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郭雅坤[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严歌苓是一位用“生命”写作的作家,其笔下的故事和人物都可以从她的生活中找出痕迹。丰富而坎坷的人生经历是她创作取材的不竭源泉,其中童年经验对她后来的文学创影响尤其深远。童庆炳教授对童年经验做过这样的界定:“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意志等。”童年时期的生活经验日后都成为严歌苓写作的养料,她的作品中有以童年视角写成的系列自传体小说《穗子的动物园》《穗子物语》,也有以自己的经历为题材的《绿血》《一个女人的史诗》等,还有以自己的祖父为人物原型的家族叙事《陆犯焉识》等。这些作品中深深地刻有作家童年经验的烙印,在作品中成为一种“精神的还原”,包孕着她对人生、历史以及文化的反思。
“家庭氛围是作家个体心理建构的始源性想象。”一个人自出生时最先接触到的便是他的家庭,从出生到成熟,他都将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中度过,不同的家庭环境是影响人生道路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严歌苓出生在书香世家,她的曾祖父曾在上海开学堂,祖父是留美博士,父亲萧马也是中国著名作家,父亲对文学、绘画、音乐以及建筑的涉猎深刻地影响了年幼的严歌苓。这样的家庭对严歌苓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从小就能接触到大量经典的文学作品,从莎士比亚到拜伦,从《家》《春》《秋》到《静静的顿河》,对她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严歌苓小说中的故事具有“传奇”的特质。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小说被称作传奇由来已久,从中国古代小说中生发而来的“传奇”在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发展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发展。“传奇”被作为一种叙事技巧、叙事模式用来分析作家的创作特色,可以是题材的离奇、人物形象的特异、叙事方式新变以及语言的陌生化等。现当代文学中不少作家都具备这种“传奇叙事”的特质,鲁迅的《故事新编》中包含有大量古今杂糅的历史传奇、沈从文关于湘西的浪漫传奇以及张爱玲书写女性命运的家族传奇等,都是例证。文学的虚构性、想象性造就了不同风格的传奇叙事,严歌苓的小说同样可以从“传奇”的角度展开叙事,并且这种传奇书写和她童年时期受到的影响密切关联。严歌苓童年时期便热衷于复述在书中看到的故事,并且不爱老老实实地按照原样复述,总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令自己满意的情节。成为一位作家后,她的这种爱好在创作中得到了实践。严歌苓之所以被称为一位“会讲故事的作家”,一方面是因为她的作品追求一种极致化书写,用文字将场景描绘得如在目前,即语言的传奇性;另一方面是指她作品中传奇性的叙事方式,在符合艺术真实的前提下让读者惊叹于叙事主体的叙述手段。在《雌性的草地》中,“一只狼的颅骨迸裂了,它所有的狡诈、所有的罪恶念头一下子流了出来。柯丹胸上沾满它仍在痉挛的思维,它聪明智谋的热乎乎的残汤”,这是对柯丹被狼群围攻,几近放弃抵抗时突然被救的描写。本应是狼血的四处迸溅,但在对于人、狼来说都是生存和危亡的紧要关头,这样传奇性的语言描写让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直到第三者出现,柯丹被拯救,狼群被打败。而在《陆犯焉识》中,老几从荒漠监狱中出逃的一段,更是体现出叙事方式的传奇性:
老几从一扇破窗钻进了厂房旁边的棚子,一进去就掉进了一口热气腾腾的池子……老几的反应终于跟上来:发黑的液体是糖浆……棉袄棉裤上揭下的糖片可以补充他的给养……再用一些糖片做礼,坐一段路的牦牛背,歇歇他走得血泡重重的脚……他用糖跟他们换了一只雪鸡……那是他二十多天的逃亡里程中唯一一顿不甜的餐食。
凝固的糖在老几逃跑的过程中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这种恰到好处的运气和深谙为人处世的机敏使得老几的出逃既惊心动魄又有惊无险。而这一切都归因于作者的设计,当我们对老几的出逃既感到心惊又可笑时,不得不叹服作者的想象力。严歌苓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且越走越远,与她童年时期受到的或被动或主动的文学熏陶有直接联系。
严歌苓不像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执着于书写一个地方的记忆。与她同时代的作家如莫言、余华、迟子建等,作品中都体现出鲜明的地域叙事特色。莫言基于对家乡山东高密的无限深情,孕育了文学世界中的“高密东北乡”;余华的小说总是体现“海盐”特色,海盐特有的地名与方言经常出现在他的小说中;迟子建则始终凝视着东北这片土地,“将东北作为承载着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记忆场域”。这些作家在小说中对故乡的持续性书写,是童年经验对情感、记忆影响的一种结果,而在严歌苓的小说中,童年经验对作家的影响呈现出另一种路径。
严歌苓1958 年出生于上海,6 岁时去往安徽,12岁时被成都军区选中成为一名红色芭蕾舞文艺兵,随部队赴往成都,不到13岁便经常随部队去往全国各地演出,西藏、四川都是她常去的地方。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童年生活经历以及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固定化地域叙事,在严歌苓的作品中,地域空间的跳转一如她小时候感受过的地方水土与自然风光体现出多样化的风格,从而体现出童年经验对作家叙事影响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在她的小说《陆犯焉识》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在这部作品中,叙事地点首先以西北荒漠(“祖父”工作地点)——上海(祖母留守地点)构成第一层叙事空间,其次随着倒叙讲述主人公陆焉识的人生历程而展开更为具体的地域书写,呈现为上海——美国——上海——重庆——上海——西北。在这种空间切换中,还有对每一个地域的细节描写。如小说开篇是在西北荒漠上对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描写:“严寒和缺氧的大荒草漠,自由和不自由都一样,零下三十多度对管教干部和家属们也不赦免。”“自从去年大风刮走一个挺身警戒、绝不肯放弃自己宣传画一般的英雄姿态的解放军,所有人都乖了,风一来就卧得扁扁的。”大漠上由于食物短缺而对各种植被的描写,如芨芨草、蕨麻、沙棘果、灰灰菜、七七芽等,在艰难的岁月里成为人们为了果腹而迫切寻找的食物。等场景转换到上海时,描写又极具上海特色,如上海的方言“阿妮头”“四孃伯”“恩娘”“恩奶”“轧闹猛”等,亦有上海的建筑如弄堂和康定路,还有上海的食物,各种带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描写让叙事节奏得以快速切换而不拖泥带水。
这种迁徙生活带来的空间转换不仅在单部作品中有具体鲜明的体现,在严歌苓的其他作品中也可看见,对严歌苓的小说进行整体性审视,就会产生由点到面的联结。《陆犯焉识》《雌性的草地》都以草原为故事发生地,《第九个寡妇》中女主人公葡萄的女性传奇发生在中原地区,《霜降》中女主人公由乡下进入北京大院开始了错综纠葛的人生,《小姨多鹤》中故事一开始发生在中国东北,后来为了掩盖多鹤令人可疑的身份,张俭一家搬到长江南部。这些散落的地点在综合阅读之后于记忆中串联起来,便会在总体上形成一个关于严歌苓小说创作的“地图”。在这个“地图”上,不同地域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背景、周围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这些跳转的地域背景并不是随意选取的,而是受童年时期迁徙式的生活方式先天的影响。
总之,这种童年时期开始的不固定生活体验的影响一直持续存在,体现在作品中就形成了严歌苓不同于其他作家“坚守故乡”的叙事表现。作家创作出来的小说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镜子”,虽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生活,却也是作家生活、思想的投射。不同的地域生活经历带给她不同的人生体验,不断的空间切换带给了她不同的生活体验,并逐一呈现在她的小说故事中。
“童年时期爱与创伤经验不仅构成作家的生命基础,也是作家的创作之源。”其中创伤性经验对作家的影响更为深刻。童年时期的创伤经验是指过早遭受物质上的缺失或精神上的折磨。作为成长于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位极具敏感性的作家,严歌苓童年时期的记忆与见闻经过时间的发酵,激发了她对人性持续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贯穿于她文学创作,最终形成了她的矛盾书写。严歌苓聚焦特定历史背景,借由男女情爱的传奇故事,书写了平凡又伟大、卑琐又高尚、复杂又纯粹的人性。其作品中对人性弱点的挖掘与表现与她作品中对永恒的爱的描写形成强烈的对比。
首先是对人性黑暗一面的描写。在她的作品中经常能看到人对人的背叛与倾轧。在《陆犯焉识》中,梁葫芦在最后将要行刑时,将老几不是结巴的事实全盘托出,希望争取组织的信任。而在小说前半部分,当梁葫芦从加工队长那里偷回那块白金欧米伽时,在极度困难的境地都没有将老几供出去,却在短短的一生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刻“翻供”,背叛此前的自己和父亲似的老几。陆焉识的儿子对自己没有任何帮助的父亲采取鄙夷与厌恶的态度,丝毫不顾及父亲的养育之情。《穗子物语》中的《异才》篇,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品性都可以“完美无瑕”地集中在毕奇身上,他一面天真可爱、涉世未深的模样;一面毫无愧疚地利用着老吴对他的爱护之心。
其次,人性黑暗的对立面是对永恒之爱的书写。爱与恨是文学创作的一组母题。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严歌苓以细腻而凌厉的笔触坚持书写不同的爱情神话,构成她作品中矛盾书写的另一极。《陆犯焉识》中焉识对婉瑜迟来的爱,虽历经波折却持续到人生的尽头,支撑着他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下去的是见婉瑜一面的念想。他冒着饥饿、寒冷、野兽袭击以及被抓到的危险,一路从西北荒漠潜回上海,就是为了见婉瑜一面,“不见他可太亏了,太虚于此行,虚于一生了。自首之后,他的一生就了结了”。但在费尽心力见到婉瑜后,焉识却决定不相见了,只是隔着距离凝望,因为他的出现会搅乱家人好不容易维持的安稳生活。他只能默默地跟随婉瑜下班、坐电车、去食品商场,旁观家人的生活,在阴影处团聚一回。而婉瑜早已嗅到焉识的气味,那是她年少时便为之倾倒的男子气味,但是为了不让孩子们更为难,她只能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两人的爱都超越世俗,隔着时间与空间的障碍依然爱到最深处。《小姨多鹤》中多鹤和朱小环的爱截然不同,她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输出自己的爱,以极富韧性的女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家庭。《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对欧阳庾的爱从青春懵懂到中年坚守,始终如一地痴爱着欧阳庾,她的爱不计得失,毫无保留。此刻对于女性对爱情追求的书写,跨越时空达成交流,保持着一种默契。
文学创作与作家的童年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严歌苓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出生于重大历史变革时期的个体心灵在文学中的独特的表现。换言之,作家选择用文学来阐释自己的心灵路程,没有人可以躲过历史所施加的印记,这种影响在文学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严歌苓的小说以“传奇”故事与“传奇”语言作诱饵,实则是将宏大历史纳入自己的小说中,其小说因而不仅仅是新鲜猎奇,而是具有更深刻的内涵与意蕴。童年时期的家庭氛围、文化熏陶等潜移默化的影响构成了严歌苓潜在的内在蕴藉,成长历程与时代历史的影响体现在小说的形式或内容方面,从而形成严歌苓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审美风格。
① 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②③ 翟瑞青:《童年经验对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及其呈现》,山东大学2013年学位论文,第12页,第40页。
④ 严歌苓:《雌性的草地》,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1页。
⑤⑦⑧⑩ 严歌苓:《陆犯焉识》,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103页,第9页,第21页,第152页。
⑥ 喻超、李丹梦:《记忆、认同与想象——文化记忆视野下重读迟子建长篇小说》2020年版,第151—157页。
⑨ 李晓燕,王志章:《作家童年爱与创伤体验对其创作活动的影响研究》,《作家》2010年版,第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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