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品中的“肺病书写”研究

⊙刘蓉［天水师范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0］

一、对“五四”隐喻传统的解构

（一）对社会性隐喻的解构

维拉·伯兰特在他的《文学与疾病》一书中曾写道：“患病这一基本经验在文学中获得了超越一般经验的表达功用和意义。在文学介体即语言艺术作品中，疾病现象包含着其他意义，比它在人们的现实世界中的意义丰富得多。”在“五四”作家的笔下肺病已经超越了疾病本身，而是被置换成一种文化符号，具有某种悲剧性的社会文化暗示。大多数作家通过肺病患者的生存困境来体现这一意义层面。20 世纪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而“五四”时期的现代作家大多留学归来，巨大的落差让他们产生了自卑的文化心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观念使得他们对中国社会的黑暗有着普遍的感受，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某些社会痼疾并把“肺病书写”与国运同构，以疾病为突破口，将病态的社会折射到小说的人物之中。鲁迅在《药》中的“肺病书写”就具有典型性，华小栓患上了“痨病”需要人血馒头进行救治。鲁迅将个人——肺病——社会形成一个三角对照关系，具有浓厚的讽刺意味。巴金在《寒夜》中把汪文宣塑造成一个饱受肺病摧残的患者形象，作者在这里将无药可治的肺病隐喻为社会制度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病态社会对底层人民的折磨，并发出强烈的控诉。他们的悲惨遭遇是当时无数底层百姓的缩影，拮据的生活条件、压抑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以死亡终结生命。无论是鲁迅还是巴金，他们笔下肺病患者的形象塑造都显示了作者深刻的问题意识，即通过人物悲惨命运的塑造，犀利地讽刺整个社会的腐烂败落和国民政府统治的暴力黑暗。

张爱玲总是与时代保持距离，她拒绝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进行叙事，“五四”时期疾病的社会性隐喻并没有成为她作品的主题之一。肺病的书写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通过个人的疾病遭遇凸显人的自我意识和价值。张爱玲所处的年代物价飞涨，物资短缺，整个上海都被战乱的阴霾所裹挟。人们都紧绷着神经，内心渴望着现世安稳的生活。当战争使得日常的生活变得遥不可及，张爱玲对日常生活的通俗叙述就被推到了主流话语的中心位置。正是在日常生活的叙述中张爱玲还原肺病的真实面貌，给读者展示了肺病患者生理以及精神上的痛苦本质，她拒绝“肺病书写”的社会性这一强加的价值符号，回到人的意义这一核心命题，从恐怖的疾病本相中去体悟个人的生存价值。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战争这一宏大主题的排斥，与同时代的许多男作家不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似乎完全架空于战争场面之外，无论是郑川嫦还是夏太太，张爱玲都将疾病的意义仅仅停留在生理层面，拒绝将其上升到对病态社会的对照。

（二）对浪漫性隐喻的解构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结核病曾是一种效劳于某种具有罗曼蒂克色彩的世界观的疾病”，并且“被想象成爱情病的一种变体”，往往与美丽、柔弱、敏感、忧伤相关联。“五四”时期，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唯美主义主张“在丑恶中发现美，往往表现为一种病态美，变态美”。于是在“五四”作家的笔下，肺病患者就被赋予了某种浪漫性的隐喻意义。郁达夫笔下的许多人物就染有肺病，但作者注重人物主观情感的抒发，使得作品具有浓厚的感伤色彩和唯美的基调。郭沫若的小说中，肺结核这一疾病其实也是对爱情浪漫性的隐喻，例如在《喀尔美萝姑娘》里主人公对喀尔美萝姑娘的爱恋以及《残春》中“我”对患有肺结核的S 姑娘心生喜爱，都体现了郭沫若浪漫性的追求。此外新感觉派作家也塑造了不少肺病患者，比如在叶灵凤的作品《肺病初期患者》中的兰茵、施蛰存《残月下弦秋》中的主人公和穆时英的《公墓》中患上肺结核的女主人公欧阳玲。这些作家解构了肺结核所带来的生理性痛苦，肺病成为浪漫爱情的组成部分，具有某种“罗曼蒂克”的色彩。

张爱玲拒绝“五四”的这一隐喻传统，她切断了肺病与爱情之间的联系，通过“肺病书写”暴露了女性的真实困境，在这里肺病就是一种骇人听闻的绝症，浪漫色彩被作家消解，变得严酷而又绝情。张爱玲还原了疾病本身的丑陋本相，她将这种恐怖的病相放置在日常生活中，并对此不加任何掩饰地展示，肺病不是爱情的催化剂,相反，患有肺病的女性被拒绝在某种社会机制之外，肺病的丑陋本相阻碍了爱情的进程。“五四”以来肺病的浪漫意象被写实的肺病症状所代替，蒙上一层冷峻的面纱。《花凋》 中的郑川嫦、《创世纪》中的紫薇、《半生缘》中的顾曼璐、《金锁记》中的芝寿、《怨女》中的玉喜、《多少恨》中的夏太太、《殷宝滟送花楼会》中的罗潜之等都是肺病患者，肺病所带来的生理性的折磨给予读者痛苦的阅读体验。在《花凋》中张爱玲这样描述患上肺病的郑川嫦：“她的肉体在他手指底下溜走了。她一天天瘦下去。她的脸像骨架子上绷着白缎子,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两只炎炎的大洞。”“她趴在李妈背上像一个冷而白的大白蜘蛛。”在外面,“到处有人用骇异的眼光望着她,仿佛她是个怪物”。她生病的身体不再有美感了，而是符合肺结核的病理表现。浪漫性在张爱玲的笔下被完全消解，她以冷峻的笔调书写疾病所带来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

二、张爱玲的生命体验与“肺病书写”

作家的文学创作总是不自觉地受到自己生命体验的影响，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张爱玲曾在医院里照顾过患有肺病的患者。在香港读书时这段特殊的经历使得张爱玲对疾病尤其是肺病有着独特的感受。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肺病患者是常见的人物形象，基于自身的生命体验，张爱玲对小说中患病的女性持有特殊的情感倾向。她们大多是世界的累赘，是可怜而又丑陋的求乞者，在卑微的夹缝中祈求爱情的降临。

此外苏珊·桑塔格认为，环境拥堵、空间的封闭与肺病的发生息息相关，因此封闭的环境与诱发肺病便有了直接的因果关系。张爱玲小说中的肺病患者恰好就处在一定闭塞的环境中，阅读张爱玲的小说，不难发现许多患有肺病的女性患者日常活动都是发生在公馆和公寓里的。张爱玲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家庭，她对公馆有着特殊的感情。公馆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产物，代表的是封建世家们穷途末路时苟延残喘的庄园，生活在其中的人物最终都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们只能被禁锢在这座牢笼中，例如《花凋》中的郑川娥就生活在郑公馆。在张爱玲的代表作品《倾城之恋》中对公馆有这样一段描述：“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这短短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公馆中的生活状态，他们无法适应外界复杂的变化，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他们仍然遵循着旧社会的伦理道德，以保守落后的态度恪守封建伦理纲常。在这样的环境下，公馆也成为具有悲剧性的封闭场所。封闭的空间体验使得张爱玲笔下的肺病患者陷入生存困境，女性被禁锢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中，内在郁闷是肺病产生的原因之一，而肺病就成了女性被压抑下的产物。此外公寓是都市生活最基本的生活背景，它不同于公馆的生活，在这里没有封建等级的压迫。公寓作为一种独门独栋的现代化居室，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隐私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这本应该作为现代新女性独立的栖身之所，在张爱玲的笔下往往却是另一道枷锁，正是在这样的私人封闭场所中，张爱玲发现了女性命运的苍凉。《半生缘》中女主人公曼桢的姐姐本是舞女，嫁给了一个投机商，婚后搬进了一幢西式公寓。本以为婚姻可以让姐妹二人获得更好的生活，但在这幢楼房里，顾曼璐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而这个公寓也完全成了一个禁锢的空间。张爱玲在“肺病书写”中，以患病的女性形象为主，着力刻画和剖析生活在沪上洋场女性的生存境遇和心灵世界，她熟悉各类女性。在她的笔下，有出身于社会底层，在封建枷锁和欲望中苦苦挣扎，最终心理扭曲异化的女性，她基于女性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揭示了女性“他者”身份的焦虑。

三、“肺病书写”的叙事性作用

张爱玲的“肺病书写”在叙事上起着一定的作用，并以此对故事进行建构或消解，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可以说“肺病书写”是张爱玲几部小说中故事生成的动力源。在《半生缘》中肺病就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助推剂，顾曼璐染上了肺病，身体逐渐衰弱，正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她为了讨好丈夫，以自己生病为由，装出病情恶化的样子将妹妹留了下来，这才让祝鸿才有机会强暴了曼桢，毁了自己亲妹妹一生的幸福，由此可以看出，顾曼璐患有肺病对后文的结局起到暗示铺垫的作用。在《花凋》这部小说中，故事的开头就在墓志铭中指出了主人公郑川嫦是得肺病死的。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写到的情节开头是指“该事与其他事没有必然的因承关系，但会自然引起其他事件的发生”。在这部小说中患病这件事有助于整部故事的叙述，展现了一个花季少女生命凋零的全部过程，小说中川嫦在与章云藩医生谈婚论嫁的时候突然染上了肺病，章云藩来替她诊治的时候脸上毫无表情，“仿佛她不是个女人，就光是一个病人”，在这里肺病就成为爱情的阻碍，为情节发展提供一种叙事性线索。此外小说中有关郑川嫦的“肺病书写”，使得主人公的死亡具有某种合理性。《多少恨》中的家茵在给夏家当家庭教师的时候和中年商人两情相悦,但男主人公却有一个未受过教育的患了肺病的太太。夏太太从乡下来到上海找到了家茵，告诉她自己已经肺病第三期了，哀求着她让她离开夏宗豫。因为夏太太的病使得家茵从内心深处对这份感情产生了动摇，在小说的结尾她说道：“你从前要是没有成见，一直跟她是好的，那她也不至于到这样。就是病，也是慢慢的造成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在雨中染病，正是因为突染肺病才使得她改变心意，决定留下来继续过上流社会奢靡的生活并与乔琪乔结婚。由此可见，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所涉及的“肺病书写”从文本意义来说对于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此外张爱玲在小说中的“肺病书写”将小说的叙事推向一个高潮，使得故事情节更加曲折离奇，相比于主人公一帆风顺的人生境遇，将疾病这一独特的人生体验纳入人物的塑造中，使得小说中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从而满足读者的期待视域和审美想象，将小说的叙事模式推向一个更深层次的发展方向，拓宽小说的思想深度。

四、“肺病书写”的美学意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的故事塑造和人物性格命运有着独特的理解，小说中张爱玲通过“肺病书写”来暗示人物的性格命运。她笔下的郑川嫦、顾曼璐、芝寿、紫薇、夏太太等肺疾女性形象多少带有类似明清小说揭示命运的意义，具有其独特的审丑价值和悲剧美学。这些肺病患者饱受命运的折磨,她们所表现的凄惨悲苦投射的正是人物深陷苦难却无力抗争的悲惨命运，反映生命必经的过程，这也使得人物的价值在审美层面上更加耐人寻味。张爱玲的“肺病书写”正是基于对生命独特的体验，挖掘疾病背后人的价值和生命意识。

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疾病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生理体验，而且是某种悲剧美学的主要载体，张爱玲的“肺病书写”蕴藏着丰富的美学价值。因为主人公患上了肺病，使得小说中的情人在疾病的折磨下难成眷属，最后戛然而止。这种结局是张爱玲刻意为之的，她洞察人生悲苦的本色，在人物塑造上规避宏大的叙述视角并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挖掘人性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正是通过美好事物的陨灭来体现的，肺病就是一种破坏性力量，“肺病书写”作为一种破坏性情节，解构爱情神话和传统古典小说大团圆式的结局，寻找到了作品永恒的意义。张爱玲通过“病杀”的处理方式使得小说具有一种残缺美，颇具早期鸳鸯蝴蝶派的风格，展现其独特的爱情美学观。在《花凋》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张爱玲的这一文学追求，美好的事物总会悄然陨灭，年轻的花季少女在快要谈婚论嫁时感染肺病，而身为医生的男朋友也束手无策，另寻新欢，肺病毁灭了郑川嫦所有的生活，最终陨灭。《半生缘》中顾曼桢与沈世钧的爱情悲剧就是由疾病造成的，没有疾病的发生就没有这部小说中的曲折离奇。花好月圆式的爱情神话在张爱玲的笔下永远无法实现，她的作品中就充满悲凉的意味。这种“肺病书写”使得爱情具有某种阻隔机制，相比于一帆风顺的爱情琐碎，疾病的破坏使得爱情的永恒性受到了挑战，爱情在疾病的破坏下走向消亡，爱情的神圣性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种残缺的爱情使得作品的美学价值更加凸显，别具韵味。

五、结语

疾病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是现当代许多作家的主题之一。张爱玲笔下描述了不少肺病患者，并通过这些人物的悲惨遭遇以及对肺病的恐怖书写寻找到自己表达感情的契机，书写疾病世界里复杂的人性感受,表达她对生命的审视与反思。张爱玲在文本世界里建构自己独特的审美世界，解构“五四”作家的隐喻性传统，将“肺病书写”的文本意义达到更高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