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晴簃诗汇》诗人小传校释七则

⊙侯婷 ［牡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晚晴簃诗汇》又名《清诗汇》，后因采入民国诸人之作，而改为《晚晴簃诗汇》。在体例上，《晚晴簃诗汇》依仿钱谦益的《列朝诗集》与朱彝尊《明诗综》，以诗系人，收录作家6100 余人，纂辑诗作27000 余首，附有诗人小传、诗话，并有选择性地采用了他人对于该诗人的评价资料，是目前为止体量最大的清诗总集。其编选从民国八年（1919）“晚晴簃诗社”成立开始到1922 年徐世昌下野中断，1923 年徐世昌又授命曹秉章、王式通继续编选，直至1924 年完全竣工，先后历时五年，加上其书规模庞大，且成于众手，故书中记载的某些人物小传可能会出现纰漏。本文试图以多方面史料考证的方式，对所择选的几处差异进行考辨，以供商榷。

一、汪士铎

汪士铎，字振庵，号梅村，江宁人，道光庚子年举人，赐国子监助教衔。有《悔翁诗钞》。

萧穆《敬孚类稿》卷12 有其小传，云：“先生姓汪氏，名士铎，字梅村，晚号无不悔翁。”所载汪士铎表字与《晚晴簃诗汇》存有异辞，并云“晚号无不悔翁”，可补其缺。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261《经籍考五》著录汪士铎《南北史补志》14 卷，称：“士铎，字振庵，别字梅村。江苏江宁人，道光庚子举人。”可见，刘锦藻在“字振庵”这一说法上与徐世昌同，但他却认为汪士铎“别字梅村”，而非“号梅村”。此外，张舜徽先生在《清人笔记条辨》“悔翁笔记六卷”一节中亦有记载：“士铎字振庵，别字梅村，晚号无不悔翁。道光二十年举人。”

萧穆自幼好学，在他三十岁左右的时候见到曾国藩，被曾国藩称之为“今之读书种子”。当时，许多老学者皆曾作客于曾国藩处，桐城的方宗诚也在幕中。萧穆虽未尝入于曾氏之幕，但却因同作为桐城派的方宗诚而遍识曾氏幕中诸老，因此可以推断，萧穆和汪士铎二人应该是有私交往来的。《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稿》“文献学家萧穆年谱”一节中记载了萧穆和汪士铎交往的线索。在萧穆二十八岁时，“时汪士铎寓武昌……萧穆过鄂，数往见汪士铎论学”。两年后，“萧穆往其家见之。此后二十余年，时相往还”。故此可作为二人交往之密切的佐证。那么，萧穆对汪士铎的字号记载应该不至于出错。另外，《晚晴簃诗汇》目前最早的版本为1929 年退耕堂的刊本，而《敬孚类稿》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就已刊成，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后者更接近汪士铎的生活年代。因此，《敬孚类稿》关于汪士铎字号的记载更有说服力。

古人命字，大致有同义反复、意义相对、意义联想等几种类型。“铎”，又称宝铎、风铎、檐铎。为铃之一种，即垂挂于寺庙堂塔之相轮及檐端等处之大铃，金属制，呈钟型。所以推测“铎”是其名“庵”的意义联想，那么汪士铎其表字为“字振庵”应该是无误的。

因此，经过多方面史料考证，汪士铎的字、号可推断为“字振庵或字梅村，号无不悔翁”。

二、汪辉祖

（一）字、号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萧山人，乾隆乙未进士，官宁远知县。

阮元 《揅经室集》卷3《循吏汪辉祖传》中记载：“君姓汪，名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所载汪辉祖字、号与《晚晴簃诗汇》同，并云其“晚号归庐”，可补其缺。另外，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11 亦有其传，称：“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萧山人，乾隆乙未进士。”除此之外，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卷二十九史部十五以及卷六十二子部十一之下均记录为“辉祖字焕曾，萧山人”，并且《郑堂读书记》卷六十二子部十一之下也记载了其号，即“号龙庄”。然而，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七列传二百六十四却载汪辉祖“字龙庄”。此外，戴肇辰《学仕录》卷十著录：“汪辉祖，号焕曾，浙江萧山人，乾隆乙未进士。”可见，戴肇辰又将汪辉祖记为“号焕曾”。

《揅经室集》是阮元自编定稿的个人文集，从时间上看，阮元（1764—1849）《揅经室集》较《清史稿》等成书时间稍早，且阮元的生平时代更接近于汪辉祖(1730—1807），故《揅经室集》中所记载汪辉祖的字号比较接近实情。因此，汪辉祖的字号可推断为“字焕曾，号龙庄”。

（二）脱文

《诗话》：“龙庄少孤，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世称双节堂。”

清光绪刻本《两浙輶轩续录》中有其相关的记载：“《先正事略》：君少孤，继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世称‘汪氏两节母’。”另外，赵尔巽 《清史稿》 也有其传，称：“汪辉祖，少孤，继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对比这三则材料，不难发现：《清史稿》和《两浙輶轩续录》均称“继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而《晚晴簃诗汇》载其为“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与前举诸说中“继母王”存在差异。从文义上来看，“龙庄少孤，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一句中“母王”本应为汪辉祖的继母，即其父汪楷继娶的妻子，故《晚晴簃诗汇》可能是稍有疏误，迳曰其为“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

杭世骏《道古堂全集》诗集卷25《送老集》中记载了其父汪楷的事迹，云：“萧山汪楷，官淇县典史，远游岭表殁于羊城客舍。继室王、妾徐养孀姑抚孤子辉祖成立。”可见，在汪辉祖的父亲汪楷去世之后，汪辉祖由王氏和徐氏两位母亲共同抚养成人。这也可证明《晚晴簃诗汇》“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确为表述不当。

据此推测，《晚晴簃诗汇》“龙庄少孤，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一句，“母王”前当有“继”字，此处疑为脱文造成的讹误。

（三）进士年份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萧山人，乾隆乙未进士，官宁远知县。

“乾隆乙未”年，即乾隆四十年（1775）。除此之外，戴肇辰《学仕录》卷十、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二十九史部十五以及卷六十二子部十一之下、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六十一经籍考五及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11 均记载汪辉祖为“乾隆乙未进士”。而《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四云：“汪辉祖，字龙庄……乾隆二十一年成进士，授湖南宁远知县。”可见，《清史稿》将汪辉祖的进士年份记载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显然与《晚晴簃诗汇》等所记载的“乾隆乙未”年相矛盾。

关于汪辉祖两种不同进士年份的说法，究竟哪一说法更接近史实？《病榻梦痕录》是汪辉祖晚年重病时的口述，由其子执笔记录而成，详细地记载了汪辉祖的生平事迹，其记载的信息相对较为可信。书中有汪辉祖生年的记载：“雍正八年庚戌十二月十四日寅时，余生于大义邨中巷。”由此可知，汪辉祖生于雍正八年（1730）。另外，其中有关中举的记录颇为详细：

三十三岁戊子三十九岁馆乌程。四月，为两母建双节坊于大义聚奎桥北岸，初买坊基时……七月，至省乡试……九月初八日回乌程，见题名录，知中试第三名举人。

可见，《病榻梦痕录》记录汪辉祖在其三十九岁时中举，这就否定了《清史稿》中“康熙二十一年进士”一说。除此之外，阮元《揅经室集54 卷》二集卷三“循吏汪辉祖传”中亦有记载：“君姓汪，名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年三十九举于乡，又七年成进士。”由材料可知，汪辉祖“年三十九举于乡，又七年成进士”，即汪辉祖于1768 年中举，并在七年之后（1775）成进士，与《晚晴簃诗汇》等文献资料记录的进士时间恰相一致。《清史稿》中所记载的乾隆二十一年（1756）进士，而汪辉祖于1768 年才成为举人，此说法前后矛盾，显然存在着讹误。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汪辉祖应该是乾隆四十年（1775），也就是在其四十六岁时进士。

三、吴棠

（一）字号

吴棠，字仲仙，盱眙人，道光乙未举人。由知县官至四川总督，谥勤惠，有《望三益斋诗集》。

丁绍仪（1815—1884）《国朝词综补》 卷三十九亦有记载：“吴棠，字仲仙，盱哈人，道光十五年举人，官四川总督谥勤惠。”所载吴棠的字与《晚晴簃诗汇》 同。

然而，《清史稿》列传二百一十二有其传，称：“吴棠，字仲宣，安徽旴眙人，道光十五年举人。”经查阅发现，民国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十七、《铜山县志》第十六篇、民国十五年铅印本《泗阳县志》以及光绪《盱眙县志稿》卷九均将吴棠的表字记录为“字仲宣”。今检曾国藩著录的《曾国藩全集》一书，开头云：“仲宣尊兄大人阁下。”吴棠为人谨慎，他曾在曾国藩指挥下剿捻，曾国藩对他“倍加信赖”，多次保举。此外，二人合词具奏，向清廷呈交《豁免皖南钱漕折》。由此可推断，吴棠与曾国藩有私交往来，故曾国藩对于吴棠的字号书写应该不至于出错。从字音上来看，“宣”与“仙”二字读音较为接近，在传写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定的讹误。由此，大致可以推测吴棠为“字仲宣”较准确一些。

（二）籍贯

关于吴棠的籍贯，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赵尔巽《清史稿》以及丁绍仪《国朝词综补》均有记载，但三处记录却各不相同：《清史稿》载“安徽旴眙人”，《晚晴簃诗汇》称“盱眙人”，而《国朝词综补》则著录为“盱哈人”。

《清史列传》有其记载，称：“吴棠，安徽盱眙人，道光十五年举人。”可见，《清史列传》也认为吴棠为盱眙人。许慎《说文》曰：“张目为盱，举目为眙；盱眙意为张目直视，因古县治在圣人山一带，登山可以远眺，故名。”秦置盱眙县。东晋义熙七年（411），置盱眙郡。南朝齐复置盱眙县。隋开皇初废郡留县。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设立招信路总督府，翌年改临淮府；二十七年（1290），省府复为盱眙县至今。原属安徽省，1955 年，划归江苏省，属淮阴专区。

经考证，吴棠籍贯确为“安徽盱眙”，而非“旴眙”或“盱哈”。大概是“盱”和“旴”，“眙”和“哈”在字形上比较接近，容易造成讹误。仅仅相差一字，推测可能是抄录中出现的笔误，非有意改动。

四、李文藻

李文藻，字素伯，号茝畹、又号南涧，益都人。乾隆辛巳进士，历官桂林同知，有《岭南诗集》。

关于李文藻的进士年份，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乾隆二十六年”说

王昶《湖海诗传》卷二十五有其传，称：“李文藻，字素伯，号南磵，益都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桂林府同知。”此外，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卷三十八亦有相关的记载：“李文藻，字素伯，号南涧，山东益都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可见，以上材料记载与《晚晴簃诗汇》并无异辞，均将李文藻的进士年份定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

（二）“乾隆二十五年”说

江藩《（道光）肇庆府志》卷十七中记载：“李文藻，字素伯，益都人。乾隆己卯举人，明年成进士。”又《（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五十九《宦绩录二十九》也有其记录：“李文藻，字素伯，益都人。乾隆己卯中式举人，明年成进士。久之，谒选广东恩平县知县。”乾隆己卯，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则李文藻在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清史列传》卷七十二亦有记录，称：“李文藻，字素伯，山东益都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选广东恩平县知县。”

（三）“乾隆三十六年”说

杨钟羲《雪桥诗话》卷七所载与上述两种说法均异：“李文藻，修历城志，以详慎称。乾隆辛卯成进士。”“乾隆辛卯”即乾隆三十六年（1771），则又可备一说。

关于李文藻进士的时间，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四《李南涧墓表》记载：“此桂林同知南涧李君之墓……君讳文藻，字素伯，号南涧，山东益都人。乾隆己卯举于乡，庚辰中礼部试，辛巳成进士……君卒于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四日。”由材料“辛巳成进士”，可知其墓志认为李文藻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

此外，青州博物馆也有李文藻墓志（志石为一合，长87 厘米，宽80 厘米，厚12 厘米）的记录，其出土时部分字迹受损，随即运进博物馆收藏。志盖由嘉定钱坫篆“李南涧墓志铭”六字，嘉定钱大昕撰志文，正书，4l 行，满行40 字，益都刘文远书。其中也涉及李文藻的进士信息，云：

己卯之秋，予奉命主山东乡试，得益都李子南涧，天下才也……南涧讳文藻，字素伯，一字茝畹，晚又号南涧……二十一补县学生。好博览今古，不为世俗之学，所至必交其贤豪长者。既以第二人举乡荐，明年，会试中式，又明年，成进士。

从墓志“二十一补县学生……既以第二人举乡荐，明年，会试中式，又明年，成进士”可以得知，李文藻应在其二十三岁时进士，即乾隆二十六年。墓志铭是对逝者的世系籍贯和生平事略记录最权威的载体，是集一个人的德行、政绩、学向、功业等于一体的历史档案，其内容很有价值，可作文献史料补史书之不足，故它的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故经相关的文献材料考证，可进一步断定：李文藻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而非“乾隆二十五年”或“乾隆三十六年”。

五、叶昌炽

叶昌炽，字颂鲁，一字缘裻，号鞠裳，长洲人。光绪己丑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宫侍讲。

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六十七《经籍考十一》著录叶昌炽《寒山寺志》三卷，称：“昌炽，字菊裳，号缘裻。江苏长洲人。光绪巳丑进士。”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三亦有其传，曰：“叶昌炽，字鞠裳，元和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可见，《清史稿》所载叶昌炽的进士时间与前举诸说均不同，则可备一说。

《晚晴簃诗汇》载“光绪己丑进士”，即光绪十五年（1889）。而刘锦藻将其记录为“光绪巳丑”，实则并无其年份一说，故可断定《清续文献通考》记载存在讹误，并非“光绪巳丑。”

今检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发现有其进士时间的记录，称：“四月……初九日会榜揭晓，清晨至屺怀寓避嚣，坐甫定而捷音至屺怀,中第十二名……十四日覆试案发，幸列一等第四名……廿四日黎明至西苑门听宣,状元张建勋广西临桂人,余列二甲第二十名。”此为叶昌炽在光绪十五年四月所记录的部分日记内容，从日记中不难发现叶昌炽始中试为第十二名进士，复试为一等第四名，殿试二甲二十名。《缘督庐日记》为叶昌炽的日记手稿，其记载的信息较为可信，据此可知，叶昌炽的进士时间当为光绪十五年（1889）。

六、杨锐

杨锐，字叔峤，绵竹人。光绪乙酉举人。官内阁中书，加四品卿衔。有《说经堂诗草》。

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一有其记载，称：“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考取内阁中书。”然而，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乙集卷四称：“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同治丁卯举人。”同治丁卯，即同治六年（1867），与前举诸说不同，可备一说。

笔者查阅杨锐的相关资料，得知杨锐有二兄一弟，其长兄杨聪学问渊博，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绵竹文史资料选辑 第5 辑》中辑录了黄德明的《杨锐年谱》，在年谱中有杨聪的相关记载：“1867 年，丁卯，(清同治六年)杨锐十岁，长兄杨聪乡试中举选授丰都训导，杨锐随行授读。”由此可知，杨锐的长兄杨聪于同治丁卯（1867）中了举人，杨锐只是跟随杨聪授读。此外，同治丁卯年时杨锐年仅十岁，其中举的可能性不大。由上来看，《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所载杨锐“同治丁卯举人”存在讹误，推测可能是在抄录过程中，误将杨聪与杨锐的中举年份产生了混淆。故杨锐的中举年份可能为光绪乙酉十一年（1885）。

七、葛金烺

葛金烺，字景亮，号煜珊，平湖人。光绪丙戌进士。官户部郎中。有《传朴堂诗稿》。

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五十有其传，称：“葛金烺，字景亮，号毓山，平湖人。光绪癸未进士。官刑部郎中。”记载葛金烺生平颇详。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八十一《经籍考二十五》著录葛金烺《传朴堂诗稿四卷补遗一卷》载：“金烺，字毓珊，浙江平湖人。光绪癸未进士。户部郎中。”排比前举三则材料，不难发现：

第一，葛金烺的表字，诸书均称“景亮”，惟《清续文献通考》称“毓珊”。《晚晴簃诗汇》与《两浙輶轩续录》均记载了葛金烺其号，但两书一作“号煜珊”，一作“号毓山”。

第二，《两浙輶轩续录》《清续文献通考》二书并称葛金烺进士时间为光绪癸未，即光绪九年（1883）。而《晚晴簃诗汇》载其进士时间为“光绪丙戌”，即光绪十二年（1886），与前举诸说均异。

第三，关于葛金烺的官职记载问题，《晚晴簃诗汇》《清续文献通考》均称其“户部郎中”，然而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却将其记载为“刑部郎中”，则又可备一说。

字，又称表字，也叫表德，在意义上和名有着密切联系。《说文解字》：“亮，明也。从儿、高省。”其本义有“明摆出来，显露、显示”，后引申指“明朗，清楚”，是对其名“烺”的同义反复。因此大致可以认为葛金烺的表字为“景亮”应是无误的，故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中所记载的“字毓珊”疑有问题。而号与字不同的是，号与名字没有意义上的联系，并且多数是由自己所命，用以抒发自我的情怀、表达处境心愿等。一般而言，名较之表字随意得多，一个人则可以有很多号。从字音上看，“毓山”和“煜珊”音同，猜测可能是在传抄或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差异，没有其本质性的区别。

关于葛金烺的官职，今检《（民国）平湖县续志》发现有相关的记载：“葛金烺，二甲四十八名刑部郎中改户部郎中。”据此可知，葛金烺曾先后任职刑部郎中及户部郎中。此外，《（光绪）平湖县志》中记录了葛金烺进士的时间，称：“进士九年癸未科陈冕榜，葛金烺，丙戌补殿试。十二年丙戌科赵以炯榜，葛金烺，二甲四十八名。”可见，葛金烺在光绪丙戌年补殿试，并获二甲四十八名。综上，经一系列考证，我们大致可以推测：葛金烺字景亮，号毓山或煜珊，光绪丙戌进士，曾任户部郎中、刑部郎中等职。

①⑲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第3册），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723页，第630页。

② 〔清〕萧穆：《敬孚类稿》，见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3辑》，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573页。

③㉞㊸ 〔清〕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民国景十通本.卷二百六十一，卷二百六十七，卷二百八十一。

④ 〔清〕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⑤ 〔清〕吴孟复：《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稿》，黄山书社2006年版。

⑥⑩⑭㉔〔清〕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第2册），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711页，第711页，第711页，第607页。

⑦⑱ 〔清〕阮元：《揅经室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⑧⑪㊷ 〔清〕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⑨〔清〕戴肇辰：《学仕录》，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⑫⑮㉑㉟㊳ 〔清〕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29页，第13029页，第12222页，第13440页，第12744页。

⑬〔清〕 杭世骏：《道古堂全集》，清乾隆四十一年刻光绪十四年汪曾唯修本，卷二。

⑯⑰〔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⑳〔清〕丁绍仪：《国朝词综补》，清光绪刻前五十八卷本，卷三十九。

㉒㉙ 清国史馆：《清史列传》，王钟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

㉓ 牛汝辰：《中国地名掌故词典》，中国社会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页。

㉕ 〔清〕王昶：《湖海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㉖ 〔清〕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㉗ 〔清〕 屠英等修，江藩等纂：《（道光）肇庆府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㉘ 〔清〕阮元修，陈昌齐纂：《（道光）广东通志》，清道光二年刻本，卷二百五十九。

㉚ 〔清〕杨钟羲撰集，刘承干参校：《雪桥诗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㉛ 沈云龙，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481页。

㉜ 王华庆主编，青州博物馆编：《青州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页。

㉝㊲㊶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第4册），中国书店1988年版。

㊱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第5卷），馆藏于北京大学，十六卷本。

㊴ 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绵竹县委员会编：《绵竹文史资料选辑 第5辑》，绵竹县政协出版,第48页。

㊹ 《（民国）平湖县续志12卷》，卷七，钞本。

㊺ 《（光绪）平湖县志25卷》卷末，清光绪十二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