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学相济：从自卑走向自信——赵伯陶先生访谈录（下）

北京 赵伯陶 杨阿敏

编 辑：杜碧媛 dubiyuan@163.com

您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工作十年后，又调至《文艺研究》杂志社担任编辑工作十五年，在工作中应该审阅了不少的论文，请从期刊编辑的角度，谈谈您在审稿中常见的一些问题。

文化艺术出版社因领导变更等原因，我于1998 年经艺术研究院调整，调入《文艺研究》杂志社任文学编辑，2008 年退休，又返聘五年。终因年近期颐的家母日渐衰老，需要照顾，65 岁刚过即永久离开了编辑岗位。

论文编辑与图书编辑的工作有所区别，但异中有同，都可以视为能够实践“编学相济”的岗位。文通字顺是对论文写作的起码要求，然而不少研究古典文学的作者竟难达标，甚至包括教授乃至“博导”。文字不通者往往不自知，且自我感觉良好。有的人写作半文不白，实则逻辑混乱；有的人追求欧化句式，热衷于长句书写，其实前言不搭后语，缺少谓语或宾语的句子令读者不知所云。我曾经接触过一位博导研究员，出过不少书，发表过很多文章，还能获奖，但其文字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多在似通非通之间。这与一些编辑自身的文字水平相关，这些不合格的编辑常被貌似华丽的措辞所迷惑，以不通为通，结果助长并最终造就了文字如此不堪的“学者”。

文字表达而外，论文作者的文献功底也是目前学界堪忧的一大问题。有一些学者非常聪明，思辨能力极强，写文章也左右逢源，因而出名较早。然而如此学者投来杂志的文章却经不起文献的核查，辗转相引者姑且不论，即使出于元典的引文，不是篇名讹误，就是断章取义，甚至郢书燕说，完全是一副“六经注我”的气派。我有一个不够完整的经验：凡是从文献考据出发进行研究的学者，往往能够走得很远，至老不疲，学术之树常青。凡是从理论到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聪明绝顶，“出道”甚早，却往往缺乏创新的持续力，晚年甚至靠吃老本维持一己的学术生命。

一个人的文字修养，除个别有天赋者外，皆须经历一个艰苦训练的过程。我初至中华书局任编辑，由于长期绝缘于书面文化，文字就写不顺畅，一封致作者的信函也要经编辑室主任大刀阔斧地修改方能发出。后来经过三四年的努力，将近四十岁，文字才勉强过关。我与作者的交往中，对于文章立意新颖却文字整体欠通者，往往“现身说法”，开诚布公地说明文字通畅的重要性；此后在编辑加工中的修改润饰也几乎须从头到尾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才能勉强面对读者。文章发表后，有些作者并不以为然，认为编辑多此一举，甚至是佛头著粪，点金成铁。然而一段时间以后，多数作者能够逐渐醒悟，正确反思自己以前的文字缺欠，有的作者还与我结为要好的朋友。

对于引文错讹乃至与原文意思南辕北辙的文章作者，我也坦诚相见，指出其瑕疵所在，帮助作者修订文章。做古典文学研究，文献考据属于基本功，绝不能漠视。在北大读书时，我曾将图书馆有关中文工具书检索的书籍几乎浏览一过，因而写毕业论文研究中唐诗人李益，搜集有关资料就显得得心应手，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我曾发现学界尚未瞩目的李益诗集的不经见版本。指导老师倪其心先生曾对其他老师说：“赵伯陶会自己找材料了。”如今个人电脑早已普及，古典文献数字化进程日新月异，乾嘉学者须穷尽一生之力解决的问题，用电脑也许几分钟就可以搞定。在与众多作者的交往中，交流有关学术软件，从而提高研究水平，也应当算我编学相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学问基本靠搜”，虽属自我调侃之语，却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当今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一大特点。学者有电脑助力，如果不能取得优于前人的学术成果，就真有愧于时代的眷顾了。

您是如何将编辑出版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的？您对古代文学论文选题与投稿等方面有何建议？请谈谈您的治学经验。

从大处着眼，在小处落墨，也就是说写论文不能“求全责备”，面面俱到，否则大而无当，犹如《庄子》中所谓的“五石瓠”，虽能“浮乎江湖”，但用场毕竟无多。至于如何选题，应当结合自己的科研项目而定。至于投稿学术刊物，首先要知己知彼，方能提高命中率。各学术刊物皆有自己的学术特色，并随主编或分管编辑的易人而发生变化，多多留意各刊物所发文章的风格，为刊物号脉，投其所好，发表论文就容易一些。当然不断提高自我水平是必需的；与刊物编辑交友，也算是“功夫在诗外”吧。

以我个人的治学经验而言，由于职司编辑，不像大学教授那样有科研压力，我治学全凭个人兴趣，这反而令我有了相当的自由度。我的写作或古籍整理大多是出版社命题作文的产物，这样就免去了“找婆家”的困窘。1998 年左右，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高弟刘铁梁教授主编《中国民俗文化面面观》丛书，其中《十二生肖面面观》久而未得合适人选，齐鲁书社同仁推荐我应命。当时我尚未使用电脑，就花费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利用休息日到国家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记笔记，做卡片。进入角色后趁热打铁，十个月一气呵成，近26 万字的书稿终于蒇事。生肖文化涉及面广，文化人类学、天文地理、宗教信仰、岁时风俗、民间传说、美术造型艺术乃至马具文化等，几乎与生肖文化都有相关性。如今天骑马不可或缺的金属双马蹬，是西晋以后方登上历史舞台，马上“无立足处”，其单骑作战的能力就大打折扣。三国及其以前的战争实践，骑兵之间的单打独斗绝非如小说《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般惊心动魄，骑兵团体迅捷勇猛的冲击力才是冲垮步兵的制胜法宝，诸葛亮的“八阵图”当是步兵在开阔地带抵御骑兵团队冲击的有效阻尼手段，而排阵的迅捷变化是击溃骑兵的关键。有了这一概念，以后我做百万余字的《三国志选》的译注书稿，对于有关战事的诠解，就有游刃有余之感。

从事古籍整理，如选注古代文学作品，只要认真去做，总能发现前人忽略乃至误解的一些问题，及时一一记录下来，一篇文章就稍具雏形了。对于原著读不懂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现问题之所在；自以为了然于心之处，往往反而会出现讹误。将论文写作与古籍整理结合起来，选题有的放矢，质量就有保证，发表也非难事。

您在古籍选注上有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如注释评选有《宋词精选》《袁伯修小品》《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 《明文选》《归有光文选》《王士禛诗选》《聊斋志异详注新评》《修己以敬》《中国传统家训选》等，请谈谈您在文献注释方面的心得和经验？当下文献影印、古籍整理之风正盛，但成果亦参差不齐，对此，您有何看法？

古典文献数字化的工程方兴未艾，为当今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有关学者应当充分利用电脑软件强大的检索功能，就有可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清初王士禛诗创作为追求神韵的内在风格，挦扯古人的“偷句”“偷意”乃至“借境”策略实为其重要手段，唐诗宋调自然不在话下，元明诗的佳句也时而进入诗人法眼，笑纳于自己的作品之中。如果没有电脑检索的方便，发现这种微妙的联系谈何容易！这也是今人注释王士禛诗可能超越清人惠栋与金荣的方便之门。我应出版社之命做《王士禛诗选》就是拜电脑所赐发现了有关其神韵说内涵的诸多有趣的问题，以后写有《偷句、偷意与借境：王士禛诗创作神韵举隅》长文，刊于《文学遗产》2016 年第1 期，恕不赘言。

出版社影印古代文献，为学者提供可靠的原始材料，的确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出版事业。然而今人整理古籍就须慎之又慎，如果掉以轻心，往往欲益反损。我曾翻阅今人整理的晚清人《鲁一同集》，内有《安东岁灾记叙》一文，开首几句整理者如下标点：“计然曰：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天之行也。”我才疏学浅，反复阅读，绞尽脑汁，竟不知其所云为何。查考工具书，也无从下手，只得借助有关古代典籍的逐字检索电子软件，因“计然”在古籍中出现频率较低，即以此两字为关键词搜索，检得东汉王充《论衡》卷一五《明雩篇》：“《范蠡计然》曰：‘太岁在于水，毁；金，穰；木，饥；火，旱。’夫如是，水旱饥穰，有岁运也。”（参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出版《论衡》标点本，唯“范蠡计然”中加顿号，作人名处理，小误）再经一番辗转查考，“范蠡计然”四字，并非人名并列，而是《范子计然》一书的异称，故加书名号。《新唐书》卷五九《艺文三》著录“《范子计然》十五卷（范蠡问，计然答）”，此书今已不传。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三《经籍考四十》著录《范子计然》十五卷云：“列于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用太岁（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假设的岁星）之运行结合阴阳五行之说解释每年的“水旱饥穰”，合理与否，这里不作辨析，但有了《论衡》的书证，再标点上揭一段文字，即是：“《计然》曰：‘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天之行也。”如此标点，文义就非常清晰了。

标点古籍小心为妙，校勘其文字也不能随心所欲。“为之地”三字，在古汉语中成词，即给人提供事理的根据。语出《韩非子·说难》：“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不必借助电脑，《汉语大词典》一类的工具书就不难查到。一部由某地方古籍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别集，却对文本中出现的“为之地”这三字出校曰“疑衍”。如此校勘古籍，真令人大跌眼镜，无话可说！

对于古籍，首先要怀有敬畏心理，整理工作才能有获成功的可能！

古籍今译工作在今日已是必不可少，于文化普及作用匪浅，然而对于古典诗歌的今译，则多不认可，以为丧失诗味。您做过《新译明诗三百首》，请谈谈您对诗歌今译的理解？在具体的工作中，您是如何处理诗歌所蕴含的多义性所造成的翻译困难？

古代诗词乃至历史典籍的今译，上世纪80 年代末，我曾为山东大学出版社做过一本《清词选译》的小册子，台北三民书局2015 年出版我注译的《新译明诗三百首》，2019 年我又曾做《三国志选》的注译本（尚未出版），全为应命之作，不得不尔。然而概括而言，我认为古籍今译并非普及传统文化的利器。为历史、哲学典籍做一些今译工作，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阅读效率，但若用于文学典籍如诗词等韵文，今译会极大地削弱原作的文学感染力，而且往往费力不讨好。即使叙事文学中的文言小说，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不宜今译。白话《聊斋志异》一类的整理本出版了不少，只能满足于但求粗识故事梗概的读者，所谓“买椟还珠”，有关文学鉴赏的趣味则丧失殆尽，读这样的白话小说，岂不是味同嚼蜡？文学类的典籍实在不宜今译，否则将令读者与“文学”渐行渐远。

您做过《七史选举志校注》，对《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和《清史稿》的《选举志》逐一进行过校注，通过这项工作，您对诸史《选举志》应有深入全面的了解，请您谈谈各志的特色与优缺点，在阅读和利用史志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传统正史为“二十四史”，只有六史有《选举志》，将《清史稿》中的《选举志》计入，则为“七史”。如果将隋代视为中国科举制度的发轫期，那么唐代就属于这一取士制度的生长期，宋代是成熟期，明清两代堪称中国科举制度的完善化时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就不能隔膜于历代选材制度及其变迁，读书人的入仕荣身之路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研究文学者不可忽视。比较各志特色，说来话长，一言难尽。我曾写有《中华本诸史〈选举志〉商斠》一文，发表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 年第1 期，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2009 年3 月20 日《简报》第26 期全文转载，恕不赘言。《聊斋志异》涉及明清科举的篇章不少，做完135万字的《七史选举志校注》以后再做《聊斋志异详注新评》，就有得心应手之感。可见传统治学者所谓“文史不分家”之说，的确有道理，只挖一口深井式的探讨学问法，就往往会捉襟见肘，时而露出破绽，甚至出现“硬伤”。

您的《聊斋志异详注新评》一书，荣获2016 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在此基础上，又著成《聊斋志异新证》。此后还陆续有论文发表，在《聊斋志异》研究上，您倾注了不少心血，请谈谈您研治《聊斋志异》的因缘与历程，《聊斋志异》研究还有哪些有待探讨的问题？

2008 年，在武汉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遇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绚隆先生，曾就清人以及今人有关《聊斋志异》的注释乃至校勘、标点诸问题交换看法，我们一致认为与其修订旧本，还不如另起炉灶。这是我此后详注新评《聊斋志异》的动力所在。蒲松龄博及群书，阅读范围广泛，随手记下相关典故或令人醒目的文言词汇，或立时用于小说创作，或录于另纸以备不时之需，其文言行文典雅自如即与作者的这一创作方法密切相关。反推《聊斋志异》文字的语源出处在过去绝非易事，有关辞书只能解决一般性的语词或典故的来源问题，对于一些特殊语汇的辨识，注家或一般读者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我曾写有《〈聊斋志异〉注释小议》一文，刊于《蒲松龄研究》1994 年第3 期，对前人注释的缺憾提出过质疑，然而也只是杯水车薪，根本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近年以来，古典文献数字化软件的不断开发与应用、互联网搜索功能的强大，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开启了几乎人皆可入的宽敞大门。把握古典文献数字化这把利器，破解《聊斋志异》就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感觉，对于前人诠释的不足之处也更显而易见了。

“白服裙帽”四字在《聊斋志异》中凡两见，一在《司文郎》，一在《胭脂》，两者皆为《聊斋志异》名篇。对此四字，从清代以来的注家皆忽略不注，实则对读者正确鉴赏品味小说有关情节关系甚大，不可轻易放过。经电子文献检索，四字形容人的装束，语出《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传》：“宋元嘉世，诸王入斋阁，得白服裙帽见人主，唯出太极四厢，乃备朝服。”所谓“白服裙帽”即相对于朝服的便服。裙帽，乃曾流行于六朝的一种帽子，因帽缘周围有下垂的薄纱细网，故名。

白服不必论，裙帽，隋唐以后即已不甚流行，明末清初之际当已绝迹。在《司文郎》中，蒲松龄以“白服裙帽”形容宋生出场的服饰，无非凸显其异于常人的怪诞穿戴而已，从而暗示出宋生的游魂身份，绝非闲笔。作者以下又以“望之傀然”从侧面描写宋生，傀然，这里当作“奇异貌”讲。傀，傀奇，谓奇异。《广韵·灰韵》：“傀，怪异也。”《周礼·春官·大司乐》：“凡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大傀异灾、诸侯薨，令去乐。”汉郑玄注：“傀，犹怪也。”然而从清人至今，注家多以“高大”或“魁梧”释“傀然”，权威的《汉语大词典》立有“傀然”词条，“独立貌”的义项而外，又有“魁梧貌”之第二义项，并以《司文郎》为书证，显然错误，编写词典者没有弄清楚“白服裙帽”的出典当系原因之一。一个含怨飘荡的游魂有何高大可言？谓之怪异则恰如其分。

《胭脂》形容书生鄂秋隼穿戴亦有“白服裙帽”之谓，属于刻画书生为其新丧妻子服丧之装束，纯系借用典籍成词，并无深意。按先秦礼法，妻死，夫为妻服“齐衰”（丧服名，为五服之一，服用粗麻布制成，以其缉边缝齐，故称“齐衰”）一年，汉以后由于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夫为妻服丧之制并未严格执行。这里的“白服裙帽”不过表示象征性服丧而已，并不符合古代礼制。值得瞩目的是，“裙帽”，蒲松龄亦未用其本义，只是用为下裳与帽的合成词而已，否则既有裙帽遮掩其面目，小说有关“（鄂秋隼）丰采甚都，女意似动，秋波萦转之。少年俯其首，趋而去”的描写就不合逻辑了。

明确《聊斋志异》对《左传》等古典文献的借鉴，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诠释蒲松龄笔下事涉所谓“微言大义”的语词。如《促织》一篇，各地高中语文教材多加选录。小说中主人公成名本是一位未曾进学的读书人，因帝王向民间征求蟋蟀之举，几至于家败人亡，后因机缘以进献善斗之蟋蟀而富过世家。“异史氏曰”就此评论道：“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何谓“以蠹贫”？如果简单地理解为“因为害民之里胥而贫穷”或“因为读书而受穷”，就未免削弱了小说的批判锋芒，且与上一句“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之论也无逻辑关系。如果明确“蠹”一字语本《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中“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国之蠹也”数语，且作者运用了修辞学中的“飞白”一格，巧妙用“蠹”一字比喻祸国害民的人或事，这里即指皇宫“岁征”蟋蟀的弊政。如此诠释，则《促织》直斥帝王滥用民力的批判锋芒就显而易见了。《新唐书·卢怀慎传》：“夫冒于宠赂，侮于鳏寡，为政之蠹也。”《汉语大词典》收录“蠹”字，其第二义项即以《左传》为书证，今天注家或有疏漏，千虑一失而已。

《桓侯》一篇描写荆州彭好士骑乘偶啮仙草之马，半日驰行千里来至阆中，作客三国蜀将张飞的祠庙，颇受礼遇，小说反映了清初文人士大夫对于张飞礼贤下士之风的几多好感，这与史书所记述者并无参差，小说中的赳赳武夫张桓侯并没有给读者留下蛮不讲理的印象。至于小说中出现“同座者刘子翚”，此后又作为居停主人款待彭好士，这一人物的出场究竟体现了作者何种用意？以今所见两种全注本皆未出注，无非以为是蒲松龄信笔虚构的人物而已。责任编辑葛云波先生曾向我指出“同座者”当指南宋思想家刘子翚（1101—1147），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他以父荫补承务郎，通判兴化军，后辞归，居武夷山讲学，精《易》，朱熹曾从之学。著有《屏山集》，《宋史》卷四三四有传。朱熹《屏山先生刘公墓表》记述刘子翚临终前曾向朱熹传授了“不远复”的三字符，刘子翚《寄魏元履》诗亦云：“尝闻不远复，佩作三字符。”今武夷山五夫里朱熹故居紫阳楼仍悬挂有“不远复”的匾额。所谓“不远复”语本《易·复》：“初九：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大意即走得不远就回归，以自身能力欠缺，故用以修身养性。这与小说中彭好士远游迷失的情境正同，蒲松龄因之联想到刘子翚著名的“不远复”三字符，从而在“异史氏曰”中又说：“观桓侯燕宾，而后信武夷幔亭非诞也。”这对我们探讨蒲松龄浮想联翩的小说构思过程大有助益！作者正是通过不同时代历史人物的“穿越”完成了小说别有寓意的书写，这是清人至当代诸多注家千虑一失之所在。可见准确注出刘子翚其人，对深入理解《桓侯》的情节设计不可或缺。

在整理《聊斋志异》的过程中，我陆续发现前人疏漏或忽略的一些问题，前后写有系列论文近四十篇，分别就《聊斋志异》与《尚书》《周易》、“三礼”、《诗经》《左传》、“四书”“前四史”、《太平广记》等文献典籍的关系问题加以探讨，陆续刊发于《社会科学辑刊》《东南大学学报》《河北学刊》《求是学刊》《聊城大学学报》《铜仁学院学报》《文史知识》《蒲松龄研究》《中国教育报》等刊物。力图从文献出发，以考据的方法多角度、多方面揭示《聊斋志异》的思想艺术价值。2017年杪，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聊斋志异〉新证》一书，凡46 万字，即是上述诸多论文的结集，可视为我做《聊斋志异详注新评》的一项副产品。

先是，我曾以《娇娜》为样稿求教于北京大学教授马振方先生，马先生回函有云：“自吕、何以迄于今，《聊斋志异》注本见到数种，也各有千秋。但还没有一部真正的‘详注’本。较比以前各种注本，你的注本才是地道的‘详注’。《聊斋志异》的细读与研究的深入需要有一部这样的注本。其最大特点是广为寻求词语的源头、出处，从而为深透了解蒲翁所用某些语句的意味成为可能。此外，勇于注别人所不注者也是难能可贵之处。此书的出版或可成为《聊斋志异》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你多年从事古籍的注释与研究，且极勤苦，累积了深厚的古籍功底，作此详注是最合适的。”研究《聊斋志异》的权威学者袁世硕先生赐序拙作有云：“伯陶注释《聊斋》，眼界开阔，小说文本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物名、事件，即便不甚关乎作品大体者，都不轻易放过。如辨《金姑父》篇的‘东莞’应为‘东关驿’，《夜叉国》中的‘交州’应依二十四卷抄本作‘胶州’，《沅俗》所言‘沅江’应为‘元江’，《尸变》中的‘搭帐衣’实为‘送给死者的衣衾’等，不仅与文本叙写的情况相吻合，对读者也有增长历史文化知识的意义。出于这种思路，伯陶作‘简评’也冲破了一般就小说所叙故事情节揭示其意思意义的模式，注重探明各自的本事、源流、事理，参照中西有关文献，引申出文本深层隐含的微言大义。”

周绚隆先生曾专门撰有《人民文学出版社〈聊斋〉出版六十年》一文（《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 年第1 期），其中评价《聊斋志异详注新评》有云：“该书吸收了《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的校勘成果，将精力重点放在注释和简评，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对于读者准确理解原文大有裨益。”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话当然含有很多的鼓励成分。

您长期工作在图书与学术刊物编辑岗位上，与图书作者和论文作者都有接触，请谈谈您与这些学界友人的交往因缘？

欲做好编辑工作并力求达到编学相济的目的，就需要与学术界广结善缘。对于学界友人的组稿有求必应并努力完善，尽快交稿，是维持自家信誉的保证。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乔力先生擅长于选题开发，《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中国传统文化专题研究丛书）24 万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9 月出版；《明清小品：个性天趣的显现》25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6 月出版；《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22 万字，济南出版社2001 年9 月出版；《秦淮旧梦：南明盛衰录》21 万字，济南出版社2002 年10 月出版。这四部专著皆为乔力先生策划并联系出版的，前两种著述对于我以后做《明文选》，无论选文还是注评，皆有导夫先路的意义；后两种著述对于我研究明末清初的诗文、小说，也具有背景展示的效果。

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先生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命我做《明末清初卷》，完成后67 万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年出版；另主编《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命我做《七史选举志校注》，完成后135 万字；与陈文新、何坤翁合作编《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完成后 465 万字，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苏州大学学报》编审王英志先生，21 世纪初协助钱仲联先生主编《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建议我做《归有光文选》，并亲任责任编辑，完成后近30 万字，由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年出版。2008 年王先生曾向上海古籍出版社推荐我为清王文濡所编《明清八大家文钞》整理集评本撰写“导读”；2013 年他又向台北三民书局推荐我做《新译明诗三百首》，完成后70 万字，2015 年出版。

通过《明文选》的注评，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同仁结下友谊，《王士禛诗选》《聊斋志异详注新评》《中国传统家训选》《修己以敬》这四种图书都是继《明文选》之后在2009 年至2018 年这十年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稿出版的。其中《聊斋志异详注新评》成书后250 万字，部头较大，责任编辑葛云波、李俊两位先生为人作嫁，不遗余力，为此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一般情况下，编辑对于作者的书稿能够做到订正错讹已属不易，至于拾遗补阙，就是社会对于编辑的更高要求了，读者对此自不能苛求。社会当下对图书质量的提高颇为重视，这当然是好事，但不能只责怪编辑的修为有所欠缺，作者的学术素养也不容忽视。作者原稿基础单薄，编辑为订正其诸多“硬伤”已然无遑他顾，能做到雪中送炭就算尽职尽责了；作者原稿基础牢固，编辑审读才能“春风得意马蹄疾”，锦上添花就有可能。我写有《人世间难得的缘分》一文，收录于《文学名著诞生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2021》，专门谈论人生治学路上编辑与作者之间友谊的可贵。

聊城大学文学院已故友人李庆立教授、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已故友人沈伯俊研究员，皆与我交谊甚笃，著述互赠，或为对方撰写书评，君子之交淡如水，却不可或缺。已经退休的人民大学叶君远教授，浙江大学朱则杰教授、徐永明教授，深圳大学沈金浩教授，虽难以“乐与数晨夕”，也当算是陶渊明笔下之“素心人”相交了。我们在治学路上时常相互勉励，共同进步。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阅古小札》一组小文的撰写。这组文章是1992—1998 年应《中国青年报》副刊《绿地》编辑王长安先生之约撰写的，“阅古小札”也是由长安先生命名的。他是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窗，毕业以后在《中国青年报》报社工作兢兢业业，为组稿四处奔波，将《绿地》副刊办得生龙活虎，业绩不俗。七年间陆续刊发我所写纵横文史的“小札”四十余篇，每篇平均两千字左右，据说读者反响不错。以后长安先生不幸早逝，“阅古小札”也就此中辍，而他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于我的脑海中，无限怀念之情黯然而生。也许尘世中难以实现的企盼，往生净土即可如愿以偿吧。

正是由于有上述诸多“贵人”的相扶相帮，令我增多了学术实践的机会，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逐渐增多，古籍整理图书乃至专著也相继出版，自信心从而大增，且日益增强，这终于令我完全走出了人生自卑的阴影。

除了编书，您的生活中应该也离不开买书、读书、藏书，请谈谈您的这些经历？读书也是人文学科治学之基础，有学者认为论题应该是在读书中读出来的，如何才能在读书中发现问题呢？

坐拥书城，大约是古今真正读书人的理想家园。无论做编辑工作还是钻研学问，都离不开书籍。不必追忆诗圣“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类的诗句，记得某位学者也说过：“想要把自己的图书列入图书馆，就要先把图书馆列入自己的书。”为了治学的需要，我有十三书柜（多数带顶柜）的藏书。有些是学者赠送的，如《清诗纪事》前七册为钱仲联先生所赠阅，后面的十三册是托江苏古籍出版社友人三折书价代购的；《王士禛全集》为主编袁世硕先生赠阅。《清史纪年》十二卷，则是在北京春季书市低折扣购入的。众多友人赠书以及参与项目获赠图书仅占我藏书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需要的书还是要购买的。如余英时先生的书，买来置于座右，受益匪浅。

在实体书店兴隆的年代，万圣书园、第三极、风入松、盛世情等书店曾是我经常盘桓流连的地方，徜徉于书海中，自有妙不可言的趣味。随着实体书店的陆续退出市场，网购图书在带来便利的同时，淘书之乐也荡然无存了。

《徐霞客游记》中《游太华山日记》天启三年（1623）三月初三日记：“行从牙罅中，宛转如江行调舱然。”何谓“调舱”？注家多不出注，有译文者则谓：“像在江中行船掉转船头一样。”显然有望文生义之嫌。经辗转查考，知柴萼（字小梵，1893—1936）《梵天庐丛录》有释，亟于孔夫子旧书网购得这部由故宫出版社出版的笔记。是书卷二七“掉枪花”一则云：“吴楚谓帆上风曰抢，谓借左右使向前也。《扬都赋》：‘艇子抢风，榜人逸浪。’今舟人曰‘掉抢’是也。又作‘舱’，作‘枪’，见杨慎《俗言》。”所谓调舱，同“掉抢”，谓江行中帆船遇偏风甚至逆风，须不断调整帆的迎风角度，以巧借风力曲折前行，俗语“好船家使得八面风”即谓此。能够迅速解决这一令当今注家迷惑的问题，实拜便利的网购所赐！

受钱锺书先生《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著述的启发，“读懂”是注释古籍的起点，“打通”则是对注释提出的更高要求，而对古籍“读懂”“打通”又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中国古代的韵文写作讲求意境，往往意内言外，一唱三叹，因而注释古典诗词尤为不易，稍不留神，就会张冠李戴，甚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我曾写有《一代“游圣”的寻踪——与朱惠荣、李兴和译注〈徐霞客游记〉商榷》《性灵与学识——〈船山诗草全注〉问题举隅》《〈三国志〉注译发微》《文本细读与清诗注释——〈张鹏翮诗集校注〉诠解商榷》《聊斋文本的细读——周先慎先生治学一隅》等文章，或指瑕，或称誉，全就“读懂”与“打通”诸问题立论，与人为善的同时，也有自我警戒的用心。写这样内容的文章，家中若无一定数量的藏书，恐怕是不可想象的。

您用文言（多为骈文）所作序跋（后记）有数十篇之多，这在当下似乎较为罕见。您为何用这种形式来表达？您觉得今人写作文言需要注意些什么？请谈谈您的经验。

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者，就应当熟悉古人有关文体的写作，如有可能，不妨略作尝试，粗识其间甘苦大有好处；否则做研究就好似扣槃扪烛，或形同隔靴搔痒，难中肯綮。拙作诗词也曾公开发表过一些，但限于才情，北人又不晓入声，所作实在难入识家法眼，只好藏拙。用骈文一类的文言撰写后记，尝试用一些古人掌故串联起自家所欲言者，无非是到古人文章中“做贼”，并非什么本事，但至少可以体会到形式大于内容的骈文写作，其难度与实用性皆远逊于自铸伟词的韩愈、柳宗元、苏轼、归有光等大家的散文创作。有学者曾经用一巧妙的比喻形容骈文与散文两种文体的区别：骈体如同一只装饰华美的硬壳箱子，即使其中空洞无物，至少可以保持貌似体面的外表；散体则如一只绣花软口袋，倘若其中无有货真价实的物品，就会塌瘪叠折不成模样。明白了这层道理，再研究唐宋古文运动的必要性就会别有会心了。

能否谈一下您的自我评价？今后有何打算？

北京天桥过去的习武练家子，为招徕看客，开练之前总要说一些垫场子的废话，以拖延时间，如“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一类的自炫之语，其后通常还要缀以一个有趣的自我判断：“光说不练，那是假把式；只练不说，那是傻把式；能说会练，那才是真把式。”言下之意，他就是天下少有的“真把式”。我没有硕博的头衔，学无显赫或正式的师承关系，不免“野狐禅”之讥；更不是名校中的博导，在曾经盛行一时的名片上也从来无缘添加“享受”某种特殊待遇的荣耀。我以编辑身份业余从事学术工作，没有职称焦虑的功利性目的，也没有年复一年科研课题的压力，这反而令我的业余治学有了“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迅捷与快慰。如果勉强算作“学者”的话，我既非“真把式”，也不是“假把式”，充其量不过是“傻把式”一类，以上有关治学的自我总结，也大多“卑之无甚高论”。我于偶然中踏进北大的门槛，本是时代的阴差阳错造成的；至于编辑之余从事明清文学研究更是偶然中的偶然——毕业后分配至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正缺明清一段的编辑，如此而已！然而聊以自慰的是，北大中文系的四年寒窗，总算没有白读；编学相济，令我的人生终于从自卑走向了自信。不过尔尔，岂有他哉！

我今年（2021）已经七十三岁，终于能深刻体会到孔夫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的从心所欲心境。继《义理与考据》《〈聊斋志异〉新证》两部论文集之后，我刚刚整理出我的第三部自选集《远岫集》，分为“论文”“书评”“序跋”三编，正待字闺中，成书后大约在60 万字以上。我去年即已蒇事的三部注评书稿待出，还有解读一部明人典籍的任务需要在今年仲秋以前交稿。大功告成以后，是否“金盆洗手”，尚未最后定夺。记住那句老话：

车到山前必有路！

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