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今》如何察今？

江苏 刘伟生

《察今》是《吕氏春秋》中的代表性篇章，又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不乏各类解读文章，但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到底应该怎样来考察当今社会形势以拟定法令制度。我们不妨结合文章的中心意旨与论证方法，来分析《察今》如何察今，并借此了解《吕氏春秋》及其编撰时代人们的认识方法与思维方式。

《察今》的中心意旨与论证方法

关于《察今》的主题，有“察今”“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先王之法不可法”“察今而定法”等说法。

高中语文教参即认为《察今》一文的中心论点为标题本身，而更多的人则认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才是文章的主旨。主张中心论点是“先王之法不可法”的，认为《察今》的议论对象即中心话题是“要不要法先王之法”，全文的论据也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先王之法不可法”，而不是“察今”。其实“察今”的目的是为了定法，而“先王之法不可法”与“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既是一体两面的不同表述方式，也可以互为论证依据。这几个观点虽有侧重，但不矛盾，应该综合起来理解：明察当今，因时变法，而非死守故法。徐晓鸿“察今而定法”之说，庶几近之。

《察今》篇本系法家言论，与韩非子《五蠹》篇“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相似。《五蠹》篇中著名寓言“守株待兔”，即用以论证韩非的这一主张，认为“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先秦诸子中，儒、墨、道诸家都主张效法先王，法家尤其韩非，则“力图把世人尤其是儒家学者从渺远的先王拉回到现实之中，力图启示人们关注现实，并从现实中寻求治理国家百姓的有效办法”。“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察今》篇无疑也具备这样讲求实效的精神实质。

就论证方法而言，《察今》善用正反结合以类比推理，好以一意数喻而反复论证。为了论证因时变法这一核心观点，文章先从反面论述“先王之法不可法”，即否定拘泥古法的做法，再正面强调“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的主张。其间有直接的论议，说“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人可益之，人或损之”，说“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说“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有事实的引证，说“天下有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尤以比喻和寓言居多，前言“堂下之阴”“瓶水之冰”“尝一脔肉”，中譬良医、良剑、良马，再穿插“循表夜涉”“刻舟求剑”“引婴投江”三则寓言，真可谓反复甚至繁复。或许比喻与寓言比直接的论议更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察今》如何察今以定法

论证的方法虽然繁复多样，《察今》中也有难解难通的地方，就是从“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到“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这一段。李彦明称其为“断裂的论证”，理由有四：一是在“察已”与“察今”之间没有过渡，出现了论证思路上的断点；二是“察今则可以知古”之说，没有阐明察今的真正目的；三是说“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若不加限定，其语义与全文论证难以统一；四则认为“有道之士”至“一鼎之调”一组句子与文章中心论点及分论点无关。这段话涉及人我古今，确实有含糊不清与循环论证的味道，李彦明先生不可谓不敏锐。但人我古今之间也并非单向度的传播，一方面今从古来，是先有古后有今，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古”已然不是本初的“古”，而是经由选择乃至再造的古，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古从今来，我们对古代情事包括立法情况的考察便是从今人的角度来进行的，然后再从这种考察中吸取包括通用方法在内的有益成分，所以说“观今能鉴古，无古不成今”，“古今一也”。人我关系也是一样，只是因语言的简省而造成了文意的断裂与歧义。

议论文讲引论、本论、结论，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还要解决问题。其实这一段就是要回答“怎么办”即如何察今以定法的问题。

那到底该如何“察今”呢？我们可以从原理、途径、方法等维度来考察《察今》中的这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在回答“怎么办”的问题时，首先说到的是“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放弃先王成法难在理念而非操作，“法其所以为法”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为法方法，二是法其方法。“法其所以为法”之所以可能，其实是因为人我古今的立法精神、立法原则、立法方式是相通甚至相同的，即“因时变法”，在这一点上，“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这是大的前提，也是基本原理。这基本原理甚至可以上升到“道”与“德”的高度。《去私》篇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烛”“四时无私行”“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贵信》篇说“春之德风”“夏之德暑”“秋之德雨”“冬之德寒”，讲的是自然规律。《察今》篇说“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讲的是社会规律。

除了崇高而笼统的普遍规律外，还有类同原则，类可推原则。所谓“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召类》），在类同的前提下，可以由已知推知未知，即“以所见知所不见”。《长见》篇也有近似的说法：“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

再说“人”，今天我们讲立法要以人为本，要满足人的需求，要有人来考察人的各种需求。古代立法当然也围绕“人”，但“人”的范围可能没这么大，或者说分工有所不同，权利与责任不那么对等。《察今》篇的后面说：“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可见上段文字中的“人”“我”主要是就因时变法的人君而言的。当然，也不妨碍我们理解为更广义与广泛的包含“民”的“人”，因为即便在古代，君民之间也是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

既然人我古今“因时变法”的立法精神、立法原则、立法方式是相通的，甚至上通于道、上通于德，那就要因应时势，以道察今，即一面悟道、存道、据道、证道，一面察今、察时、察人、察事。具体来说，就是要根据类同原则“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前面说过，“以今知古”与“以古知今”是双向互动的，就阅读习惯而言，不妨用“以古知今”代替“以今知古”。从字面意思来看，“以近知远”涉及空间关系，“以古知今”指向时间维度，“以所见知所不见”关乎部分与整体、现象与本质问题，也是考察与认识过程由已知到未知的共性。

为了更进一步解释如何根据类同原则“以所见知所不见”，《察今》接下来还用了三种生活常识来做比拟：“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大致说来，这三事三喻对应着上文三句所言时间上已知与未知、空间上已知与未知，以及部分与整体、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结合因时变法的观点来理解，就是要通过考察古今、远近、人我等各种情事来归纳立法的通用之道，再根据这通用之道，结合当今具体形势，用类推方法制定法令。

因为时间、空间原本难解难分，部分与整体更关乎空间属性，再加比拟的方式预存有诸多阐释的可能，对这三事三喻的理解自然会多元多貌。比如“堂下之阴”与“日月之行”，既涉时间，也关空间，又何尝不蕴含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而“瓶水之冰”与“天下之寒”，虽侧重于空间关系，又何尝不涉及时间维度，乃至如徐晓鸿所言之虚实、因果、彼此关系？（徐说：“第二喻讲的是由实见虚，由果知因，由此知彼。”）可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讲要利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使用归类与类推的方法，进行从已知到未知的考察。

到此为止，文章已完成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部曲般的论说，余下的段落不过是观点的正面提炼与比喻寓言式论据的多重铺陈。就逻辑性而言，这些段落也未必严谨，从接受效果来看，比喻与喻言却比纯粹的说理更引人注目。三则寓言甚至可以脱离文本也具有独立的价值。这就说明认识与表达、逻辑与感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张力。

《吕氏春秋》的道法观念及认识思想

从更大范围与背景上了解《吕氏春秋》的道法观念与认识思想或许有助于理解《察今》篇未能详述的“察今”方法。

因时变法是法家一贯的主张与做法，《商君书》开篇即名《更法》，内中商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其实五霸争雄都离不开变法图强，战国七雄也没有固守藩篱旧制。韩非子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更强调“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吕氏春秋》因时变法的思想可以说渊源有自，但《吕氏春秋》也罕见关于立法程序与方式的具体论述，更多的是认识目标、过程、方法等方面的言论。

《吕氏春秋》认为，认识的根本任务在于“知一”。“一”即“太一”，“太一”即“道”。

《大乐》篇说：“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又说：“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论人》篇更直说：

凡彼万形，得一后成。故知（知）一，则应物变化，阔大渊深，不可测也……故知知一，则复归于朴，嗜欲易足，取养节薄，不可得也……故知知一，则可动作当务，与时周旋，不可极也；举错以数，取与遵理，不可惑也……故知知一，则若天地然，则何事之不胜？何物之不应？

显而易见，这“知一”便是“知道”“得道”。“执一而万物治，使人不能执一者，物惑之也。”（《有度》）知道、有道，并执道，便能辨明万物、治理万物。所以《察今》篇称“察今”者是“有道之士”。

要想更快更好地知道识道，还得去除成见，免受思维局限。用《吕氏春秋》的话来说，就是要“去宥”“去尤”：

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去宥》）

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去尤》）

“宥”同于“囿”，意指局限；“尤”同于“疣”，义含缺陷。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认识的过程难免有局限与缺陷，“去宥”“去尤”就是要尽可能消除主观偏见，弥补客观不足。

关于认识的过程，《察今》篇已提到由近及远、由古及今（由今及古）、由己及人、由所见知所未见的路线，并举三事为喻。《贵因》篇也有近似的比拟：“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月行而知晦朔，因也。”因循天地运行的规律，就可以审察、推论四时与晦朔。《论人》篇也讲到由己及人：“主道约，君守近。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其索之弥远者，其推之弥疏；其求之弥强者，失之弥远。”认识他人与外物之前，先要“反诸己”，什么叫“反诸己”呢？《论人》篇继续说：“适耳目，节嗜欲，释智谋，去巧故，而游意乎无穷之次，事心乎自然之涂。若此则无以害其天矣。无以害其天则知精，知精则知神，知神之谓得一。”还是说要消除各种主观好恶，即“去宥”“去尤”，“去宥”“去尤”才能“得一”即“得道”。《观表》篇与《察传》篇还用到“征表”与“熟论”这样的语词：

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征表，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观表》）

凡闻言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察传》）

即便是先知先觉的圣人，也要审察征兆与表象，而听到传闻一定要深入考察并加以验证。“征表”与“熟论”分属两篇，合在一处正好可以说明认识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

至于认识方法，主要还是类推，在识类、别类的基础上比类、推类，识类推类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察传察疑。

“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圆道》）“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疑似》）因为事物的复杂性与迷惑性，需要知类、识类，知类、识类的手段与方法是别类、察类。“别类者，谓凡事必分别类居而寻求其所以然，否则必致理论与事实相违戾。”别类不仅为了事物的分类，更以“寻求其所以然”为宗旨。《别类》篇专举别类的案例，通过批评以偏概全、笼统比类的做法，来阐述“类不必固”“因而兴制”的思想。按蒋开天的统计：“在《吕氏春秋》中，‘察类’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五：‘察微’‘察疑似’‘察传言’‘察其所以’‘察不疑’。”其实近似的说法还有“加虑”“察疑”“熟论”“验理”等。归纳起来应该是耳目直观、逻辑推理、实情检验等方式方法。

耳目直观是感性认识。“目不失其明，而见黑白之殊；耳不失其听，而闻清浊之声。”（《执一》）耳目原本具有感知事物的功能。《论人》更提出“八观”之说：“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八观所述都有特定的情景，这其实也是检验，所以“八观”之后，还有“六验”：“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察传》篇也讲到以实情来检验的方法：“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这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察传》）根据物情与人情来考察，也是验证。逻辑推理即前文所讲类推，其所依据的是类同原则，就方向言，有人我、古今、远近之别；就方法言，有归纳与演绎之别；就表达方式言，有直陈有比拟有寓言。

总言之，从根本目标，到大致过程，再到具体方法，《吕氏春秋》中有着丰富的认识思想，了解《吕氏春秋》的道法观念与认识思想，对解读《察今》终究如何察今以定法的问题不无帮助。

余论

作为杂家代表作的《吕氏春秋》，汇集了先秦各家学说的精华。其所承继的因时变法思想，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立法原则。其所蕴含的类推方法与认识思想，在中国古代，也具有典范意义。研读《察今》及《吕氏春秋》，有助于了解古人的立法思想与认识方法。同时也要看到，包括《吕氏春秋》在内的古代认识与表达的局限，整体直观思维与类比推导的方式，“只是关于现象整体性质的模糊性知识，而不是关于现象局部的清晰的、确切的真实知识。它只强调现象的已然状况，而不强调现象所以然的原因”。古代汉语有简练省净的优长，但简省的语言也容易导致如《察言》篇所说的“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的是非不分的结果。以致两千年后，我们读《察今》篇中如何察今这一段时，会产生如此多的歧义。

①周文杰：《〈察今〉的中心论点是什么》，《中学语文》2000 年第11 期；刘家振、王金凤：《〈察传〉〈察今〉论证方法比较谈》，《语文教学与研究》1989 年第11 期。

②余晓安：《〈察今〉的中心论点是“察今”吗》，《语文学习》1997 年第3 期。

③徐晓鸿：《〈察今〉 中的一意多喻》，《语文教学与研究》1993 年第4 期。

④常森：《先秦诸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1—492 页。

⑤李彦明：《〈察今〉:断裂的论证》,《语文教学与研究》2001 年第1 期。

⑥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1652 页。

⑦蒋开天：《〈吕氏春秋〉“知类”问题研究》,《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6 期。

⑧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30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