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后殖民文学的创作艺术——解读小说《盗雨的女人》的空间建构、叙事主体与“他者”身份

⊙王晰灏［吉林外国语大学， 长春 130117］

后殖民主义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是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现象所造成的种种后果而进行的批判主义研究。当代葡萄牙文学经常涉及去殖民化的问题和产生的社会影响、与前殖民地国家的政治与文化独立有关的问题、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等主题，因而引发了西方学术批评界的大量关注。

特林达·格桑（Teolinda Gersão）是葡萄牙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语言简洁朴实，情节真实且贴近生活，她擅长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剖析生活，描绘当代葡萄牙社会的各个方面，又伴随叙事时间与空间的转移，重现某个特定时期葡萄牙的历史社会现实，就像一台多视角的时光机器，带领读者去发现和探寻历史与现实的角落，感受和反思过去与现在的生活。这些故事都来源于日常生活，但又通过梦幻、怪诞、恐怖和不可思议的构思角度和展现形式，使故事含蓄深远、耐人寻味。

《盗雨的女人》是特林达·格桑的代表作，该书出版于2007 年，一经出版即在所有葡语国家引起轰动，被译成多国语言并畅销20 多个国家，从而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凭借此书，特林达·格桑获得2008 年的Prémio Máxima de Literatura（《极限》杂志文学奖）和Prémio de Literatura da Fundação Inês de Castro （伊尼斯·德·卡斯楚基金会文学奖），受到西方评论界的极大关注。本文拟从空间建构、叙事主体和“他者”身份三个方面探析作家的创作艺术。

一、叙事空间：“非场所”空间的建构

作者构建的叙事空间发生在欧洲大都会——葡萄牙里斯本。男主人公“我”是一位欧洲其他国家来里斯本短暂出差的男性商人。作者采用插叙手法讲述叙事者“我”的听闻，借五星级酒店里黑人女清洁工的口头叙述，向读者讲述了很多年前发生在非洲故乡一个可怜女性的不幸遭遇。在这一插叙内容里，叙事空间发生变化，不再是欧洲，而是另一个世界——非洲。

小说中作者建构了两个对立又共存的空间：欧洲与非洲。欧洲即是叙事者“我”与两位清洁工所生活的空间，非洲是清洁工讲述的“盗雨的女人”所处的空间。小说的叙事者“我”的境遇与插叙的非洲“盗雨”女人的遭遇形成强烈的对比，超出了叙事者的认知范围，使他感到惊讶，产生了逃遁的冲动。法国人类学家马克·欧热指出空间“场所”所具有的三个特征，即处于社会关系中，具有历史性，给身处其中不同身份的人贴上标签。在“场所”的概念中，由于各方面的限制，个体间具有相对固定的关系，社会结构也相对稳定，这种稳定的结构使得“场所”不管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对个体来说往往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延续性。男叙事者欧洲商人与黑人女清洁工各自代表了一个“场所”，这两个空间的碰撞，是欧洲社会与非洲社会的碰撞。一个是当代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资源充足、文明开化；一个是过去非洲的原始社会，穷困贫瘠、愚昧迷信。因此这两个“场所”的空间碰撞存在对立性。欧洲不可避免地由资本主义秩序所支配，“时间就是金钱”，因此叙事者整日忙碌，女清洁工所代表的非洲，仍然处于原始的连续时间性的矩阵。

无论是叙事者“我”还是两位清洁工，都不属于这两个空间，在完全偶然的情况下，使得他们各自代表的两个空间“场所”产生碰撞。根据马克·欧热的“场所”理论，这是新生的空间类型——“非场所”，它们不与社会建立联系，它们没有历史，它们与身处其中的个体身份无关。“非场所”是过渡场所，然而在“非场所”中，由于个体的流动性极强，它们与“非场所”本身以及“非场所”中的其他个体无法建立稳定的关系，使得个体与“非场所”之间无法获得认同。非场所不停地分解后又重组，不再具有历史性，不同的个体之间的联系也是暂时的。小说中，作者建构的里斯本的五星级酒店最奢华的贵宾套房就是这个“非场所”，叙事者“我”十分偶然地因为酒店的过失补偿住在这个房间，两位非裔女清洁工刚好在这一房间打扫卫生，他们都不属于这个奢华的贵宾套房。男叙事者听到超出他的认知范围的“盗雨的女人”故事后，匆匆离开了这个“非场所”，飞机起飞意味着他彻底逃离了这个“非场所”空间。而女清洁工讲完故事后，她们继续手头的工作，继续跳回到日常的工作中，收拾其他的房间。这个贵宾套房即是过境空间，没有人属于这里，然而两个平行的不应该交叉的轨迹在这里相遇，在几分钟的时间里，让原始的非洲社会与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相融合，让差异与对立共存突现。在“非场所”的短暂停留后，他们回归到各自的“场所”之中，由此引发读者关于两种社会形态与文化身份认同的思考。

二、叙事主体：欧洲男性话语权

小说建构的叙事框架是由叙事者用第一人称“我”讲述一个男性欧洲商人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一次短暂出差经历。叙事者“我”是欧洲中资产阶级商人。他比较富有，每次出差都预订五星级酒店的客房，因而这一次由于酒店的工作失误，补偿给他免费升级入住最奢华的贵宾套房；他忙碌，每天都有一系列的商务会议以及会后的晚餐、聚会。对于他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因此他经常奔波在路上，出差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凑，几乎没有空闲时间。直到最后一天早上，出发去机场之前，他才有短暂的时间可以享受酒店里的奢华浴缸按摩服务，也是在此刻他发现了两个在酒店里打扫卫生的“黑人女佣”，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位欧洲男性“我”对于酒店中两个黑人清洁工的称呼，他用当代葡语中早就很少被提及的、已经过时了的“女佣”一词，一方面这是在强调社会与文化的鸿沟，把她们同时下流行的“员工”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可能叙事者不自知但潜意识中这就是她们应得到的称谓，于他来讲，似乎并无不妥。

作者以这位男性欧洲商人为叙事主体，以第一人称叙事，他享有话语权。他代表的是欧洲人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男性的思维方式，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对于叙事者“我”的欧洲男性商人身份而言，他的叙述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世界，自觉或下意识地感觉到欧洲对于世界的优越感；从男性的视角出发，自然而然地把女性边缘化。加之资产阶级追求的是机器大工业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对于手工业劳动者略有蔑视。在这种欧洲中心主义与男性话语权的掌控下，这两位清洁工是“他者”，她们是黑人、女性、清洁工、来自非洲。相对于叙事者“我”的异常忙碌，“他者”相对清闲，一边打扫客房一边聊天讲故事，而“他者”所讲故事的内容，是发生在非洲有关缺水的故事，这又与叙事者“我”对水的挥霍浪费形成强烈对比。

三、“他者”身份

上述提到的“他者”概念在西方哲学中有着深厚的渊源，“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自我”的建构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依赖于“自我”成功地将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依赖于“自我”对“他者”的否定。小说中的“自我”身份即是叙事者欧洲男性资本主义商人，小说中建构的与叙事者迥异的“他者”身份有两个：一个是虽然在里斯本生活工作，但贴着“黑人”“非洲”“女性”“人工劳动力”等标签的女清洁工；一个是生活在过去的非洲的“盗雨”女人。第一个客体的“他者”身份讲述的第二个客体“他者”“盗雨的女人”的故事。通过插叙拟合，两个截然不同的时空与社会交错相融：两个时间（当代与过去）、两个地域（欧洲与非洲）、两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与原始部落）、两种社会境遇（物资富足与资源匮乏）的相遇碰撞。

这个发生在非洲的“盗雨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可怜的女性，作者用“干枯”“树干”“伛偻”来形容她干瘪的身形，又用“低吟”“哀号”来描写她的精神状态，足以表明她流了很多眼泪，有着不幸的遭遇。她所生活的村庄，是一个极度干旱缺水的地方，在这原始的靠天吃饭的地域中，恶劣的自然环境自然使得当地贫穷落后，本就贫瘠的非洲大地因干旱缺水而更加贫穷，村民们对水的渴求也愈加强烈。愚昧无知的村民们把不下雨的缘由追究到这个可怜女人身上，认为是她哭干了田地河流，是她“盗”走了雨。在巫师的指点下，在长老们的见证下，证实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成了有“罪过”的“凶手”，所有村民一致赞成处死这个女人来把她“盗走”的雨夺回来，最终在村里男女老少的围观下，她被一个男青年蹂躏致死。

在这个插叙的故事中，仍然可以看到男性掌握着话语权，是“巫师”和“长老们”认定女主人公是“凶手”，而把她杀死又由一个男性青年完成。这个可怜女人和这个非洲村庄中的其他女性没有发出声音。在父权制社会，男性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处于劣势与服从的地位。女性被客体化、物品化，由男性统治并操纵着女性的命运。女性处在卑微且被操控的命运中，没有自主权。这个故事，是由两个生活在里斯本的一个非洲后代讲给另一个非洲后代听的，两位女性，无论是说话者还是听话者的反应都只有沉默和叹气，可见她们非洲身份的延续性，即使身处另一个地域，仍然保留着她们的身份。关于非洲盗雨的故事使欧洲男性资产阶级商人从刚开始听故事的好奇，慢慢变成不安，再到后来的愤懑，最终到逃离，因为叙事者“自我”感到了其中的差异与不同，“他者”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水平范围，使他感到不适因而迫不及待想要逃离。在“自我”意识形态中，小说中的“他者”暗示了一种边缘、被压迫、被排挤的状况与身份，这和“自我”的身份对立矛盾，他们却在同一个酒店空间内共存。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视域下，作家试图讨论这种“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认同的问题，这个有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作者在小说中呈现出两种迥异的社会文化形态与性别身份，然而一种文化身份始终与建构者和被建构者密切相关，话语权始终由建构者掌握。小说中的“我”欧洲男性与“他者”非洲女性的差别关系，实际上是作者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从而进行社会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呼吁追求正义、平等、自由和解放，并试图由此让读者解构和消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既定的概念与偏见，呼吁人们对父权社会的批判，即批判父权制将女性建构为他者。另外，也呼吁读者对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进行反思。在男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天然地被边缘化、特殊化，在贫瘠落后的非洲地区，女性更是被孤立的弱势群体。

四、结语

葡萄牙当代文学作品中经常涉及去殖民化与后殖民地化的题材，特林达·格桑的短篇代表作《盗雨的女人》是一篇获得较多关注的作品，有助于我们通过文学作品，了解葡萄牙后殖民地时代的社会现状，反思社会现实。欧洲与非洲、当代与过去、男性与女性、现代与原始、资源丰富与资源匮乏、文明进步与落后愚昧，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下，两者无法建立起稳定融合的关系，无法获得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