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手指》因何而红

⊙高西峰［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100083］

在东野圭吾的众多畅销书中，《红手指》绝对算比较“小众”的作品。但这部“小众”作品却在2006年出版后突破百万册销量，更入围《周刊文春》的推理榜年度十佳，并获得“年度最佳图书”奖。2011年，该作品影视化后，收获良好反响。该书自2011年被译介到中国以来，至2020年已经第四十四次再版发行。究竟《红手指》因何而红？本文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来揭示该作品的魅力所在。

一、非典型推理小说

《红手指》是一部非典型推理小说，书中既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没有精妙绝伦的犯罪手法，但它讲述的故事却足以令人动容：一个普通中年男人前原昭夫，在妻子的诱导下，为了帮杀害小女孩的儿子直巳脱罪，在真相即将败露之时，将罪名嫁祸给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最后在加贺刑警的协助及母亲的感召下，昭夫坦白了事实真相。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中，却隐藏着人间悲喜剧，读过不禁令人颤抖。

作为加贺探案系列的第七部作品，《红手指》发表在《毕业》（1986）、《沉睡的森林》（1989）、《谁杀了她》（1996）、《恶意》（1996）、《我杀了他》（1999）、《只差一个谎言》（2000）等作品之后。单从案件本身来看，似乎重点并不在犯罪过程本身，案情也不复杂。在推理方面，比起神探伽利略系列的硬核推理，本书似乎并无精妙的诡计及犯罪手法，更少了追凶的过程。传统的推理模式大都为案件发生后警察遇到瓶颈，名侦探登场，开始调查不在场证明，接着陷入僵局；随后命案接连发生，又出现新线索，再重复之前的调查过程，最后找到突破口，进行总结推理，指认真凶。但《红手指》却没有复杂的解谜过程，开篇就告知事件真相及凶手是谁，由此作品的主题及读者期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刑警与犯人间的侦查与反侦查就成了重要环节。比起犯罪手法及犯罪动机，该作品更注重探究悲剧形成的社会性成因，通过核心“诡计”红手指来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复杂人性。推理不只是破案，案件背后的冷暖人生更引人深思。

二、因残酷现实而红

东野圭吾的作品通常被纳入大众文学范畴，但在这种文学领域中，读者又是作用于创作方的主体，于是现实中的人间悲喜剧得以在作品中上演。东野圭吾曾提出推理小说的三根支柱“真实感、现实感、社会性”，他关注人性，描写社会百态。《红手指》是一部冰火两重天的作品，如果单读前半部分的案件，不禁脊背发凉，压抑窒息，对生命的漠视及支离破碎的家庭造成了悲剧的发生。一般说来，东野圭吾的作品中鲜有犯罪现场的描写，但《红手指》中有关被害女童的细致描写，让人感到难以名状的压抑、窒息。昭夫在下班路上遇见一个焦急寻找七岁女童的父亲，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失踪的幼女竟与自己的儿子有关。在处理尸体的过程中，他看到小女孩身穿带有小猫图案的粉红色运动衫，身体小得令人吃惊。他将女孩向上抱起时，“尸体出乎意料的轻，简直就像个洋娃娃。因为小便失禁，裙子上湿漉漉的。一股恶臭钻进鼻子”。生命竟如此之轻，任由他人处置，让人唏嘘不已。当昭夫看到警方拿来的照片时，他看到了一个眼睛大大的可爱女孩，笑容中充满幸福。他一想到这么可爱的孩子竟被残忍杀害就想放声大叫，让儿子为犯下的罪孽付出代价。但面对父亲的追问，直巳却丝毫没有反省和后悔，只是一味地转嫁责任。即便在接受刑警审讯时，他还在反复说着不知道，最后竟怪罪父母不好。这起恶性杀人事件折射出罪犯对生命的漠视，让人悲愤不已。

这看似一起突发事件，但其实昭夫一家早已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在调查前原家时，松宫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加贺却说：“这世上没有什么普通的家庭。表面看来是和谐的一家，其实家家都有难念的经。”看似和睦的一家，却丝毫感受不到家庭温暖，成员之间的纽带早已断裂。昭夫身为一家之主，更是家中所有人情感关系的纽带，但他不断地选择逃避。为了不使婆媳间的战火烧到自己，他主动断绝了妻子与老人见面。老人长年见不到孙子，而昭夫也对患病的父亲不管不问，甚至把照顾的重任都推给母亲和妹妹。父亲过世后，昭夫一家搬到母亲处同住，但夫妻俩都在主动疏远母亲，他们的儿子直巳更对祖母避而远之。他把家庭当作负担，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不闻不问，更连儿子在学校被欺负的事情也不知晓。他为了逃避所谓的压力，曾一度与酒吧女子厮混在一起。当儿子杀害女童后，昭夫竟让痴呆的母亲替罪，虽然他也知道“这种事只有畜生才干得出来。他想，假如真有地狱，自己一定万劫不复”。昭夫内心也曾十分纠结，但想到如果说出真相，直巳一生将背负杀人犯的罪名，自己一家也会被社会孤立，饱受非议，他宽慰自己为了保护家人，别无他途。看似“别无他途”，不过是粉饰利己的借口罢了，是他一贯的逃避作风所埋下的恶果。

除了丈夫的放任与不作为，妻子对公婆所表现出来的自私和冷漠也无限地消减了直巳的责任心。小说中塑造了一个歇斯底里的家庭主妇形象，八重子自私薄情，她认为照顾老人太麻烦，千方百计躲着公婆，只有在有利可图时才勉强答应同住。当婆婆患上痴呆症时，她更提议将其送到养老院，试图将其赶出家门，直到妹妹春美承诺独揽重任后才肯作罢。在丧偶式育儿家庭中，她独自承担了教育孩子的责任，但在孩子被欺负的事件上她也束手无策。她对儿子百依百顺，偏袒溺爱，甚至对孩子的恶行视而不见。为了直巳的“前途”，八重子极力阻止丈夫去报警自首，哪怕儿子是杀人犯，她也要爱护到底。母亲自以为是的爱也被儿子习得，直巳变得只关注自己的内心诉求，这种溺爱与放纵让他变得偏激自私、冷酷无情。在这个无爱的家庭里，八重子越走越远，终于自食恶果。或许这个绝望的主妇是值得同情的，她和丈夫的结合并非出于爱，只是因为到了适婚年龄。直巳诞生后，她更是独自一人承担了教育重任。当儿子在学校被孤立时，丈夫正和酒吧女子打得火热，所有的矛盾压在她身上，让她深感窒息，于是儿子就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但错误的爱护方式使得悲剧愈演愈烈。

矛盾丛生的家庭关系造成了悲剧的发生。血淋淋的残酷现实在不断告诫人们危险无处不在，矛盾的激化就可能导致恶劣的后果。或许这种现实太过真实残酷，让人不忍直视；但透过东野圭吾的笔触，我们再次感受到了生命的重量，悲伤过后更应该具有面对残酷现实的勇气。同时，我们更需要用红手指这样的核心“诡计”来激活人性的底色。

三、因亲情而红

昭夫、妻子和儿子之间的冰冷，更衬托了母亲政惠的暖。她不断用亲情感化昭夫，试图让他迷途知返，而起到关键作用的便是核心诡计红手指。昭夫的父亲章一郎去世前也曾患老年痴呆症，有一次昭夫和母亲聊天，见父亲正冲着天空发呆，他的手指是鲜红色的，母亲说父亲在玩化妆游戏。父亲过世后，母亲好像也爱上了化妆游戏，开始涂口红做恶作剧了。昭夫想起父亲曾经亦是如此，当时告诉自己事情缘由的就是母亲，而如今她也和父亲无异。一切都恍如隔世，又似乎顺理成章。母亲在案发第二天，主动把有尿骚味的手套给加贺看，让警察产生了怀疑。刑警把政惠带走时，昭夫发现母亲的指尖是红色的，以为她又像过世的父亲一般拿口红恶作剧了。因为尸体上并没有沾染红手指的印迹，昭夫的陈述里也没有擦掉印迹的相关内容，由此警察认定母亲并不是凶手，而这个假设成立的前提就是母亲没有痴呆。母亲为了不让儿子一错再错，不断地发送着信号。在昭夫越来越偏离正轨时，母亲便涂红了手指，意在暗示他回头，但他依然不为所动。因为政惠对儿子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他自己良心发现，便用相册与拐杖上的名签来引导。当儿子看到母亲珍藏着自己送的第一份礼物——名签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主动认罪。名签系在拐杖的铃铛上，昭夫还记得刚搬到这栋房子时，这铃声曾欢快地迎接了他们。但在母亲发现他藏尸时，铃声却格外刺耳。如今昭夫把它取出，它又发出了清脆的响声，一切如初。具有唤醒功能的铃铛，帮助昭夫幡然醒悟。母亲不断地用一些小道具提醒他，可谓煞费苦心。红手指看似只是起到一个过渡的作用，但它将父母的过往串联在一起，勾起了昭夫的家庭记忆。同时红手指更饱含了母亲的大爱，政惠没有直接对警察说出真相，用无声的行动和旧物来感化儿子，可谓“润物细无声”。如此既保留了儿子的尊严，也能挽救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或许这就是亲情的伟大之处吧。在缺少关爱的家庭里，或许只有春美能给母亲些许温暖。春美是昭夫的妹妹，是一个真心对待母亲的善良女人。母亲已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她对冰冷的现实彻底绝望了，于是她通过装病的方式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将其他家庭成员拒之门外。而春美是个特例，只有和她在一起时，母亲才是最幸福的。当八重子试图将患病的婆婆送到养老院时，春美更是极力反对，认为母亲只有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才会安心。而在实施红手指的“诡计”时，春美更是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配合母亲上演了一出亲情大戏。正是春美的善良与美好，才给了母亲活下去的动力，让她在寒夜中感到丝丝暖意。相较于春美对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昭夫却从未认真看过母亲的眼睛，如果仔细观察，便会发现那并不是无意识之人的眼睛。他被加贺的质问击中，就像一块大石头砸在他心口。

四、因人性而红

《红手指》通过突发事件不断试探着人性的底线，直巳因玩伴执意回家就残忍将其杀害，还将所有罪过都推到父母身上。昭夫和八重子为了一家人的“重生”，让母亲当替罪羊。我们不禁要问，何处才是人性的底线？东野圭吾“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带给读者更多的东西，比如人性的独白，比如社会的炎凉”，于是就塑造了洞悉人性的加贺形象。作者通过社会学家加贺的引导，最终让昭夫迷途知返。《红手指》中的加贺很懂人情世故，尽管昭夫一家嫌疑最大，但他在调查时也会探访周围邻居。这样就能最大限度保证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避免以讹传讹，伤及无辜。更让人动容的是，加贺从看穿真相时开始，并没有立即拆穿昭夫的谎言，而是对表弟松宫表达了破案方式更重要的观点。加贺认为“这个家里有隐瞒的真相，但不应该在警察局的审讯室里强迫他们说出来。必须在家里，让他们自己说出来”。于是，他配合政惠不断警醒儿子回归正途，进而挽回了一家人的尊严。而政惠为何要假装痴呆，加贺对此分析道：“也许只是从另一个方面回顾自己是怎么照顾痴呆老人的。必须记住的是，越是老年人，或者说正因为是老年人，内心常常会有不可平复的伤痕。治疗的方法有许多，周围的人不能理解。所以我觉得，重要的不是理解，而是尊重。”一如昭夫父母间的羁绊，正因为长年累积的感情，才让母亲能够一直照顾患病的父亲。母亲通过化妆游戏回忆起父亲的过往，或许会留恋不舍，或许会自责当初没能做得更好。虽然那时照顾父亲很辛苦，但日子总算过得安稳。如果没有和儿子一家三口同住，或许就不会酿成今天的悲剧。因此，政惠的一系列举动实际上包含着各种复杂的感情，她通过红手指等“诡计”，唤起儿子对过往的回忆，劝儿子迷途知返。总之，比起自以为是的善意，更重要的是要尊重老人的想法。

在小说中，还有一条副线贯穿始终，那便是加贺与隆正的父子情。父亲病重，加贺却从不探望，这让松宫误以为他生性凉薄，只顾自己潇洒，却没有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加贺与父亲的关系中也存在着重重矛盾，早年间父亲忙于工作，整天不在家，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因此父子关系冷漠，母亲也孤身一人远赴他乡，最后客死异乡。满怀愧疚的父亲决意要孤单死去，于是加贺向父亲保证临终前绝不来探望他。在加贺看来，“人怎么死，取决于他是怎么活过来的。那个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完全是因为他的活法就是如此”。而加贺的父亲要体会妻子临终时的孤单感觉，更为曾经的不负责忏悔。老人的内心是极为复杂的，但加贺明白了父亲的固执，并尊重了父亲的选择。他通过金森护士之手，以棋局的方式默默陪伴在父亲身旁，两人随着不断变换的棋局达成了和解。

不论是假装痴呆的政惠，还是决意孤单赴死的隆正，抑或文末提及的那个爱穿亡妻衣服的老先生，都以自己最独特的方式，来抚慰内心的创伤。或许只有通过这种看似怪异的举动，才能真切感到心爱之人还在身边。由此可见，人性永远是难解之谜，我们很难猜透对方内心的真实想法。比起世俗的关怀，似乎理解和尊重才是最重要的。正如东野圭吾在《名侦探的守则》中所述，只有熟知人性的才适合担任侦探。因此也只有对人性有着深刻洞察力的加贺，才能在破案中拯救受伤的心。

尽管《红手指》区别于严格意义上的推理小说，书中也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但东野圭吾在强调逻辑推理的同时，更描绘出冷暖人生。他不仅让读者直面残酷现实，更让人感受到了“红手指”的温度。这种冷暖交织的写实手法借助推理小说的外衣，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手指何红？它因残酷现实而红，因亲情而红，更因人性而红。人心因温暖的跳动而鲜红，手掌因温暖的血液而有力。

①〔日〕东野圭吾：《红手指》，于壮译，南海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56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引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 何映宇：《对话东野圭吾：我不介意更温情一些》，《新民周刊》2012年第34期，第35页。