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李祖玥 [南京传媒学院国际学院,南京 211172]
关于悲剧,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借助“装饰”过后的语言和人物行动模仿方式展开,用引发怜悯和恐惧来使这些情感得到陶冶。悲剧性则是悲剧中的典型特征,并贯穿于周氏电影题材的始终。在电影中,周星驰将目光聚焦于社会草根阶层,运用独特的影像艺术,将这一阶层的视线和经验之内的生存状态重新展现在观众面前,并借以“无厘头”的喜剧效果,将底层小人物的心酸奋斗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1.人物造型的悲剧性。人物外观造型是人物可视性的特点合集,包括人物的服装、发型、动作等,在电影中,这一外在造型不仅能够形象地展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还能够将导演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而周氏电影的悲剧性很大程度上依靠人物造型来表现。周星驰在电影制作中往往用白与红来表达其导演思想,《功夫》中,芳儿、肥仔聪以及酱爆的衣服大都是纯粹的白色,这象征着他们始终如一的纯净内心,影片中反派角色火云邪神在刚出场时也身着白色背心,其一切行为出发点都只是出于对武术的痴迷,因而具有一定的纯粹性。而随着情节的发展,火云邪神逐渐放弃了对武学的纯粹追求,开始追求形式上的胜利,因而其衣服的白色也被黑色所取代。在影片中,包租婆和龅牙珍在初期其服饰都是纯粹的白色,而后在斧头帮的肆虐下开启了自己的反抗举动,其衣服上也增添了点点红色,而红色是一种反抗精神的象征。
2.人物台词的悲剧性。相较于人物造型所表达意味的隐蔽性,人物台词更具直观性,能够使观众直接理解其所要传递的内容信息。在周星驰电影中,其人物台词的悲剧性表达也较为直观。在《大话西游》中,至尊宝对紫霞仙子说道:“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尽管这一台词极尽唯美浪漫,但其背后却隐藏着至尊宝最为简单的目的——感动紫霞仙子以救回自己的性命,这一台词为其虚假而又唯美的爱情增添了一抹悲情。在《喜剧之王》中,主人公尹天仇在梦想的实现过程中不遗余力,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在舆论的压迫下,尹天仇自讽道“我是一坨屎”,这一台词将其心酸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
3.人物性格的悲剧性。人物的悲剧性格同电影本身的悲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周星驰的喜剧电影中,大多数主人公的性格都具备强烈的悲剧性。《喜剧之王》中的主人公尹天仇,生性善良、天真无邪,有着优良的品质特性,但其存在过分执着这一性格“缺陷”,并将其扩散至工作和生活中,这使得他四处碰壁。在影片《大内密探零零发》中,主角零零发勇敢善良、诚恳老实,但其也存在性格“缺陷”,即不爱习武而热爱发明创造,而这些发明创造在别人看来是不务正业的产物,同时也将他置于险境。尽管影片的结尾是圆满的结局,但却是因零零发放弃了原本坚持的发明创造而实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人物性格的悲剧色彩。
1.戏剧冲突的悲剧性。戏剧冲突是指剧中的一些分歧、斗争、矛盾等,戏剧作家多用这一方式来展现人物间的各种矛盾,推动情节发展,传达思想情感。而在周星驰的喜剧电影中,往往通过喜剧冲突的设置来强化其悲剧色彩。在电影《少林足球》中,周星驰饰演的五师兄是一个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但他却有着一个伟大的梦想——将少林功夫发扬光大。在科技信息时代的今天,代表传统文化的少林武功已与现实社会渐行渐远,而主角阿星的力量之微小,又难以撼动整个时代特征,因此其梦想的实现过程遭遇了重重阻碍,这些阻碍正是周星驰为其设置的戏剧冲突,通过自我理想与现实矛盾来进一步强化阿星的自不量力。影片中少林队在第一次比赛中,尽管大师兄举白旗示意投降,但对方仍羞辱大师兄,逼迫他将内裤戴在头上,这给在远处观看的五师兄带来极大的震动,他眼中的希望渐渐消失,理想逐渐幻灭。尽管这并非影片结尾,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小人物的悲剧命运。
2.主题内容的悲剧性。在大多数喜剧电影中,创作者往往会聚焦于底层人物,叙说其坎坷经历,而在某一奇迹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笨拙的努力来实现自我梦想,这样的成长式主题内容既能够让观众在主人公愚笨的行动中尽情发笑,又能够在美满的结局中得到内心的安慰。而在周星驰电影中,其对主人公的设定往往如同易宁所说:“无论主人公如何反抗,在不清楚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一切对命运的反抗都是徒劳。”尽管遭遇了诸多波折,主人公仍旧未能成功反抗自己的命运,这使得其喜剧电影中往往蕴含着悲剧色彩。在《喜剧之王》 中,尹天仇梦想在影视圈有一定地位,为了这个梦想他付出了诸多努力。当被告知要将剧本交还给片方时,他怅然若失,最后失魂落魄地离开房间。在这一场景中,观众能够深刻体会尹天仇理想幻灭后的失落,引发观众对命运的感慨。周星驰的电影主题大多是小人物同无法战胜的命运作对抗,这就注定了失败,这一主题内容的设定给影片注入了极大的悲剧色彩。
1.镜头语言的悲剧性。电影中的基本单位是镜头,镜头下对声、色、光、影等电影语言的综合运用是衡量电影导演艺术功力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体现导演独特艺术风格的重要方式。周星驰电影的无厘头喜剧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镜头语言实现的。《喜剧之王》中,柳飘飘说:“如果鼻子不好看就看眼睛,或是嘴巴、耳朵、头发,总会有一样好看的。”而随即镜头便对准了一个夹杂菜渣的黑牙、蟑螂四窜的头发、鼻毛外溢的鼻孔、布满眼屎的眼睛……这一鲜明对比给人以强烈冲击,同时也暗现了柳飘飘面对美好憧憬与悲惨现实的苦闷与无奈。《长江七号》中,自认是白领人士的教导主任看不起脏兮兮的小狄,让他同自己保持一定距离,而在四下无人时,却将挖到的鼻屎吃进嘴里,这一内容的对比将教导主任嫌贫爱富、道貌岸然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2.背景音乐的悲剧性。音乐是电影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能够使电影情感的表达产生强大的感染力。在周星驰喜剧中,背景音乐是展现其悲剧性的重要手段,大拼盘式的背景音乐形成了周星驰烙印的风格,同时其背景音乐也兼具戏剧性、民族性、经典性,在紧贴剧情的同时,赋予了观众多重视觉享受。《功夫》中以民乐为中心,将慷慨激昂的配乐贯穿整部影片,让观众回味无穷。影片中,为报复包租婆,星仔、胖仔来到猪笼城寨,但胖仔的愚笨使得星仔陷入了困境,此时配以忧伤的二胡曲来烘托现场的哀伤情境。在星仔同包租婆的疯狂追逐场景中,配以《流浪者之歌》,以欢快的小提琴曲来映衬这一滑稽搞笑的场景,可谓是别开生面。在同火云邪神的打斗场景中,用《小刀会》乐曲来搭配眼花缭乱的武打动作,使得整个场景富有生机,同时也增添了一丝悲壮情感。
艺术形式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周星驰喜剧电影正是在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并随着时代的重大变革而不断改变。由此可知,其喜剧电影中的悲剧性成因离不开香港地域文化的塑造。首先,消费文化的影响。在20 世纪后半期,香港电影是作为一项工业来展开运作的,因此利益的追求成为电影创作的最终目标,这就要求电影导演必须以最广泛大众的意识和审美为出发点进行创作。而20世纪90 年代后,香港经济逐步放缓,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经济发展神话被打破,这一现象引发了大众的恐慌与不安,浓重的悲观情绪在大众阶层蔓延,并扩展至电影领域。在此背景下,喜剧电影凭借幽默的语言、搞笑的情节获取了大众的喜爱,并成为电影创作的主流趋势,这为周星驰电影的创作提供了生存空间,他以基本的消费文化观念为标准,融合自己对电影的理解认识,创作出了无厘头喜剧电影。其次,香港意识的构建。在1997 年回归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其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诸方面受英国影响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原生思想文化。在电影领域,部分香港导演对香港人文环境及精神价值没有充足的了解,也未将其融入影片制作,故而其电影本土思想不足。回归后,香港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对于香港社会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阶段,香港人开始自觉地对自身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刻的研究与构架,开始重建香港意识。而持有导演和演员双重身份的周星驰,也将对香港身份的认同和执着反映于影片之中。与此同时,20 世纪90 年代,政治、经济等多重变化,使得港人对自我发展产生了迷惘与焦虑,而过于沉重悲剧的电影将会加重市民这一情绪,因此,为了避开这种忧虑,香港导演更愿意拍摄一些能起到欢乐作用的喜剧片,而这些悲剧的精神思想只能隐蔽并通过嬉闹自嘲等方式来实现。周星驰的电影正是遵循了喜剧创作这一市场发展规律,同时又增加了艺术的严肃性和人物的厚重感来突显其悲剧性色彩。此外,时代精神必然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并深刻烙印在艺术形态上。1997 年回归之前,香港电影在高消费的大众心理、悲观的情绪、娱乐精神的市场追求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即对经典的反叛,对生活的玩世不恭,以此来迎合大众的时代心理,为其恐慌和焦虑心理提供一个宣泄的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归后的香港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逐渐进入正轨,港人的恐慌焦虑心理被安稳的生活所代替,喧闹不再适宜香港电影市场,这在电影制作中表现为从追求狂欢的末世情节逐渐被对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心和追求所替代。这给周星驰电影制作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其在追求喜剧效果的同时,也在主观上多了一份国家情怀以及对严肃艺术的追求。他一方面延续以往电影反映大众心理的要求,另一方面融合了内地与香港本土的传统文化,并利用这一天然的文化共通性成为市场畅销的宠儿。同时,其电影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无厘头搞笑,更多的是以深度的人物塑造和剧情来追求观众心灵感动和震撼,故而悲剧性色彩成为其电影中深藏的主调,并进一步彰显了其艺术魅力。
周星驰喜剧电影总是从个体经验角度观照生存,以小人物的奋斗史展开故事的叙述,这一叙述特点的形成很大原因来自于其个体生存经验,正如周星驰所说:“我的电影都是我的感情以及生活体验。” 周星驰出身草根阶层,生活贫困,父母在其年幼时便离婚,使得其本就艰难的生活又失了一份温情。在追求演艺道路上,又因外貌而四处碰壁,这些心酸遭遇仅是他生活组成的一小部分,但在他心中却埋下自卑的种子,使其对悲剧性的生存模式有了深刻的认知,并影响其今后的人生观。他的喜剧电影总是从微观小人物视角出发,展现其渺小而又伟大的一生,通过无厘头的滑稽搞笑来赢得大众欢笑,而剥开这一喜剧外壳,能够深深感悟到其中的悲剧性,这是周星驰以一种更成熟的思想来对喜剧电影中的悲剧性进行诠释,是其对生活的体验和认知。《功夫》中,周星驰塑造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人物,他游手好闲、一事无成,却也有着一颗拯救世界的心,尽管经历了各式各样的辛酸生活,但仍然坚持那微乎其微的梦想,并为此努力着、拼搏着。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往往会因其中夸张的动作、滑稽的语言、反转的剧情而开怀大笑,但深入分析这大笑背后的心酸,却又是一种笑中带泪的强颜欢笑,让观众被其喜剧效果所感染的同时,也能够对其悲惨遭遇感同身受,进而感悟影片的真谛。此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在生存中必然会遭遇一定的现实压迫,而这一压迫往往会激起弱势群体的强烈反抗,也正是其反抗造就了电影情节的冲突以及其悲剧色彩。周星驰的喜剧电影详细叙述了这类弱势群体的现实反抗,在影片中没有一些激烈厮杀和搏斗场景,而是通过滑稽搞笑的喜剧形式进行演绎。同时,在这些反抗斗争中,也往往暗含了这类群体对世界真、善、美的追求,这是周星驰对草根阶层的认同,也是对其的人文关怀,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和情感的抒发对其生存状态进行呐喊和助威。在周星驰的喜剧电影中,《喜剧之王》中的尹天仇、《功夫》里的阿星等,都是通过一定的艺术加工来再现其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并在与所谓的“名门正派”交往中,用嘲弄、戏弄等方式实现自我反抗,帮助其在残酷现实中寻找到一丝慰藉。在这些看似无理的剧情设计以及夸张滑稽的语言动作中,依稀可见创作者对这些小人物的尊敬和关怀。由此可知周星驰喜剧电影不仅仅是对社会底层人物生存的叙述,更是对其生存状态的一种人文关怀。
周星驰喜剧电影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悲剧性内核,在其无厘头的喜剧效果中,深藏着对现实的无奈与对小人物的关怀,在电影中,依稀可见周星驰心酸的人生遭遇、独特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人生的哲学思考。
① 陈鹏:《浅析〈西游降魔篇〉中的悲剧性特质》,《青年文学家》2020年第26期,第151—152页。
② 崔冠华:《香港喜剧电影的特质与影响——以周星驰影片为例》,《电影评介》2017年第20期,第22—24页。
③ 王子亚:《周星驰电影的喜剧风格及其悲剧内核》,《戏剧之家》2017年第15期,第99页。
④ 孟晨:《论喜剧电影〈美人鱼〉中的悲剧因素》,《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10期,第27—28页。
⑤ 王银:《悲喜浑成:周星驰喜剧电影中的悲剧意识探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00—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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