加强各个短篇之间的联系，使它们互相印证、对比和补充，增加了文本的丰富性和多义性。例如，就上文所述的第三篇小说《灯塔山》而言，它是一个完整的独立故事。但是，放置于整书的结构中，只有将它与之后的《市场与广场》《圣阿尔丰索男子高中与大专》对照着阅读，才能在这些并列而互异的“片段”间把握到以少数族、低种姓为主的边缘人群在印度生活所要面临的种种复杂境遇，他们在其间挣扎，直到最后坚守的幻梦破灭。而更令人惊异的是，无论他们的能力、品质、性格、受教育程度如何，他们在梦想破灭后都选择了沉默，这使得表面重复而实质互异的文本结构强而有力地表达出了一个观点：由于边缘化而贫困的底层人群面临的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加严重的是他们在行动上的“无能为力”。

三、精致别样的内部结构：转喻、转叙与分离

上文简要分析了《两次暗杀之间》以戏仿、反讽和互文为主要特征的多重外部结构，不过阿迪加显然并不仅仅满足于这种巧妙的外部结构，他力求在每一篇具体文本的内部结构上也做到精致别样。然而以本文的篇幅，逐篇分析这部小说集每一篇小说的内部结构并不现实，因此，本文仅从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新批评代表人物热拉尔·热奈特提出的“转喻—转叙”说角度考量最具代表的某一篇目，以期起到管中窥豹的效果。

在热拉尔·热奈特的《转喻：从修辞格到虚构》一书中，他提到了18 世纪法国古典修辞学家杜马塞在《论比喻》中的关于“转喻”的一个观点：“转喻又是一种换喻，人们通过它可以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事，以便让人了解之前所发生的事，或者是用它来解释之前发生的事，以便让人理解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在《两次暗杀之间》中，这种引人注意的转喻手法也时有出现。譬如，有一句几乎贯穿全书的俚语粗口“秃头女人养的”即是一种颇为有趣的转喻，它是用来“解释之前发生的事”：“秃头女人”指的是上层种姓的寡妇，之所以剃光她们的头发是要防止她们接触男人，所以之前发生的“秃头女人养的”这个过程本身就说明了孩子的私生子属性，也让人理解了这句话在接下来的对听话者严重的人格侮辱。

值得注意的是，转喻这种修辞手法其实本身就包含了虚构的成分，比如“秃头女人养的”这句俚语并不真实，所谓的“秃头女人”只是用来羞辱他人而虚构出的形象，她并没有真实存在。同样，热奈特在《转喻》一书中即从转喻的“修辞—虚构”二元特性出发，扩展出了他对“转叙”的定义：“转叙不再仅仅是叙述者的转叙，同样完全可以由作者、小说家来转叙，他可以出入两部小说之间，也同样可以出入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世界，即通常被定义为故事外的叙事，与他所虚构的故事内叙事世界。”按照这个定义，阿迪加在《两次暗杀之间》也娴熟地使用了这一具有修辞性的加强虚构的叙事手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第十篇《瓦伦西亚》中婆罗门女仆杰雅玛在得知低种姓女仆夏伊拉将要结婚后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转叙。这一段转叙是由叙述者代替杰雅玛来进行叙述的，而倾听者更是离奇，竟然是童子黑天神，而叙述的内容是杰雅玛姐姐阿姆比卡悲剧性的婚姻及其所造成的恶果——“从此谁也不愿意再娶她们家别的孩子。”细读这一转叙，可以从其中把握以下两点：第一，转叙者的身份较为复杂。从上下文语境判断，通过“‘就这样，我就一直保持了处女身’，杰雅玛想告诉黑天神”这句话，基本可以断定转叙这番话的说话人实际身份应该是杰雅玛无疑。但是，从转叙本身的语言风格来看，又与之前的叙述者毫无区别。由此，这番转叙便仿佛是由叙述者代杰雅玛进行叙述的。这其中的暗示应是不言而喻的，杰雅玛因嫁不出去而要一辈子当女仆，她的“失语”是必然的。第二，这段转叙的倾听者也有多重身份。文中提到“只有黑天神聆听了阿姆比卡的不幸故事，听到了她为前世的罪孽所受到的惩罚”，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悖论。因为作为读者，我们显然也“聆听了阿姆比卡的不幸故事”，也“听到了她为前世的罪孽所受到的惩罚”。所以，转叙的倾听者实际应是黑天神和读者。阿迪加之所以抹除掉读者的倾听者身份，而且不仅消解“听到”的结果，甚至还否定“倾听”的过程，是想将阿姆比卡的故事与读者做最大的分离,进一步体现它的虚构性，从而反衬出前述叙事的真实可信。

通过用“转喻—转叙”说对《两次暗杀之间》具体篇目的分析，不难发现，让真实的社会百态与虚构的小说语言融合能带来更大的批判性力量，这或许正是阿迪加在令人目眩神迷的结构之后隐藏的真实目的。虚构的力量固然强大，然而如果没有社会现实有力的支撑，恐怕虚构力量也根基不稳，则它洞穿世情、刺入人心的力度必然也是不够的。

纵观《两次暗杀之间》这本书，无论是总体上对时间地点的精心安排或整个文本系统的外部结构，还是每篇独立文本的内部结构，这些结构上的精致布局都是在灵巧地寻求这种真实与虚构的微妙平衡：虚实交互。而在这种虚构中蕴有真实、真实中又充斥虚构的平衡关系之下，结合巧妙的反讽性语言，整本书得以更有力度地揭示现代印度尤其是在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印度庶民阶层的社会生活、复杂心理乃至他们的精神状态，同时也使得全书的社会批判性既足够强大又不甚尖锐，这也正是阿迪加带有社会批判性质的作品的独到之处。

① Ulka Anjaria.Realist Hieroglyphics : Aravind Adiga and theNew Social Novel[J].2015

② 林承节: 《印度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从拉吉夫·甘地执政到曼莫汉·辛格政府的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③〔印〕阿迪家：《两次暗杀之间》，路旦俊、仲文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文中关于本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另注）

④ 〔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⑤⑥〔美〕艾布拉姆斯、〔美〕哈伯姆：《文学术语词典（第十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⑦⑧ 黄心川：《印度哲学通史》，大象出版社 2014年版。

⑨⑩ 〔法〕热拉尔·热奈特：《转喻：从修辞格到虚构》，吴康茹译，漓江出版社 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