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士兵的重负》中的战争创伤与诉说救赎

⊙赵世铮［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石家庄 050024］

一、奥布莱恩视角下的战争诉说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了大量描写越南战争的文学作品，许多参战士兵作为作者以日记体、回忆录、口述他人记录等形式对越战经历进行文学描写，奥布莱恩即以自身视角描述了越战中受到的创伤，战后以创作的方式进行创伤的诉说，客观上产生了自我救赎的效果。

（一）诉说越战的奥布莱恩视角

蒂姆·奥布莱恩1969至1970年服役，奔赴战场，做过步兵、无线电操作员，荣获战斗步兵勋章、紫星和铜星勋章，退伍时荣获中士军衔并于1994年重返越南。《士兵的重负》正是奥布莱恩依据越战经历，以自身或战友视角叙述的短篇小说集。与美国众多越战文学相似，越南人民、士兵始终处于话语缺失状态。作者通过强调故事的真实性、经验的想象填充两种方式以自身视角完成了对于越南的描写。“这是真实的”“他发誓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每篇故事中几乎都会出现对于“真实”的强调。针对一件战事，视角的偏差会让人漏掉许多真实的图像从而形成不同的认知，而这些认知又都可以定义为“真实的”，基于此他选择了战争场景中美国士兵的视角，在故事的描述中以真实性的强调构成作者的独白。小说叙述者的声音为作者的声音，越南成为被审视的客体，作者或沉溺于叙述越南战场的经历和感受，或在理想化叙事中删掉不和谐的战场内容使得越南话语处于缺失状态。当有越南人出现时，越南人的心理活动和对话描写也多为作者经验的想象填充。《我打死的那个人》一切都是叙述者奥布莱恩基于自身经验对年轻越南战士的想象，越南士兵的形象客观上表现出美国人的战争经验和精神意识。《士兵的重负》因此具有充分的真实性，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呈现的是蒂姆·奥布莱恩视角下的越南战争。

（二）对于越战创伤的诉说救赎

奥布莱恩的小说多以越南战争为题材，普遍被称为创伤小说，《士兵的重负》中的创伤多表现为原初的创伤性事件不断重现。身为战争的施暴者，死亡让美国士兵心中产生了自责、愧疚等感情，同时他们又是被迫卷入战争直面死亡的受害者。柯特·莱蒙的身躯直接挂在树上，基奥瓦深陷粪场的泥污里，这些惨象始终在奥布莱恩的脑海中浮现，它们有着自己的生存空间，重复上演且挥之不去。奥布莱恩基于此种状况，在写作、重回原地的过程中实现创伤复现与创伤整合。1994年他重新回到越南广义市美溪村外的河滩边，伸进河边沼泽的地带开始游泳。

这里差不多，我认定，这里就是米切尔·桑德斯找到基奥瓦背包的地方。我弯下身子，先是蹲着，然后坐下。那种旧日相识之感再度涌现。

可见他以场景复现的方式与基奥瓦一起沉入水底，从记忆中获得解脱。相对于战后的落寞与孤独，创作便于寻找到诉说的听众。诺曼·鲍克深陷回忆旋涡导致死亡的事件深深触动了奥布莱恩，他虽一向未将创作视为治疗行为，但也清晰地认识到创作带来的“疗效”。相对于战后的落寞与孤独，他在改写故事、诉说经历的过程中使得故事内容重新表现、故事主题重新建构，从而完成了创造、寻找战争意义的过程，个体从被看作行动单元的战争中获得救赎。

二、关于越南战争的混乱认知

聚焦《士兵的重负》，虽多次出现“战争”一词，但没有描绘惨烈的战斗场景、完整的战争过程，奥布莱恩以片段化的故事讲述战争带给士兵的直观印象。战争是残酷且荒诞的，也意味着死亡，这是美国士兵时刻面临、突如其来且难以抵抗的死亡，又是美军暴力下越南人的死亡。同时，奥布莱恩笔下的战争具有双面性。士兵恐惧死亡，也蔑视死亡，与死者握手的仪式淡化了死亡的威胁。

战争是地狱——很明显，这个定义还不及它全部意义的一半，因为战争还是神秘、恐惧、冒险、勇气、探索、神圣、怜悯、绝望和爱情。

《旋转》中描述了战争中一些甜美的事情，从讨要巧克力的独腿儿童身上看到生的幸运与顽强，这是战争中令人慰藉、喜悦的事情。一个人接近死亡的同时也接近重生，幸运地活下来的巨大快感，邪恶杀戮后爱上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士兵即使在战争中死去也会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感受平静。越战客观上给美国士兵带来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战争的失败更是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奥布莱恩站在20世纪90年代回过头去审视越战，对于普通的士兵来说，战争给人一种幽灵般大雾的感觉，浓重而持久。分辨不清楚人在哪儿或者为什么在那儿，唯一确定的事实是令人迷惘的含糊不清。战争在政府的片面宣传及意识形态的影响中，目的和性质都变得模糊含混。士兵不了解战争的前线状况，等待占据了多数时间，没完没了的机械行走成为战争常态，其本质上是一场没有目的、没有输赢的滑稽战争。战场上，士兵无法明确辨别敌人致使整个越南成为“敌人”。米切尔·桑德斯讲述了一个六人巡逻队在山区执行一个星期的监听任务，却动用了数十万火力将会说话的越南山脉点燃。空无一人的山区中岩石、灌木、丛林、狐猴摧毁了监听人的意志。《蓬莱河恋人》中玛丽·安妮成为越南的一部分，在越南疯狂地找死般的冒险成为她生命的需要。在这样荒诞、不确定的战争中，奥布莱恩并没有刻意塑造英雄人物，也没有描写塑造英雄人物所需的战场和战绩。他在伟大和庸俗之间，看似是在平淡地描写刻骨铭心的创伤，实则是在混乱认知的呈现中拆解了伟大、消解了意义。

三、战争中士兵的感受

面对荒诞、不确定的越战，奥布莱恩说：“《士兵的重负》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枪、弹、军事演习、战略或其他‘战争’主题，而是关注人心。”奥布莱恩抓住士兵反复无常的情感变化和缠绕一生的记忆，营造了参战前、参战中、参战后士兵长达一生的感受世界。

作为步兵，带东西意味着负重。《士兵的重负》中还原了战场上士兵所需携带的军备物品、带有迷信色彩的物件以及镇静剂、《圣经》、毒品等个人必需品，在这些有形的物品外，伤病、责任、记忆和感情等难以摆脱的精神负担是最沉重的。双重重负投射到人物行为中，在战前、战中、战后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战前，士兵普遍保持着道德分裂状态下的痛苦抉择与“羞愧”感受。《雷尼湖畔》中奥布莱恩本能地认为战争不应发起但保持旁观态度，收到入伍通知后心中满是怒火，其后消退的怒火变成了强忍的一种自怜，然后是沉默。在沉默的等待中感受世界不断被挤压，他害怕战争，恐惧死亡，更害怕流亡，越过边境逃离战争的亢奋眩晕感与流亡失去身份的羞愧不安感产生强烈的冲突，最终他选择参战。在十万青年人逃避战争流亡国外的大环境下，战争的不正当性、杀人的罪恶感使得参战不具备保家卫国的荣誉感。在战争中，相比于野性侵略和建功立业，死亡难以预测，活着成为士兵所要面对的重要事情。面对不可控的“异常”，等待本身较之危险更糟糕，想象就像一个杀手，尤其是在黑夜。黑暗将人挤压进自身，直视不安的灵魂深处的黑洞时恐惧放大、想象飞扬并且心灵漫游。士兵会根据声音联想到一切可能的东西，陷入恐惧。“异常”力量影响下有人使用镇静剂以保持镇静、有人始终携带某个具有魔力的吉祥物。六名天生孤独的特战队员与玛丽被无可名状的恐惧支配，他们与越南神秘的山林融为一体，在冒险中探索自己的秘密，为冒险死亡着迷。战后，士兵则处于意义丧失的迷惘阶段。越战结束后，事情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好转，国家民族对于战争失败的羞辱感，家人同胞对于参战士兵的置若罔闻使他们缺乏诉说的对象，战争记忆与现实生活环境格格不入，士兵们普遍陷入空虚的生活和迷惘的精神状态，很多人选择了自杀。自接到入伍通知书起，美国青年一生就陷入了精神重负的旋涡。

《士兵的重负》中较少涉及女性形象，仅有的描写多以士兵的爱恋对象出现。与多数战争故事相似，爱情状态多表现为不合时宜的单相思或分手。克罗斯中尉带着对马莎单向的爱跋山涉水，多宾斯在参战中被女友甩了，诺曼退伍后发现女友莎莉嫁人。战争与爱情呈相悖状态并带有一定悲剧性，但爱情又承载着士兵的希望，它更像是越南战场外美国家乡的象征，是正常生活的希望。《蓬莱河恋人》中福斯对未来的幻想是与玛丽一起结婚并住在伊利湖附近的一所花哨俗艳的房子里，有三个黄头发健康孩子，他们白头偕老。美国平静甜蜜的日常生活与越南战场形成强烈的反差，爱情成为青年士兵反战情绪的依托。战争同时让人在直面生死的过程中升华灵魂，爱情进一步发展为心理需求。对于克罗斯中尉来说，稠密的爱、压碎的爱使他想要与马莎融为一体，并且探寻马莎充满独立性的精神世界，此时两人的爱情需求是相同的。因为从社会分工来看，马莎在埃塞俄比亚、墨西哥等做护士、传教的工作，与克罗斯中尉在越南参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爱情更像是同种境遇、同类行为的两人之间的精神共鸣。在感受世界中出现的爱情，承载着越南青年士兵的希望，满足着士兵的精神需求，爱恋对象的感受世界与奥布莱恩产生着共鸣。

四、后现代主义技巧营造“感受”的真实

奥布莱恩用后现代主义写作技巧的虚实融合、时空交叠使得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消除，破坏了线性叙事并创造出新的话语，描绘出具有不确定性的越南战争从而使得文本意义指向不确定，表现出越战的混乱、荒诞，营造“感受”的真实。

奥布莱恩区分了故事真相和发生真相，在虚实融合中追求感受的真实。从叙述视角来看，奥布莱恩具有多重身份，故事叙事层呈现出嵌套结构。蒂姆·奥布莱恩是《士兵的重负》的作者以及故事叙述者，其次作为故事叙述者将身份经历与发生真相进行嫁接与重建，部分故事进而呈现出第三叙事层，以奥布莱恩的视角看战友讲述的“真实”故事。故事的虚构始终立足于奥布莱恩的记忆和感受，将记忆和感受的流动融入发生真相，故事成为感受真实的一种外现。《话说勇敢》立足于诺曼·鲍克战后的创伤感受和真实故事，进行场景、材料、故事发生过程的重新整合。关于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怎样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好的形式》两个短篇中第一叙述层的奥布莱恩直接进入文本，认为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时完全不必掩饰淫秽和邪恶，一个没有发生的故事往往更容易被人们认为是真实的，因此多从士兵的感受出发，描写记忆中的故事真相。故事真相常以纯属虚构的方式呈现，《好的形式》中将故事叙事与评论叙事相结合，“很久以前，我曾作为步兵跋涉于广义省，别的几乎均属虚构”。以虚构的形式让读者感受到作者所感受的面目模糊的罪责和悲伤，在故事的塑造和改编中，重新定义越战的战争过程，表现荒诞的战争主题，寻找精神空间的意义。

后现代主义中重要的是写作本身，小说的叙述成了对小说的叙述。时间失去了任何限制，成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死者的生命》中呈现出的混乱时空组合和碎片化拼贴，依靠多个时间点和越南、美国两个空间的组合形成记忆、想象构建的故事。其他短篇也多缺乏明确的时间，以相同人物在不同故事中的重复出现串联起越战的整个过程，人物形象在故事拼贴中进行塑造和呼应。故事时间、空间的交叠表现了奥布莱恩关于越南战争的混乱思维，战后创伤始终缠绕在过去、现在、未来。故事空间上大部分以越南战场和美国家乡作为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形成对比，衬托战争中的杀戮、死亡带来的感受。虚实界限的模糊、时空混乱交叠虽然使得越战故事呈现出不准确性，却描绘出了感受的真实。

译者曾评价“这是一部由多个纪实性故事构成的越战题材中篇小说”，几乎再也读不到如此真实的故事。作家以虚实融合、时空交叠的后现代主义写作技巧避开战争的惨烈宏大，转而记录荒诞、充满不确定性的越战中士兵真实的感受世界。在描绘羞愧、恐惧、勇气、犹豫的感受和爱情、死亡、杀戮的记忆中，真实地呈现出越战给美国士兵带来的创伤，给美国社会及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